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位世界級哲學家產生了爭吵。起初，是意大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喬吉奧·阿甘本2020年2月25日在《宣言報》（Il Manifesto）上刊登社論《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文中稱，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NR）本月22日表示：“意大利尚未爆發SARS-CoV-2大流行。”（CNR發文的2月22日當日，意大利確診79例新冠病毒感染；次日確診案例數上升到157例；2月25日本文原文發佈時，共有323名患者確診。）“不論如何，根據現有上萬個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學數據，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現出輕微和普通症狀（即一種流感）。10%-15%的患者會發展出肺炎，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治癒。據估測，只有約4%的患者需要進入重症監護室治療。”
2月23日，以“衛生與公共安全”為名的法令迅速通過，實現對某些市鎮和地區真正的軍事化管理，只要這些市鎮或地區“至少有一名傳染源未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在感染者中至少有一例無法追溯到任何來自已知疫區的人員。”
意大利斜塔
喬吉奧·阿甘本稱，這一法令對人身自由嚴重限制：
1.禁止因為任何原因身處有關市鎮或地區內的所有人員離開該市鎮或地區；
2.禁止進入有關市鎮或地區；
3.取消任何內容的遊行或項目、活動；禁止在公共或私人場所舉行一切形式的集會。禁令涉及到的活動性質包括文化、娛樂、體育和宗教，場所包含包括向公眾開放的封閉場所；
4.取消所有系統下、任何階段的幼兒與小學教學活動；取消學術以及高等教育活動；遠程教學除外；
5.由2004年1月22日第42號法令“文化與自然遺產條例”第101條規定的博物館與其他文化機構、場所，禁止向公共開放；有關定期免費、不受限制地進入這些場所和機構的規定暫停生效；
6.取消所有遊學活動，不論目的地是國內還是國外；
7.除基礎公共服務外，取消其他公共議程和公共部門的活動；
8.對任何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採取隔離觀察。
喬吉奧·阿甘本認為，這些措施是過度的，首先，使用例外狀態作為常規政治範式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可以說，如果恐怖主義已經不再能成為宣佈例外狀態的理由，那麼現在，“發明”一場流行病就可以為無限拓寬例外狀態提供理想的藉口。近年來，恐懼狀態在個體意識中的擴散愈發明顯，並轉變為對集體恐慌狀態的真正需求。同樣，流行病再次成為了理想借口。如此一來便形成了惡性循環：人們渴望安全，於是接受了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讓人們產生這種渴望、並採取措施加以滿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喬吉奧·阿甘本的文章刊出之後，他的朋友、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發表《病毒性例外》，迅速回應：
喬吉奧相信政府是在利用各種藉口以建立所有可能的例外狀態。他沒有注意到，這種例外實際上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成了一種規則。在這個世界裡，各種技術相互連接（各種置換、遷移、種種實體的浸透或擴散等），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並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人口的這種倍增還包括富裕國家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數量的增長，以及一般來說處於風險中的人的增長。
不應該搞錯目標：毫無疑問，現在涉及的是一整個的文明。有一種病毒性的——生物的、信息學的、文化的——例外，是它在我們中爆發開來。政府只是可悲的執行者，指責它們更像是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把戲，而不是一種政治反思。
我上面已經提醒過，喬吉奧是一個老朋友。我很遺憾地喚起個人記憶，但我在根本上沒有離開那種一般性反思的筆調。大約30年前，醫生判斷說我必須移植一個心臟。吉奧喬是少數建議我不要聽他們的話的人之一。如果我聽從了他的建議，我可能很快就會死掉。我們可能搞錯了。儘管如此，喬吉奧仍是一種敏銳和親切的精神，以至於我們可以說——沒有絲毫諷刺地——如此地例外。
法國埃菲爾鐵塔
不難看出兩位哲學家的分歧：喬吉奧·阿甘本擔心政府利用新冠肺炎擴大自己的權力，侵犯公民的自由。而讓-呂克·南希認為，病毒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威脅，政府只是在做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意大利，政府在抗擊冠狀肺炎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都會引發廣泛關注。原因在於，兩國都是民主國家，政府難以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城和戰時管制的緊急措施。如果這樣做，首先公民可能不服從，其次可能面對違憲審查。眾所周知，意大利在二戰時是法西斯主義國家，墨索里尼是世界知名的大獨裁者。二戰之後，意大利廢除君主立憲制建立了共和國。儘管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逃脫了懲罰，但是歐洲知識分子大都秉持批判性立場，監督政府權力。喬吉奧·阿甘本批評政府限制人身自由，正是秉持其知識分子職責。
而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深受德里達影響，將病毒視作人類的大敵，將政府視作抗擊病毒的重要力量。在人類健康、生存和擔憂政府成為龐大的利維坦之間，他更擔心的是前者。
在我看來，兩位哲學家爭論的實質，首先取決於對冠狀肺炎危害性認識的不同。在喬吉奧·阿甘本看來，流行病的危害並沒有那麼大，但政府藉助誇大事實，並利用民眾對安全的渴望擴張了自身權力。而政府這一做法帶來的危害，可能比流行病更大。而讓-呂克·南希認為，為了克服病毒對人類的威脅，就必須允許政府使用非常手段，而這種“例外”實際已經成為了一種規則。
湖北雲夢縣城人工湖，已經封城一個多月
按照政治學常識，如果公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福利，就要犧牲更多的自由，繳納更多的稅收——例如北歐國家；如果公民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稅收，那麼就只能要求政府提供更少的安全保障和福利。現代國家的權責對應，正體現在這裡。在美國曆史上，因為總統代表的行政權擴大，曾經引起過代表司法權的最高法院強烈反對，兩方曾經產生過激烈對抗。最典型的就是小羅斯福和美國聯邦和最高法院的案例。
1929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1932年，小羅斯福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並且連任三屆。羅斯福拋棄了美國此前施行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運用行政干預經濟。不僅大大擴張了總統權力，而且使得政府的規模迅速膨脹。這引發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高度警惕，有人擔心羅斯福成為美國的大獨裁者。一場總統與最高法院的較量就此展開，最後羅斯福佔得上風，但雙方都做了妥協。
羅斯福於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亞州的溫泉因突發腦溢血去世。之後，美國的民主制度做出調整，迄今沒有出現過類似羅斯福這樣的總統。
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可以靈活調節政府權力和民眾權利的權重，喬吉奧·阿甘本和讓-呂克·南希的爭執，最終的判決者不是取決於他們，也不取決於政府，而是擁有投票權的廣大公民。因此，他們的爭論，只是提供了思考冠狀肺炎問題的角度和方法。這就是李文亮所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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