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长歌君按

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西域:大漠黄沙,驼铃阵阵

“质子”是汉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人质,它通常以王侯的子弟作为抵押品借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尤其以汉、唐、元几代较为盛行,数量庞大。两汉时期,有一类人在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它就是来自西域各国的“西域质子”,是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长歌君探

一、“西域质子”从何而来?

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西域质子中不乏被迫的抵押品

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的建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使者的招诱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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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域各国

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贿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后汉书·西域传》

自汉武帝始,大规模用兵匈奴,经营西域。与军事胜利相呼应的是西域各国少数民族子弟或被迫、或委曲求全、或应征、或自愿以“质子”的身份入汉,留在汉朝宫廷,作为抵押品借以实现西域各国与中央王朝的某种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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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利破宛

二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汉书·李广利传》

在汉武帝时期,西域各国大规模纳质是在李广利征破大宛之后,虽然此次西域各国纳子入侍《汉书》里没说明是多少个国家、多少数量,但从“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可以看出“质子”数量肯定不少。随着汉帝国的不断扩张,长安城内的“西域质子”与日俱增,最多时应包括西域三十六国,而且西域一些国家在汉“质子”不止一个,有的同时有好几个“质子”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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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出使西域,先礼后兵

东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并不稳定,主要经过“三绝三通”维持。东汉重新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对西域统一的重任,此为“一通”。“一通”后,除龟兹以外,西域诸国均向东汉遣子为质,表示归属。“二通”即班超攻占莎车、打败龟兹等国的援军以及攻破焉耆和伊犁王后,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此次纳子作为人质的应该包括西域五十五国。公元127年,班勇领兵出击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这场战争使得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纷纷遣子侍汉,这次“西域质子”数量应该可观。

二、“西域质子”在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中有何独特优势?

入汉的“西域质子”构成了汉代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他们在西域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具有其他人员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概括为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

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匈奴向西汉遣质子表可窥汉代质子身份不同寻常

“西域质子”身份的特殊是指其在国内和入侍汉宫以后的的身份不同寻常。首先“西域质子”基本上都是西域各国王子,也有少数是国王本人,毫无疑问,这些人的身份是极为特殊的。其次他们在其王国内,质子是最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由于在封建社会教育基本是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前提下,不是所有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良好的教育环境,故而可以肯定“西域质子”是本民族中最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由于其在文化教育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必然给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

质其种裔,习我华风。——《册府元龟·外臣部》

再次“西域质子”是汉王朝施加文化影响的重点对象。由于这些质子很有可能是未来西域各国的国王,汉王朝通过对入汉的“质子”施加文化影响,就等于对藩国未来的接班人进行汉文化教育,争取汉文化将来在西域各国得到普遍接受。

由于“西域质子”的特殊身份,在中原和西域文化传播方面会带来一种示范带头作用,由于质子的国王或王子身份,他们在本民族内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西域国人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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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质子”风尘仆仆奔赴长安

“西域质子”的经历的特殊是指其在来汉入质、留汉为质和社会交往都与其他外交人员出使的经历有所不同。首先“西域质子”出使使命不同凡响,他们是被作为人质派往他国作为抵押品,来去不能自由,安全系于两国关系的好坏。其次“西域质子”留汉为质的时间较为久长,两汉对西域各国入侍质子实行严格的轮流替换制度,他们的去留要由中央王朝批准,留汉为质时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年、十年到十几年,如楼兰质子尉耆自称“身在汉久”,安息国王子也因“入侍于汉,因而家焉”。

再次由于“西域质子”身份特殊,有机会广泛结交汉朝达官显贵、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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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的董卓,较好的演绎了史书记载的暴脾气

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后汉书·赵典传》

如东汉末年的车师王侍子,就与董卓关系密切,深得董卓宠爱,还为其犯法被诛杀“都官从事”,此时足以说明“西域质子”完全有与权贵们结交的机会。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都为“西域质子”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和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文化交流中有与其他人员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三、“西域质子”在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来汉充当质子由于身份和经历的特殊,这与一般的官员、使者或者其他外交人员出使他国有所不同。质子出使汉帝国,使他们处在一个两种民族文化激烈冲突、交锋、交流和融合的边缘地带,使得质子在面临着文化方面的艰难抉择和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作出一定的适应性反应。于是“西域质子”在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中原汉文化的传播者,又是本民族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汉代西域文化遗址,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

一是从两汉“西域质子”的现实表现来看,不少质子长期留居中原,虚心学习汉族文化,回国后成为中原汉文化的有力倡导者,他们效仿中原王朝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革新,使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并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龟兹王绛宾亲自访问长安,回国后进行改革,推行“乐汉衣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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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故城

驴非驴,马非马,龟兹王。——《汉书·西域传》

虽然最终龟兹王的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被人讥讽,但绛宾顶住压力,坚持不动摇,开一代西域各国学习中原汉文化风气先河,使得龟兹成为西域地区最早接受汉文化的地区。

随着汉与西域关系的加深,也随着入侍于汉的“西域质子”的不断增多,对汉文化持肯定态度的“质子”也越来越多,西汉末年在位的莎车王延就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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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车王廷(左四)

(莎车王延)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与典法。——《后汉书·西域传》

莎车王延在汉庭生活过,回西域后,模仿汉朝制度在莎车国建立了一套中原官仪,对莎车国的的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使莎车国强盛起来,一跃成为西域的霸主。

质子入侍,有时留居中原很久,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逐渐产生内向之心。当他们返回故土、执掌大权之后,在坚决抵抗匈奴,帮助汉王朝推行各种政令、发展生产、传播汉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

东汉时期,西域各国遣子侍汉者甚至比西汉时更为频繁。如龟兹质子白霸,长期生活于内地,对中原汉文化有很深的了解。白霸被班超拥立为龟兹国王后,在其国内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尤其在文化、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注意吸收外来文化,提高国人素质,同样取得极大的成功,白霸的文化政策对龟兹甚至整个西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西域质子”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通过物品渠道和人员渠道把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从而促使中原汉文化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西域质子”把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主要通过物品渠道和人员渠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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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出土的佉卢文书

物品渠道是指由于“西域质子”入侍,进献给中原王朝的诸如国书、贡品及质子本人及其随从们穿着和携带的服饰、生活用品等。“西域质子”入汉,一般都要带上本国国王给中原皇帝的书信,书信一般用本国语言写成,要了解其中的内容,需要专门的翻译人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很多就通过这种途径被中原地区所了解和知晓。“西域质子”来到中原王朝,也要携带比一般使者更多的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贡品,西域各国在其国内搜罗的奇珍异宝,进献给中原皇帝,贡品中有大量的本地民族文化符号,即所谓的“方物”,很多是稀缺品或者质量比中原地区的要好,甚至还有民族特色这种物品流入中原,必然带来西域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

汉代“西域质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

西域歌舞和乐器也随质子进入中原

人员渠道是指“西域质子”本人和其随行人员。质子本人就是最为重要的人员渠道,始终是西域和中原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尽管他们的初衷和肩负的使命并不是为文化而来,但由于他们在文化传播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在入汉和回国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充当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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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马:古代西域所产名马

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汉书·李恂传》

如李恂时任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都尉,与诸国“侍子”关系密切,因而往往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汉书》中记载李恂虽未受其珍宝,但据此可知汉代时期“西域质子”是把西域各国的珍宝,如宛马、金银、香罽之类的东西带入中原得重要人员。物品渠道和人员渠道使得中原和西域文化相互交融极为频繁。

长歌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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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加速了西域和中原得文化交融

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汉代的“西域质子”不仅是中原汉文化的传播者和受益者,也是本民族文化的积极传播者。由于“西域质子”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成为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在西域和中原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促进了中原汉文化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参考文献:

1. 班固等.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 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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