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1月3日，登基不過七日的雍正皇帝，正式頒佈了“密摺制”，公開鼓勵大臣們來函打“小報告”，他會用硃筆批註，善加反饋。為了保證信件的私密性，雍正還定製木匣，發給較為信賴的臣子，鑰匙只有雍正和該臣子持有，旁人無法擅自打開。
過了幾年後，這項制度碩果頗豐，雍正也為自己的硃批感到相當滿意，採選精華，編成了一本《硃批諭旨》，供臣民閱覽。
這個“密摺”的發明有什麼了不起，讓雍正皇帝如此急著頒佈，又因此沾沾自喜呢？
△雍正《硃批諭旨》
自古帝王不願成為孤立的一方，往往會寵信一些近臣，從他們身上了解外界的消息，藉以有所作為。唐代武則天時，頒佈了“告密制”，設置了意見箱“匭”，鼓勵臣子舉報不當之事，朝廷會獎勵五品官位給舉報者，舉報內容有誤也不會追究。然而，這具有好意的制度，卻遭到酷吏的不當使用，天天找碴，誣陷他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瞭解更多武則天的登基秘密與佛緣，請穿越至705年12月16日的洛陽）
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需要廣泛的情報來源，這無可厚非，而武則天的“匭”雖能鞏固其地位，卻也導致官員人人自危。雍正皇帝為何在剛剛登基的時候，就要重拾這項制度，還要“升級”成“plus”版呢？
第一，雍正剛即位之際，最重要的便是儘快熟悉政務，“密摺制”是一個相對有利的措施。過去康熙在位時，准許曹寅、李煦隨時向他上密奏，內容往往是其他巡撫不曾上奏過的，而康熙更因為李煦的密奏，順利解決了蘇州科場案，也透過曹寅的密奏觀察熊賜履的行蹤，這或許讓雍正感受到密奏帶來的好處。
此外，密摺亦帶給雍正神秘感，有助於樹立威嚴，比如狀元郎王雲錦在家中玩“葉子戲”，有片葉子忽然不見，第二天上朝，雍正在詢問他日常時，得意地拿出了那片葉子，誇他老實，這讓王雲錦不寒而慄。
△曹寅像
第二，雍正本人是在奪位之爭中搏殺出來的，對人極不信任。例如，雍正曾經用密摺讓廣東布政使王士俊與廣東巡撫傅泰互相監視，但他們彼此不知道對方的任務。雍正雖對廣州提督王紹緒表示過信任，但他又因生性多疑，讓傅泰、兩廣總督孔毓珣及廣州將軍石禮哈加以監視。
因此，雍正重視“告密”，鼓勵檢舉。同時，他也與武則天有所差異，對於密摺，增加了保密措施，注意辨識內容真偽，若有問題，必指出且加以訓誡。比如江寧織造局的曹頫報告蝗災，雍正指責他沒有立即讓官員撲殺蝗蝻，並且警告千萬別說謊，可知雍正謹慎的態度。
日益增多的奏摺，讓雍正對自己的政務十分滿意，於是編成一部《硃批諭旨》，希望君臣間的治世精神，能讓天下臣民拜讀學習。然而，所載奏摺雖達一萬餘件，卻只不過是所有密摺中的十分之二、三，可知當時告密的風氣之盛。
不過，這個制度仍然帶來了弊端。
第一，密摺出於一人之手，有其主觀性，便不一定公正。比如雍正二年的某一天，閩浙總督的覺羅滿保、時任江蘇布政使的鄂爾泰，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收到雍正的斥責，停止受理他們的告密與上奏，而他倆自認問心無愧，這想必是有人給雍正“咬耳朵”，影響雍正的判斷，因而有了這樣尷尬的局面。
第二，康熙時只有一百多具摺奏事的官員，到了雍正時則多達一千多人。據記載，雍正曾得意地說，他一天批改少則20-30折，多則50-60折。可以想象，幾乎所有人的行為、秘密都掌握在雍正手裡，在官員們的眼中，這是政治上一根令人恐懼的高壓線。
第三，終日處理政務、遺心病太重的雍正，因為過於認真批閱每個摺子，導致嚴重睡眠不足，甚至幾乎沒有離開過紫禁城與圓明園，最終“過勞死”，在位其間不滿十三年，可以說“密摺制”也為他本人招致了不幸。
然而，“密摺制”制度在雍正以後，依然為帝王所延用，終於清末。可知即便帶來弊端，對皇帝來說仍是個為政的利器，帶來許多價值，難以廢除。
不過，令人想不到的是，近年，雍正硃批突然被注意，衍生出許多產品，掀起了文創風潮，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雍正強調密摺不要拘泥形式，用語可較為隨意，因此讓人發現了不同面貌的雍正，比如他會俏皮地讓官員“絲毫勿慮，儘量發胖”，更會在收到消息後，和藹地告訴官員“朕甚喜”、“你放心”等，這跟我們瞭解的心狠手辣的雍正差異甚大，反而帶來喜感。（更多瞭解雍正其人，請穿越至1678年12月13日的北京）
第二，有些時下流行語，硃批裡也有，例如雍正曾經寫“朕就是這樣漢子”，非常接地氣，在現在的語境下，讓人不禁捧腹大笑。當年讓臣子們戰戰兢兢的硃批語，轉眼間變成了搞笑的流行語，可說是歷史和我們開的一個玩笑。
△雍正硃批“朕就是這樣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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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評價
“雍正一朝首尾雖僅十三年，但上承康熙，下啟乾隆，實為清初隆興之關鍵時代。雍正帝深居大內，卻於地方官場民情瞭如指掌，可見其建立的密摺上奏制度極為成功，因此而留下的大量《硃批諭旨》——‘天下第一痛快之書’，又成為研究該朝政事乃至廓清‘謀父篡位’、‘殺兄屠弟’、‘殺年滅口’、‘遇刺身亡’等傳說迷霧的基本史料。”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
“告密，自古以來就為人所不齒，但在雍正統治的年代，這種行為被官員們視為本職工作。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繳前朝密摺的諭旨，並逐漸使密摺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文書制度。”
——竇學欣、李靜、陳婷《盛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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