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工農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向長沙進擊，先後佔領醴陵、瀏陽縣城和平江的龍門廠、瀏陽的白沙、東門市等地。
由於當時革命形勢已處於低潮，敵強我弱，加上群眾缺乏作戰經驗，起義軍某些指揮員指揮失當，新收編的第四團在戰鬥中又臨陣叛變，致使起義軍受到嚴重挫折。
起義軍何去何從？是執行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冒著全軍覆沒的危險繼續進攻長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還是從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實際出發，實行必要的戰略退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9月14日，毛主席在瀏陽東鄉上坪召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第一、三團與第二團餘部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
19日晚，在文家市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進入江西，沿羅霄山脈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文家市轉兵，實現了從進攻大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轉變，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毛主席在那個革命生死攸關時刻的關鍵抉擇，無不展現了他偉大的求實精神和勇於堅持與擔當的英雄氣概。
起義軍在向南進軍途中，處境十分困難，在江西省萍鄉縣蘆溪又遭到敵人的伏擊，總指揮盧德銘犧牲。
秋收起義時在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二連當班長的賴毅（後來的開國中將）回憶：部隊中瀰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轉兵途中，毛主席一直在思考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多次找人聊天，交換意見。他找得最多的，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的連指導員何挺穎。
何挺穎
何挺穎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強，他所在的連隊政治氣氛濃，連隊沒有一個逃兵。
何挺穎對毛主席說：“部隊接連打了一些敗仗，軍力銳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支隊伍失去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黨對隊伍的領導權問題。”“要從軍隊的黨組織去考慮。現在部隊中黨的組織太少，黨員人數也不多，這樣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隊。要把黨組織建到每一個連隊。”
毛主席又與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幹部交流意見後，遂決定要把黨組織建到連一級，堅定了打造一支新型革命軍隊的決心。
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原有5000多人的起義部隊，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戰馬。
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三灣村協盛和雜貨鋪裡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三個：一、整編部隊。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為一個團，即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二、黨支部建立在連上；三、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
“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確立後，軍隊面貌大為改變。從此，一群成分複雜的舊軍人，被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中總結：“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親歷過秋收起義的羅榮桓元帥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一文中總結說：“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
三灣改編時，原來的一個師縮為一個團，即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是陳浩，黨代表是何挺穎（還兼任著第三營黨代表）。
可見何挺穎當時的地位之高。
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張宗遜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作為黃埔五期畢業生， 二十四師新兵營被編為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盧德銘）第三營後，任第十連副連長。所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未成， 轉入江西修水，升任第十連連長。9月9日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29日三灣改編，我任第一團團部參謀，繼續南移；10月3日進寧崗縣城，調任第四連（即特務連，連長曾士峨，黨代表羅榮桓）副連長，24日隨毛澤東到達井岡山大井村。此時，何挺穎任第一團黨代表”。
張宗遜後來是開國上將，他與何挺穎同為陝西人。張宗遜是渭南人，何挺穎則是漢中南鄭縣人。何挺穎要不是過早地犧牲了，開國授銜時至少應該是大將。
鮮為人知的是，何挺穎還曾是毛主席的搭檔。
1928年3月，正當井岡山根據地日益鞏固之際，湖南特委派出一個叫周魯的特派員來到井岡山，批評毛主席“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宣佈取消前敵委員會，撤銷了毛主席的前委書記之職，更令人震驚的是，周魯居然宣佈開除毛主席的黨籍。
據周魯講，他來時看了中央文件，中央決定開除毛主席黨籍，他是來執行的。由於在特殊年代，一般沒有絕對把握不隨身攜帶文件，多靠口頭傳達。
毛主席被開除黨籍後，又不能不安排職務，因為他在黨內、軍隊內，特別在井岡山根據地群眾中享有無可替代的威望。迫於形勢，只得安排毛主席擔任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的師長，何挺穎被任命為師黨委書記，也就是後來的政委。
我們都知道，戰爭年代，毛主席在軍隊中的職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擔任軍事首長。此時他的搭檔，就是比他小12歲、生於1905年的何挺穎。
連黨支部會議也無權參加了，毛主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毛主席仍然執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從江西進入湖南，支持那裡的暴動。4月上旬，毛主席在湖南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原來特派員周魯對中央文件作了錯誤的傳達，文件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的決議——“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未“開除黨籍”。
1956年9月10日，毛主席在“八大”預備會上曾談起這一段難忘的往事：“‘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1928年4月底，由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暴動部隊近萬人，到達了寧岡龍市，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為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主席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王爾琢任參謀長。下轄十、十一、十二等三個師。
其中十一師的黨代表，就是何挺穎。
何挺穎參加了井岡山歷次“反圍剿”鬥爭，親自指揮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為保衛井岡山根椐地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1929年1月24日，何挺穎在江西大庸嶺戰鬥中身負重傷，時因環境險惡，作戰頻繁，在一次夜行軍轉移中受敵軍阻擊而犧牲，年僅24歲。
犧牲前，何挺穎的身份是紅28團的黨代表，是團長林彪的搭檔。
當年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大學生共有16人，他們是：北京中法大學的陳毅，山東青島大學及武昌中山大學的羅榮桓，北京大學的李卻非、伍中豪、鄺鄘、譚衷、劉霞，北京師範大學的鄧貞謙、北京私立國民大學的朱亦嶽，上海大同大學的何挺穎，上海復旦大學的遊雪程，南京南方大學及上海法政大學的譚梓生，重慶中法大學的徐彥剛，湖南益陽信義大學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學的王良，湖南南華大學的周魴等。
這16人中，除陳毅、羅榮桓2人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授予元帥軍銜外，其餘14人都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何挺穎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有41名黃埔軍校生曾在井岡山斗爭中叱吒風雲，他們是盧德銘、張子清、餘灑度、蘇先俊、伍中豪、徐彥剛、陳浩、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範樹德、曾士峨、遊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王爾琢、王展程、朱雲卿、楊至成、劉之至、林彪、唐天際、戴誠本、肖勁、朱舍我、段輝唐、袁崇全、陳東日、鄺鄘、李天柱、陳俊、曹福昌、劉鐵超、資秉謙、鄧萍、賀國中等。
這41名黃埔生，解放後倖存的僅有8人，他們是林彪、楊至成、張宗遜、陳伯鈞、唐天際、譚希林、劉型、範樹德。（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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