1585年的農曆閏九月初九，太倉弇山園縹緲樓上高朋滿座，大明王朝的文壇盟主王世貞和一幫親友推盅換盞，只喝得酩酊大醉。
且說那一日，萬曆皇帝帶著他的文臣武將，在昌平的天壽山一帶登高爬低，查看地形。深秋的天空，寥廓的讓人發抖，皇帝的思路也開闊了許多，待拿定主意之後，他踱步邁進帷帳，召來四位內閣輔臣，上諭：朕遍覽諸山，唯寶山和大峪山的風水旗鼓相當，但是寶山在二祖陵之間，朕不敢僭分。壽宮選址還用大峪山，工程上著抓緊興造。
皇帝在帷帳內小憩了片刻，騎馬回到駐蹕的感思殿。隨即，對扈從的內閣和公卿做了例行的賞賜。在眾大臣叩頭謝恩退出的時候，皇帝把首輔申時行叫了回來，攤開最近各部院呈上來的奏疏，有點憤懣地展開了質詢：“朕看閱壽宮，自有主張，他們又不知風水，如何紛紛來說。”申時行答，近因人言，恐聖上有所疑惑，所以九卿諸臣才有所陳奏。皇帝接著說：“且待朕看定，如何這等忙迫，是甚麼意思
？”首輔接著打圓場：諸大臣只是想早日得到聖裁，別無他意。跪在地上回話的首輔只覺得嘴裡暗暗發苦，皇帝的火氣還沒有消，翻出御史柯挺的上疏繼續問：“柯挺開始說壽宮要向著簡山，怎麼現在又不說了，讓他回話來。”這個內情申時行是知道的，便如實回答了原委：根據欽天監監副張邦垣的意見，己亥山向和聖上的天命相妨，所以柯挺不敢固執前說了。
在太僕寺少卿李植的奏章，皇帝指著上面“青白頑石”的字眼還沒有發話，可憐當年的狀元郎，五十歲的內閣首輔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忙不迭地對頑石作了一番評頭論足的鑑別：李植說的大峪山壽宮地下有青色頑石，絕對不是這樣的，大凡石頭的顏色發麻或者帶黃黑的，才是頑石；若其色青泛白，便有生氣，不得稱之為頑石。
皇帝可能覺得再問下去也是無趣，上諭：李植外調處理；壽宮吉地聖裁已定，明日還京。眾輔臣叩頭而出。
大峪山的陵寢已經開工兩個多月了，但是一直被人聒噪風水不好，這裡面嗓門最高的是太僕寺少卿李植，他為皇帝選了三個地方，都沒有用上，於是心有不甘，攻擊工部尚書徐學謨和首輔申時行是兒女親家，是在首輔的幫襯下，皇帝採用了徐學謨的大峪山方案。李植大談徐學謨主張不當，大峪山並非吉地，山向不好，地下又有頑石等等，一時間讓皇帝也都動搖了。
藉助壽宮選址問題上引發的爭論，朝堂之上風波驟起。李植等人的本意是想讓內閣首輔申時行下臺，讓新入內閣的王錫爵接替首輔的位置。李植1587年考中進士後，選為庶吉士到翰林院深造，那一年王錫爵以詹事府詹事的身份主掌翰林院，所以李植也是王錫爵的門生。李植的小算盤剛一打響，王錫爵就發覺不對了，他對這種官場的傾軋非常反感，立即上疏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王錫爵稱讚首輔申時行面對指摘，唾面自乾，泊然無所芥蒂，只為重國體，
惜人才。對申時行大加鞭撻的三位大臣，李植是他的門生，還有江東之，羊可立，當他閒居鄉野時，這些人都曾大力舉薦他入閣。悠悠世情，誰不希望得到兩三位知己，但是他們的做法真不是光明正大之所為。王錫爵提出自己應當去職，列了三點理由：大臣不能師群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成而為惡少年所推亦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無可一日立朝之理。在王錫爵黑白分明的態度中，皇帝自然也看清了李植等人的伎倆，但是壽宮的風水也是大事，對於一些非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御駕再次踏勘天壽山。1585年的農曆閏九月初九，皇帝仔細查看現場之後，敲定原大峪山選址方案不變。
在皇帝為陵寢風水問題弄得一肚子不高興的時候，還有一件維持公平正義的事情需要他去辦。十月初一，文書官口傳聖旨：“二百年來科場太濫，這冒籍的先枷號，後治罪。張一桂，史鈳豈是不知？今亦無面目在此，都著致仕。以後還著嚴行稽查。欽此。”讓皇帝大為光火的事，正是這一年順天府鄉試的冒籍 案。
1585年，歲值乙酉，是天下秀才們三年一度的大比之年。鄉試在秋天舉行，又稱秋闈。乙酉科鄉試放榜之後，順天府的落榜秀才張元吉在京城四處張投揭帖，這一年鄉試的冒籍行為這才浮出水面，一時輿論大譁，直至成為了皇宮大內都關注的焦點話題。八名來自浙江的生員在順天府被立即拿下，斯文掃地。
順天府作為天子腳下的京畿重地，每年鄉試中舉的名額給的都很高，在萬曆十三年，順天府鄉試舉人定額135名，而浙江只有90名。於是歷年來，都有外地考生通過籍貫作假，到北京參加順天府考試的暗箱操作，這就是冒籍。乙酉科順天府中式的舉人中，浙江籍的生員高達23人，這樣優秀的成績，被投訴妨礙畿輔之地取士也是咎由自取了。當然，這些在順天府參加考試的浙江人，也不完全是冒籍，因為順天府作為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宦海沉浮的官員們有子弟在國子監讀書的，可以在順天府參加考試。比如順天府鄉舉定額錄取135名，其中土著100名，還有國子監的監生30名，流寓及各衙門書算雜流5名，後兩者相加共計35人若是外地考生，則屬於不冒籍。
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下，八名冒籍的浙江秀才中，六人被髮原籍為民，另有馮詩、章維寧兩名考生被立案查辦，因這兩人曾在主考官張一桂家的學館受業。在有司的大力迴護下，查得馮詩、章維寧在張一桂的學館只待了幾個月，兩人家境貧寒，試卷又非出自張一桂一人之手，委實無其他的舞弊內情。皇帝當然信不過這一套，將翰林院侍讀張一桂貶調南京，馮、章二人枷號示眾。隆冬臘月裡，兩名文弱書生在順天府的大牢裡幾乎要活活凍死，府尹沈思孝正好是浙江人，以同鄉之情憐之，給與衣食。這事情傳到宮廷裡去之後，沈思孝隨即被降俸二級，並打發到南京任閒職太僕寺卿。
明朝對於科舉冒籍的懲處，一般都是發回原籍，並能繼續參加科舉考試。但是萬曆十三年，順天府鄉試冒籍案，懲處的力度無疑是最大的，誠如沈德符所言：“蓋自來冒籍受法，未有此嚴峻及濫及者。”箇中緣由，世人漸漸才知道，這股嚴刑峻法的力量竟出自宮闈。萬曆皇帝最寵愛的鄭貴妃，來自順天府大興縣，在京城四處投帖揭發浙人冒籍的順天府生員張元吉，和鄭貴妃沾親帶故。外地人到北京來參加考試成績又好，侵佔了本地秀才中舉的名額，鄭貴妃當然要在皇帝的枕頭邊上多吹耳旁風。冒籍案的嚴厲查辦，讓皇城根下的百姓多少領教到了，宮裡這位來自大興縣的鄭貴妃可不是好惹的。
鄉試中榜的秀才，搖身一變成了舉人，便有資格參加來年二月在京城貢院舉行的會試。順天府的考生路近，可以安心的在家貓冬看書，以待開春的金榜題名，外地的考生就沒有這麼方便了，必須提前半年出門，走水路的要在大運河尚未結冰之前趕到北京。王世貞的長子王士騏，來不及給王世貞過十一月初五的六十大壽，便匆匆上路了。他在三年前（1582年）的江南應天府鄉試中考得第一名，但是次年的考場不利，春闈落榜了，1586年的春季會試，這是他第二次赴京趕考。四十年前，他的父親王世貞同樣也是冬天上路的，出門那天的兒女情長被寫成這樣一首五言律詩：此夜不忍旦，匆匆垂去家。回看小弱女，尤為解呼爺。凍雪依簷草，輕飈散燭花。莫揮分手淚，吾道自天涯。
1586年的春節，京城格外熱鬧，會館客棧裡住滿了外地進京趕考的舉子。雖然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但是看的全是四書五經，雖然各自操著各自的方言，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春二月的掄才大典——
會試。正月初五，在破五的鞭炮聲中，一個小男孩在皇宮大內呱呱墜地，當天，皇帝諭禮部：“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寅時，朕第三子生。”這個小男孩的生母正是前文提到的鄭貴妃，皇三子的誕生，給這個老大帝國出了一個立太子的難題，引發了長達十五年國本之爭，成為萬曆一朝的標誌性事件，此乃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萬曆皇帝的皇三子出生後，大內文書官到內閣口傳聖旨：借錢。因宮中喜事賞用，內庫銀兩缺乏，著取太倉銀二十萬兩。正在休年假的申時行不敢怠慢，在替皇帝擬旨給戶部之前，題奏了一本希望皇帝少花一點錢。這幾年皇家的開支實在太大了，又是建陵寢，又是修慈寧宮，動不動就在太倉、太僕寺挪錢用。當然這話申時行不會寫到題本里，首輔只是恭賀皇子誕生，國家大慶，可近幾年來京城費用日增，太倉裡的積蓄也不多，希望皇上稍加裁節，這次能不能只取十萬兩。皇帝尊重了首輔的意見，但是也沒有委屈自己，御筆一揮，定為十五萬兩。十五萬兩銀子能值多少錢，有個很簡單的換算，在當時能買
一萬匹上好的軍馬。萬曆皇帝從太倉，乃至太僕寺拿銀子用，也不是頭一遭了。1584年八月，皇帝秋祭天壽山並覽閱壽宮，就準備取太倉、太僕寺銀三十萬兩用於出行的賞賜。在申時行的調停下，最後太倉出了五萬兩，太僕寺馬價銀用了十萬兩。
萬曆皇帝從太僕寺借錢這一小事，在若干年後作為重要史料，被用於考證《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在該書第七回人物對白裡有這樣一句話：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明史專家吳晗先生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 《金瓶梅詞話》的文本包含有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事實並非如此，萬曆皇帝從太僕寺借錢確實是偶有發生的事情。但是，他的先祖早就這麼幹了，如正德二年八月，太監李榮傳旨：取太倉銀二十五兩，太僕寺馬價銀十五萬兩，貯於內承運庫。
內庫作為皇家的專屬賬戶，錢經常有不夠用的情況，從太倉挪用公款，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因為溥天之下，莫非皇家領土，府庫所積，莫非皇家資財。皇帝大把花錢，還保證了貨幣的流動性；至於
取用有度，皇帝身邊自然有御史和科道官隨時勸諫。言歸正傳，二月初九日，京城會試開考。萬曆十四年的會試，由禮部尚書王錫爵和吏部侍郎周子義任考試官，閱卷工作，則是安排了十八名同考試官。另有監試官、提調官、印卷官、收掌試卷官、受卷官、彌封官，……，乃至供給官在內的十個崗位上計三十四人，加上兩位不負責實際事務的知貢舉官，參與會試的各級官員共有五十六人。當時，在北京的貢院的天下舉子們共計4600人，他們角逐350個貢生名額，錄取率為7.8%。
會試分為三場，每場三天，每考完一場考生交卷退出考棚，次日接著考下一場。第一場考四書和五經，出自四書《論語》、《中庸》、《大學》和《孟子》的必答題共三道。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場考的必答題，出自《論語》的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為防止考生把這兩句話當成兩道題目，第二句的“君子於言”沒有另起一行。
五經的考題來自《詩》、《尚書》、《禮記》、《易》和《春秋》，每經四道考題。文天祥的那句：“辛苦遭逢起一經”，通常理解為士子在某一經的答卷中式，獲得功名。五經義為選答題，考生可以根據自己擅長的一經來作答。有明一朝，舉人對於五經考題的選擇有一定的傾向性，萬曆十四年中式的350名考生中，選擇考《詩》的最多，達122人（34.6%），選擇考《易》的則有108人（30.9%）。即使這裡面含有幸存者偏差，也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絕大多數舉人對詩經和周易是愛不釋手的。
會試的第一場，每位考生相當於寫了7篇小作文。幸好當時有規定，第一場四書義、五經義每道答卷的字數限制在五六百字之間。第一場考完收卷之後，考生可以離開考場，如果次日發現自己的考卷被貼到貢院牆外公示，是為“貼卷”，表明試卷不合格作廢，因此可以提前退場不用參加接下來的考試了。不合格的試卷原因種種，不一而足，如沒有迴避皇帝的名諱，或者在試卷中自報家門等等。
二月十二日，考會試的第二場，這一場考試主要內容是公文寫作，考題包括三大項：試論、詔誥表和判語。萬曆十四年的會試，第二場試論的題目是：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判語類的寫作五條，其中有一條是“修理橋樑道路”。三天後，考試進入尾聲，這一場考一篇大作文，即策論，策論也是有五道題目，考生任選一題作答。
會試的舉人在二月十七考完第三場之後，他們的試卷經過謄錄和糊名，不斷交到各同考試官手裡，閱卷工作在二十四日前後結束，月底即公佈350名貢生的大名單，會試的第一名稱為會元，萬曆十四年，在京城貢院裡取得第一名好成績的是湖北公安縣的袁宗道。他在第一場五經義中選擇了《尚書》的考題，當時有五位同考試官分閱《尚書》題的答卷，他的文章獲得了“書一房”的閱卷老師翰林院侍讀盛訥的認可，因此，盛訥成為了袁宗道的房師。
袁宗道在第二場考的試論《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中發揮最為出色，他的答卷作為範文被收於當年的會試錄中，座師盛訥不吝激賞之辭，給的評語是：邃學淵淳，雄文沛發，必卓爾不群士也。袁宗道後來的文學成就非凡，在晚明文壇“復古派”盛極一時的年代，他和兩位弟弟袁宏道、袁中道一起扛起了“性靈說”的大旗，強調詩文的立意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世人尊稱公安縣的袁氏三兄弟為“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即為“公安派”。
會試榜上有名的舉子們，半個月之後將一睹天顏，在金鑾寶殿進行一場殿試，成為天子門生。 1586年三月十五，丙戌科的殿試，萬曆皇帝給的策論以“蓋聞上古無為而治”做話頭，轉入“賞與罰”的討論，他吐槽自己登基治國十有四年，夙夜兢兢，遵從古訓成憲，但是天下的風氣依舊很壞。於是向考生請教，是不是要“茲欲賞信罰必，以紹明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皇帝希望大家能暢談自己的想法，不要泛泛其談，也不要有所隱瞞，最後還語重心長的說，各位的試卷，“朕將親覽焉”。
400年之後，在那本著名的暢銷書中，黃仁宇先生揶揄萬曆皇帝：“上一年，他主持殿試，試題的內容是無為而治，他對生活的厭倦已經越出了內心世界而要開始見諸行動了。”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論賞罰”才是這場考試的核心內容。 其實，一個無為而治的皇帝並不可怕，如果一代學人對自己的學術“無為而治”，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1586年農曆三月十七日，皇帝在文華殿閱卷，讀卷官是內閣首輔申時行，他將上等卷呈上以供御覽。對於第一名的人選，皇帝和閣臣的看法一致，但是對第二、三名稍有異議，最後，皇帝將第三卷撥為第二，撥第十卷為第三，這樣一甲前三名就產生了，分別是唐文獻、楊道賓和舒弘志。本來排在榜眼位置的袁宗道，則退到第四名，成為二甲的第一名。被皇帝親手挑出來的探花郎舒弘志，當年只有19歲。
春暖花開，金榜題名的袁宗道和會館裡的兄弟們到東郊踏青，放空自己，在一首七言律詩裡，他壯懷激烈地寫下了這樣的句子：白日悲歌徒似俠，青春說劍更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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