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侵華日軍“名將之花”中將阿部規秀在河北淶源作戰時，被八路軍楊成武部迫擊炮炸得一命嗚呼，大漲中國人抗戰士氣，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大書特書。其實，阿布規秀不是死在中國的日本最高級別將領，早在1932年，比他官大的日本上海佔領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就在上海被炸彈襲擊炸得粉身碎骨。
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是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殺人魔惡，一個不折不扣的戰爭狂魔，他曾任侵華日軍關東軍司令，幫助張作霖鎮壓郭松齡，在陸軍大臣任上拉攏蔣介石，三次出兵侵略山東，一二八事變後率軍攻擊上海，下令100架飛機在上海市內狂轟濫炸，致使數萬中國人民和外國僑民喪命。
“韓人愛國團”是一個有血性的組織，他們對日本也有著血海深仇。日軍喪心病狂的狂轟亂炸也傷及了在上海的朝鮮人。1909年，朝鮮人安重根就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了日本前首相、侵略朝鮮的元兇伊藤博文。這次，他們決定刺殺日軍的大頭目白川義則。
在金九主持下，“韓人愛國團”多次開會研究，決定利用日本天皇誕辰紀念日“天長節”，這一天在虹口公園舉行慶典的機會，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義則在內的日本高級軍政要員。經密謀，決定由“太洛太”成員尹奉吉執行這個暗殺任務。金九找到上海兵工廠中校兵器主任金弘壹，特製了兩枚烈性手雷，分別安裝在日本軍用水壺和日本便當（飯盒）內。
尹奉吉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臨危不亂，沉著勇敢，具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4月26日10時，“太洛太”在法租界霞飛路寶康裡召開宣誓會。尹奉吉胸前掛著誓詞，左手拿著特製的手雷，在“韓人愛國團”團旗前誓言：“我宣誓，作為‘韓人愛國團’的一員，決心以赤誠之心，誅戮侵略中國的日軍將校，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大韓民國36年4月26日，尹奉吉。”
活動當天，尹奉吉穿著西裝，肩挎軍用水壺，一手搖動著太陽旗，一手提著飯盒，與其他日僑混在一起進入了虹口公園。10時30分，日本人的軍民聯歡會開始舉行。白川義則、重光葵、第3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這些侵略者都先後進行了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大肆叫囂“武運長久”的無恥演講。
日軍將領演講完畢後，全場的日軍官兵和數千名日僑扯著嗓子高唱日本國歌。這時，混在人群中的尹奉吉瞅準時機，把裝有炸彈的水壺突然拋了出去，準確地落到檢閱臺的中央白川義則身邊。“轟”的一聲巨響，檢閱臺頓時被炸坍塌，血肉橫飛。白川義則被炸得像血葫蘆一樣，重光葵被衝擊波拋上半空，直接炸沒了一條腿，其他軍政要員也多處受傷，檢閱臺上的人無一人倖免。
白川義則和其他被炸傷的日本軍政要員被緊急送往各大醫院進行搶救。公園內一片混亂，所有人驚恐萬分都爭相逃命。爆炸發生後，尹奉吉沒有趁亂逃脫，為不連累其他人，他站在原地不動，並高聲喝道：“爆炸是我乾的，來抓我吧。”日本憲兵立刻把他抓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虹口公園爆炸案”。
白川義則的搶救過程也就是走個程序，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一命嗚呼。一家報紙用了這樣的標題，“乘著軍艦而來，躺著棺材而去”。“虹口公園爆炸案”是當時的一件中外關注的大新聞，上海各家媒體紛紛報道。
當時報紙《申報》報道：“突然擲來一炸彈，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報》的報道是：“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擲一炸彈。”日本陸軍司令部公佈的事件情形是：“有人從祝賀臺左後，向臺上擲炸彈，爆發閃光。”
有許多華人參加此次慶祝會，爆炸案發生後，日軍在公園內逮捕了多名華人，抓到了尹奉吉後，把全部華人都釋放了。
“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在爆炸案發生後，宣稱是他們幕後策劃組織朝鮮人乾的這一票，王亞樵也因此也成了“抗日英雄”。
王亞樵弟弟王述樵寫的《王亞樵生平活動紀略》，朱大剛的《王亞樵點滴史料》，都說王亞樵和韓方共同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案。王亞樵秘密約見安昌浩商量行動計劃，決定人員由安昌浩負責，經費由王亞樵負責。后王亞樵讓其弟王述樵送給安昌浩四萬元活動費和安裝在大號熱水瓶內特製的定時炸彈一枚，手榴彈三枚，供行動時使用。爆炸時使用的是定時炸彈。
但各家媒體報道中說的“突然擲來一炸彈”和日本人公佈的說法都是“有人向臺上投擲炸彈”，這明明都是說有人現場投擲的，證明不存在著什麼“定時炸彈”，這與王亞樵說的根本不一樣。
組織者金九在《白凡逸志》說：尹奉吉是金九選定之人，別人不知情，與王亞樵無關；水壺和飯盒型炸彈，是金九在上海兵工廠找到金弘壹，求人特別製造的，與王亞樵無關；為保密，自始至終由金九單獨策劃，別人不知情，與王亞樵無關。
沽名釣譽的王亞樵想給自己賺本錢，結果抹了一鼻子灰。
朝鮮好漢尹奉吉在日軍牢中經受各種刑罰，受盡酷刑，但他始終一口咬定爆炸是他個人的復仇行動，與其他任何人無關。日軍用慘絕人寰的木刑架將尹奉吉分屍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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