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和日常所见的家鼠、田鼠有没有关系？当代人当然觉得没关系，古人却未必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俩是“近亲”，蝙蝠也是鼠的一种。《尔雅》称

古人对蝙蝠的“兴趣”从商代时就可见端倪。如今已知有十余件“子蝠”族徽的青铜器，可以推测出商代曾经存在一个“子蝠” 家族，大约这个家族以蝙蝠为崇拜对象，这是远古图腾意识的遗存。

不料到了民国时期，“子蝠”家族竟然被作伪器的古董商和匠师盯上，出现了几件足以乱真的伪造“子蝠”青铜器，其中有两件，现在还在故宫博物院里。

（一）民国青铜器作伪者的“专业化”

有人根据《韩非子》中所说的“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认为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伪造青铜器了。但春秋时期青铜器还大大流行，鲁国根据原鼎仿制的这个“赝品”还没有脱离时代，不同于宋以后为了“崇古”甚至谋利而制作的伪器。

青铜器的仿作之风始于宋代。虽然在唐代也发现有仿西周青铜器，但数量不多，仿作大约是信手为之，和宋代因为复古之风兴盛、士人喜好研究古铜器有很大不同。大文豪欧阳修的《集古录》中就收录有各种鼎铭、敦铭，《宣和博古图》等等在青铜器研究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是宋代才出现的。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由于金石学大兴，文人们对古物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少古墓葬被发掘、大量古物出土并在市面上进行交易，与金石学不无关系。此时国内政治局势比较混乱，对珍贵文物管理不力，文物市场处于失序状态，很多外国人趁机来华购买古物，或通过国内的古董商来收购并转手出洋。青铜器价格水涨船高，动辄上万银元。1924年，端方收藏的十三件柉禁组器被其后人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卖给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福开森转手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价格是30万美元，如今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要知道当时胡适、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著名教授，一个月也不过数百银元的薪水，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十数银元就能维持生活。这就导致一部分古董商铤而走险，仿古作伪以图牟取暴利。

柉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

民国时期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很多，再加上学术界的青铜器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相关著作和照片材料越来越完善，古董商和作伪器者对青铜器的了解也就更加深入。他们吸取了过去数百年的作伪成果，技巧更加纯熟，加上比前代更好的技术设备，终于能够青出于蓝，把伪器做得极其精巧和逼真。

由于仿古作伪之风兴盛，市场上的青铜器真伪难辨，古董商自己也常常走眼、买进伪器。比如和著名文物贩子卢芹斋合开古玩铺 “吴卢公司”的上海人吴启周，1937年左右，他回国时曾经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元12万）从古董商洪玉琳手中买下几件觥、卣等“殷墟青铜器”，后来替吴启周管理生意的外甥叶叔重发现这几件正好是他自己在苏州的古铜作坊制作的伪器，这已经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而是“龙王发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做了一辈子古董生意的吴启周自觉脸上无光，发誓从此不买古铜器。

（二）真·子蝠：四方流散

作伪器的人，把目光瞄准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代家族——子蝠。

目前没有在已经释读的甲骨刻辞中见到以“蝠”命名的地名，但已知的“子蝠”铜器有鼎、爵、觚、斝、方彝、盉等12件，数量虽然不多，种类倒还全面。商代的人名、地名、族名往往有一定联系，子蝠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拥有一块领地的族名，他们有一定权势，才能铸造出多种多样的青铜礼器。严志斌说，“子蝠拥有其土田族邑的可能应当是肯定的”（《试论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共同作器现象》）。

这个不见于甲骨文字的“子蝠”家族，靠流传至今的青铜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但这些证明了部族荣光的青铜器又是不幸的。一方面，民国时期，大量文物被盗掘后贩卖出国，“子蝠”家族的宝物因此流散国外。比如下面这件子蝠方彝，高近三十厘米，体型较大，纹饰刻画精细，兽面纹中规中矩，立体效果强烈，是方彝中的精品。它原本是潘祖荫旧藏，潘祖荫的爷爷是状元，叔祖是探花，他也是探花。潘祖荫去世后，方彝落到卢芹斋手里，卖给了美国收藏家温索浦（Grenville L.Winthrop）。1943年温索浦去世，把包括这件方彝在内的四千多件古董、名画捐给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下面这件是子蝠盉，图片来自陈梦家所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通高21.2厘米，是一件比较典型的四柱足分裆鬲式盉。腹部饰兽面纹，在鋬内铸与有“子蝠”铭文。陈梦家记录说这件器物当时被美国纽约罗比尔先生收藏。原本的盉盖已经丢失，图片上的盖是新制并加刻铭文的。

另一方面，台北“故宫”带走了一大批国宝，包括下面这件子蝠(旡可)觚。严志斌认为这件子蝠(旡可)觚是“共同作器”的表现，因为子蝠家族和(旡可)家族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合力制作了这件觚。这种说法可以采信。

子蝠器本来就不多，留在国内的就更少。下图这件子蝠方鼎保存在重庆市铜梁区文化馆，通高25.6厘米，腹部四个外角和腹四而各有一道纵向扉棱。纹饰比较规整，口沿下饰夔龙纹，腹饰兽面纹，以云雷纹填地，足饰三角蝉纹。

这件方鼎为什么能够“侥幸”摆脱流散命运呢？因为它比较幸运，最晚明代时就已经出土了，接着又被埋了数百年，直到1973年，铜梁县土桥乡八村十组农民取石修水渠时发现了这座明代石室墓，它才重新得见天日。这座墓中出土了铜鼎两件，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大约十斤重的子蝠方鼎。墓主人是明代的乡贡进士张叔珮，别号蔡蒙，他的父亲张佳胤在《明史》有传，母亲是张佳胤的元配、封一品夫人。张叔珮一生未仕，从他所收藏的子蝠方鼎和战国圆鼎来看，大约是个喜好金石学的雅士。

根据张懋镕的“周人不用族徽说”，这些“子蝠”器要么是商代所作，要么来自西周时期的殷商遗民。陈梦家曾判断子蝠盉和子蝠方彝是西周初期器，不过从以上青铜器的形制和兽面纹形式来看，，商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器型规整，纹饰清晰华丽，这是青铜艺术最辉煌时期的作品。

（三）假“子蝠”：赖在故宫

传世的“子蝠”器只有12件，居然就被盯上了。作伪者仿制了一些青铜器，但他们并不是原器仿制，而是仅仅仿制铭文，器型是从别的青铜器“移植”过来的。

上面这件是故宫博物院藏“子蝠”青铜觯。从做工上看，已经算是伪器中比较讲究的一件。器和盖上的两处铭文大约来自子蝠方彝或各类图录，看起来“挺像回事”。如果没有“火眼金睛”的话，可能第一反应就把它当成真器了。

但是仔细看来，伪器虽然尽量精工细作，但气质仍然略显粗陋。兽面纹纹饰和铭文是用平头堑刀堑刻的，有崩痕。兽面纹的角、耳、目是用铜片焊上去的，仔细看的话，能看出兽面纹的线条软弱无力，尤其额部兽面纹与真品有较大差异，臣字目的线条僵硬、不生动，此外，这一类型的兽面纹与现存商代晚期子蝠器的兽面纹风格风格大不相同，伪器的这种外形在断代上大约会断到西周早期。下图为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初年兽面纹卣，可以与之对比。单从兽面纹就能看出这是仿器。程长新等人认为这件仿器的锈斑松散浮薄，仅有一层，显得不自然，色调单一，不似商周器上的坚硬。

西周初年，兽面纹卣局部，拍摄于上海博物馆

伪器上的铭文

子蝠方彝上的铭文

匠师王德山也做过一件“子蝠”青铜觯（上一件“子蝠”青铜觯很可能也是他制作的）。王德山是民国时期比较有名的匠师，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他仿制的不少青铜器，单是仿制的人面青铜盉就有三件。这件“子蝠”觯伪器的“蓝本”目前藏于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被认为是商末周初器，但看“蓝本”上的兽面纹变形已经比较严重，鸟纹居于主体地位，西周初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有人猜测这件青铜觯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这种猜测未必准确。

王德山仿的这件“子蝠”觯，花纹錾刻比较精细，不过与原器相比，原器的器底是龙纹，王德山把它改成了“子蝠”的铭文。

原器器底

从制器理念来说，商代时方器、圆器之间隐隐约约有道界限，方器四足，作器目的为表达对龙、虎等兽类的崇拜，圆器三足，作器目的为表达对鸟类的崇拜。

以上两件由水平比较精湛的匠师制作，堪称都是伪器中的精品。但与从原件一模一样翻制的青铜器不同，它们往往是根据匠师等人对青铜器器型、纹饰、铭文的理解来制作的，表现出匠师对青铜器的认识。随着学界对青铜器研究的逐渐深入，当时匠师对青铜器的理解已经明显不足，不但看不出器型、纹饰的断代特征，也难以精细地表现出纹饰的真正内涵，线条往往呆滞、有错笔，甚至纹饰和铭文在年代特性上可能会自相矛盾。如果再从如果再从锈色等方面细心审视，这些伪器往往会暴露出来。

作为“蓝本”的青铜觯，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

伪“子蝠”青铜觯，民国时期王德山制

（四）结语

子蝠家族的青铜器出土数量不多，不是什么历史上有名的贵族，为什么这些费尽心思制作出的青铜伪器会特意加上 “子蝠”铭文，这倒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由于蝙蝠的蝠与福字同音，中国民间把蝙蝠奉为吉祥之物，在恭王府中有蝠池，环廊上的彩绘蝙蝠，所谓五福临门的图案常常就是五个蝙蝠图形。清代的匠师很可能是由于民间对蝙蝠的这种喜好，特意从商代铭文中挑选出“子蝠”来“讨口彩”。至于它们是怎么流入故宫博物院，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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