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同居,祠满天下:透过祠神来解读宋代社会

神人同居,祠满天下:透过祠神来解读宋代社会

祠神信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祠神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以自然神、精灵神、人物神为信仰对象的但又不同于儒佛道三教的信仰类型。它既不同于以儒教为主体的主流信仰体系,也不同于具有系统教义教规的佛教和道教。

但是它又深受主流信仰体系的影响,包括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以,所谓民间祠神信仰与主流信仰的区别更多的是基于普遍性与地方性而言,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但民间祠神信仰所具有的地方性和世俗性特征,无疑是洞察一个社会民俗传统和深层文化的重要视角。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转型期,被称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商品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普及发展、政治环境的波动使得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文化较之前代更具特色。成都府路是中国复杂地方性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区域,并具有内部文化独立性较强的特点。

本文在较为全面地掌握宋代成都府路民间祠神信仰资料的基础上,从

民间祠神信体系构成、空间分布发展特点及其原因、人物神信仰普遍、民间信仰活动与国家控制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岀宋代成都府路祠神信仰折射出的思想文化意义。

本文所探讨的核心概念民间祠神信仰进行简单定义,阐述本文选题缘由,以及具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并在回顾与本文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情况的基础上,指岀存在的问题或薄弱之处,列举了本文撰写过程中使用的基本史料,阐述本文研究范围、研究方法。

一.宋代人物祠神信仰兴盛的文化原因

据笔者统计,宋代成都地区人物祠神的数量占民间信仰祠神总量的约58.16% ,成都府路各州的祠神类别中,均以人物神抵的数量最多(茂州除外),另有许多被 “人格化” 了的自然神和灵鬼神,均可以说明人物祠神信仰的兴盛是宋代民间信仰的整体性特点。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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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南方文化发展加上国家重文轻武的政策

重文轻武国策是宋代中央集权架构的核心。文臣武将地位執高執低是随末代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宋代历史上文臣,武臣地位的高低是以皇权利益得失为衝量标准,是在维护中央皇权统治的前提下对两者进行评判。

因此,它会对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社会活动等产生重要影响。重文轻武国策对宋代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小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宋代在教育、宋学、科技、史 学、词、散文和诗等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文明在世界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也与重文轻武国策导向有密切关系。

宋代是南方文化大发展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崛起,形成了三个文化区,一是东南地区(两浙、福建、江东、江西),二是以成都府路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三是淮南、两湖、两广地区,其中以东南和四川最为发达,其它一般或落后。

四川文化起步时间较早,通常认为开始于汉代文翁治蜀之时,但宋代以前步伐较慢,两宋时则是获得了跳跃性发展,真正做到了人才辈出。四川地区的文化大为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祠神文化在四川更加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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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祠神传承了信仰也传承了文化,寄托着市民阶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英雄人物的濡慕

祠神的出现,其实实质上是出现了一种个人崇拜。时代发展至封建社会,出现阶级、国家等各类社会意识形态,民众崇拜的对象改为了人类自身,在阶级中占据高位或有出色才能的人被视作英雄,如神明般受人景仰。 统治阶级并不排斥社会出现个人崇拜现象,甚至釆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因为下对上的服从心理越高,政权就越发稳固。

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个人崇拜是孔子崇拜,孔子被尊奉为圣人,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德模范,儒家思想是中国官方正统指导思想,一代代下来,聚集了中国基数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批信仰者。孔子的思想先天性地有利于封建统治,孔子崇拜能遍及全国,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官方的推动必不可少。

个人崇拜是把个别人物当作偶像崇拜,把人加以神化

。中国古代个人崇拜盛行,是因为皇权凌驾一切,即使时代政策造就英雄,官方也有能力掌控英雄本人和崇拜本身,崇拜不过是信仰的衍生形式。

神祠祠主拥有崇高的品德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功绩,被立祠后,作为人间行走的神明受人崇拜。人们向神祠祠主析祷以寻求赐福,这份祈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譬如地方人民许愿祠主要爱民如子、轻徭薄赋、重视农桑,都在祠主的能力范围内,是可实现的。

中国古代的 个人崇拜相当于抬高了民众对个人的期望值,以生祠为表现形式,生祠祠主受到景仰,也受到群众监督,必须正道直行,那么结果就有益于社会发展。另外,个人崇拜也加深了民众神祠祠主的信仰,在传承上比及其他祠祀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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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祠传承了信仰也传承了文化,寄托着市民阶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英雄人物的濡慕。神祠祠神按类型分为功业性神祇和道德性神祇。功业性神祇尚“崇德报功",祠主包括帝王、将相、功臣、宫吏及平民等,对国家或地方有一定贡献。

二.宋代神祠对宋代社会的意义

宋代是柯神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宋人对历代旧神加以整理改造,重修祀典,加封新神,家家户户,无处不神。

正如王曾瑜先生《宋江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一文中指出,宋朝是个多神崇拜的时期,包括原有的皇室的天地祖宗崇拜、家庙、祠堂和家神的氏族崇拜、各州县的自然山川神灵崇拜,还有城隍、土地等地方守护神崇拜,历代和本朝的忠臣义士祠神崇拜,和民间的灶神、二郎神、蚕 神、福神、海神天妃等鬼神崇拜。

旧有神祠制度和新定神祠制度相互碰撞,形成了官方和地方两套信仰体系。官方信仰植根于正统,天地社稷祭祀是国之大祀,被牢牢把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地方信仰的是

民俗诸神,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常以地方保护神的形式出现。

二者都接受国家的管理,但后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它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宋代市民阶级,虽然有的地方神也被列入官方祀典,从其神性来看,地方祠神具有的民俗意味更重。

宋代神祠交错分布于官方和地方两个神灵领域中。官方圣贤之神祠祭祀功烈之人、贤明之士、忠烈之臣,这些人神的祠庙,有官方所立,也有民间所立。官方传统祭祀先圣文宣王,从祀亚圣、十哲、七十二贤人,各州县学备先师之祭。宋代神祠则把有功于当地教化的学者,如州县学教授一类,也加入到文庙祭祀体系中,在当地学宫内建生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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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做出了足够功绩,名赫一时的官员生祠,如定州韩琦庙等,都是民间自行所立的符合官方性质的地方神祠。 民众追念有德之人、廉洁之官,香火旺盛的地方生祠“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献技于庭者,终日不绝”。再者,地方上祭祀生柯收获的信仰也局限在地方,朝廷完成审批、封賜后对生祠的后续建设并不多加干预,覆盖面积小的生祠祠主即为地方神灵。

宋朝向封建社会后期迈进,中央集权加强,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士族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经济、文化都在这个时代蓬勃发展。宋朝同时也面临再次加剧的专制皇权的压迫,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西、北外敌压境之扰,外忧内患的社会局面使宋人精神性格趋于软化、内向。

人现实精神的缺憾,转向寻求虚空的神灵来填补充实。宋代信仰存旧出新,旧有信仰得到整理和传承,新的适应民众生活的诸多信仰也不断发生,各色神灵分外活跃,这就是宋代民间信仰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结语

宋人喜为有功之人建祠,但凡地方官员所为有益于社稷,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受人肯定的成绩,民众就会为其立生祠以为表彰。神祠分布呈现出南北、内外不平衡的特征,东南沿海政治经济发达地区生祠数量最多。

神祠由地方普通民众所建,偶有官府协助,宋人依据祠主影响力大小和地方财力可以选择以建筑代祠,或附庸祠庙,或附庸学宫,或独立建祠,在生祠内部绘图、塑像、刻碑、作颂,竭力传承祠主之名。一所生祠的亲历者有祠主、建祠者和记叙者三方,分别代表宫償阶级、平民阶级和士人阶级,生祠凝聚着不同阶层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宋代社会生活的小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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