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至1815年間的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是歐洲所經歷過做漫長、最激烈的衝突之一：就破壞性與野蠻而言，唯有回顧1618-1648的三十年戰爭或20世紀的世界大戰方可相比。很多讀者未必知曉，1792-1802的法國革命戰爭奪走了2000萬條生命，而一戰的死難者也不過1600萬人。據統計，從1490年至1815年歐洲共爆發了3372場戰役，其中五分之一發生於1792-1815年間，其慘烈程度可見一斑。儘管通常並無“世界大戰”之名，但“法國戰爭”的規模和影響其實不遜於兩次世界大戰，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奧斯特利茨戰役中的拿破崙
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可能一夜之間誕生，法國革命爆發，反法聯盟締結，共和國與歐洲列強交戰，乃至日後拿破崙的登臺，絕非偶然，而是18世紀後期歐洲原有國際秩序慢性解體、撕裂的後果。
當時，歐洲的國際秩序由五大強權構建：大不列顛、法國、普魯士王國、奧地利（中歐與東歐的多民族大帝國）以及俄國。不列顛竭力從大陸的亂局中脫身，因為其“搖錢樹”已經轉移到了貿易、帝權和未來的全球治理活動。然而由於存在對其商業、帝權成功心懷嫉妒的可怕對手，他們無法迴避在歐洲保家衛國的需求。
英國主要對手當屬法國：兩國經常在印度和北美爆發衝突，儘管英國人在七年戰爭（1756-63）奏凱後佔據了優勢，但法國人通過援助不列顛反叛的美洲殖民地而得以報仇雪恨，北美殖民地還與荷蘭 、西班牙結盟，最終通過美國獨立戰爭（1775-83）贏得了自由。然而，法國始終無法對英帝國霸權形成致命一擊，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陷入了戰略窘境。18世紀法國波旁君主們嚮往海上的榮耀，但地理上的現實是王國依舊是個大陸政權。其阿克琉斯之踵位於北部邊境，法國在此面臨著另外的勁敵——奧地利人。奧地利值得尊敬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著如今比利時的大部分（即奧屬尼德蘭），奧國皇帝間遏制了法國向北、向東將國土擴張至一條易守難攻邊界的野心（其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標是萊茵河）。這種法國的壓力，連同對它的抵抗，將低地國家與萊茵蘭變成了戰場——所謂的歐洲“鬥雞場”（cock-pit of Europe）。由於法國面臨陸上和海上的“兩線作戰”，這透支了它的國力，並造成財政困難。而財政崩潰亦是大革命爆發的誘因之一。
切薩皮克灣海戰中，法國海軍擊敗英國海軍，為美國獨立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約克鎮圍城戰役後，英軍向美法聯軍投降
絕大多數情況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亦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神聖羅馬帝國是個鬆散的中歐邦聯（主要由365個德意志邦構成）略大於現代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與捷克共和國的合體。帝國中的某些統治者為“選帝侯”（Electors），擁有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死後推舉其繼承人的權利。長期選擇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是合情合理的：作為該地區擁有最強軍力的統治者，他們能夠保護歐洲的“軟肋”免於外敵入侵。
然而在18世紀期間，奧地利在帝國中的地位受到了北方普魯士（Prussia）的挑戰。普魯士具備強悍的軍隊和銳意進取的專制君主，到了三十年戰爭 結束的1648年，它以鄰為壑，逐步崛起，對奧地利的德意志霸權形成了巨大挑戰。至1792年，心懷讓其分散的國土連結成一個偉大王國的抱負，普魯士已擁有整個帝國領土的19%，隨著1772年吞併波蘭領土，它在東部的擴張尤為驚人。奧地利試圖抵禦北方的普魯士，鞏固自身地位，然而，其君主還治理著一個帝國王朝（大體相當於神聖羅馬帝國），它由中歐、東歐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人群組成：奧地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以及烏克蘭人。儘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領地令奧地利成為半島獨樹一幟的強權，但奧地利帝國在東歐的擴張卻讓它常常捲入和奧斯曼帝國（或曰土耳其，其蘇丹統治著巴爾幹）的爭鬥，並且在18世紀進程中還面臨著與日漸崛起的俄羅斯的碰撞。奧地利的首要目標或許是從土耳其手中搶佔巴爾幹，不過，它還不得不確保面對三重實質或潛在威脅時的安全：法國、普魯士、俄羅斯。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
18世紀，俄羅斯在專制沙皇、女沙皇統治下的崛起充滿了戲劇性，這一切始於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82–1725）,他將自己的國家從“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重塑為了“俄羅斯帝國”。其西部擴張是以往日波羅的海和東歐強權——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為代價進行的。不過，俄國也產生了新的戰略焦慮，換言之，面臨奧地利、普魯士這樣真實或潛在的威脅如何保障西部邊境安全。此外，俄國關注的不僅僅是歐洲，而是整個歐亞。它的擴張（尤其是在葉卡捷琳娜大帝 統治時期）向南進入黑海、高加索、中亞，向東進入西伯利亞、阿拉斯加，但這也讓俄國捲入了與土耳其、波斯以及亞洲邊陲遊牧民的衝突，間或還與中華帝國發生摩擦，並且令它可能和英國在印度碰撞。至1800年，對某些俄國戰略家來說，大英帝國在那裡的存在對俄羅斯向歐亞及太平洋擴張構成了長期、最大的阻礙。作為回應，英國人也開始將俄羅斯視為早晚的戰略威脅。
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
在歐洲的“叢林法則”下，上述強權打擊、壓榨，甚至摧毀了一系列“次等政權”，例如聯省共和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皮埃蒙特-薩丁王國與那不勒斯王國、瑞典、波蘭以及奧斯曼帝國。儘管這些國家要麼已從16世紀或17世紀的輝煌期中衰落，要麼歷來胸無大志，但它們在軍事或商業上依舊可圈可點：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仍掌控著航海帝國以及足可自保的海軍；而波蘭人、瑞典人、土耳其人、皮埃蒙特人、那不勒斯人的陸軍尚可（不過通常海軍差強人意），能夠延緩強權的腳步（尤其是當他們結盟時）。上述每個國家都將與強權一道捲入1792年後肆虐歐洲的衝突。
所有國際體系均受緊張敵對之苦，所有國家都週期性地傾向於以武力實現目標。然而問題在於，為何歐洲18世紀末的國際政治如此像個火藥桶。部分答案在於國際關係，而它由外交家們口中所謂的“權力平衡”推動。它基於如下設想：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國家與統治者最終會實現國際秩序的穩定並對各國達成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或者至少是對強國的保障。統治者出於“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行事是合情合理的，意味著為了他（或她）的國家銳意進取，謀求權勢、財富、安全以及威望、榮譽。此外，國際關係被設定為王公貴族及其領地之間的關係，而非統治者與特定民族的關係：歐洲君主們依然將自己統治的國家當做自家遺產，令諸如“民族自決”這樣的理念幾乎沒有安身之所。當一國明顯強於別國時，將會存在出現大陸霸權的風險，於是其他國家共同的利益便促使它們聯合起來遏制過於強大的對手，以重鑄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的理論看似完美，它卻飽受“補償”問題的困擾：倘若一國通過戰爭、條約或王室聯姻得到了領土或財富，那麼其對手便宣稱有權得到大致等價的補償物。聯盟也很關鍵，它並非致力於維持長久、穩定的秩序，而更傾向於追求盟國各自的目標——這也是聯盟常常突然反轉的原因。於是，“權力平衡”造就了一套殘酷競爭的國際體系，其本質上的推動力是對各家王朝利益的追求。此外，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在經濟飛躍令各國國內財富持續增長之前，確保軍力所需資源（尤其人口與可徵稅財富）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為開疆拓土，當然阻止對手這麼做也大有裨益。
在這樣的環境中，1700至1790年，歐洲兩個或多個大國間的戰爭爆發了至少16次。戰敗的後果，往最好說，是割地（如奧地利1740年將富庶的西里西亞割讓與普魯士）；往最壞說，則是滅亡（經過1772、1793、1795年連續三次瓜分，波蘭煙消雲散）。18世紀歐洲更開明的統治者有意於重建法律制度，刺激經濟成長，並削弱教會與貴族的權勢。不過，其改革歸根結底是出於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急切需求——確保臣民富裕、忠誠以及徵稅、徵兵方面的高效，方能增強國力軍力。四個長期發酵的問題最終導致了18世紀政治體系的崩塌（即1792-1815年的法國戰爭）體現了歐洲外交關係這一棘手特性。
1772年的波蘭立陶宛聯邦
第二次瓜分波蘭後殘存的波蘭（黃色部分）
上述問題包括：法國對大陸安全與全球勢力的雙重關注，俄羅斯的崛起，德意志內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敵對，以及歐洲航海帝國間的齟齬等等，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法國與英國。
這些因素共同創造了孕育出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可怕環境。它們還導致了1792-1815年間歐洲的衝突將產生世界性的迴響。
18世紀後期哪些偶然或必然的歷史事件，最終點燃了火藥桶？篇幅所限，我將留至下一篇文章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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