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時，幾任皇帝都吸取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原則，以黃老之術治國，追求“無為而治”，以求達到國泰民安的效果。從結果來看，漢初的這些措施是非常對路的，人民生活安寧，民間財富得到大量積累。
黃老之術的核心就是放民予寬，不做擾民之舉，抓大放小，中央與地方政府只在大的方向上進行把控，對細微、瑣碎的事情不多過問，像這時期的大臣蕭何、曹參、陳平、王陵等人都是無為而治的喜好者。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本或無言字)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封建王朝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便是君臣們都以黃老之術治國的結果。
《資治通鑑》：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描述了文景盛世的民間富足盛況，糧食多得吃不完而腐壞，錢多得花不完堆積在庫房裡串強都朽爛了，這都是以黃老之術治國的功效。
漢朝以黃老之術治國的時代到了漢武帝時便嘎然而止了，與自劉邦以來討厭儒學的的幾位統治者不同，漢武帝從小就學的是儒學。
儒學與黃老之術之爭
武帝即位後就開始想要改變國策，想施以儒學執政，併為此廣納深通儒學之人為朝臣。
《史記武帝本紀》：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
這一年，漢武帝又任用竇嬰（竇太后的侄子）為相，田汾（武帝的舅舅，王太后的弟弟）為太尉。竇嬰和田汾都好儒學，他們又舉薦了王臧為郎中令，王臧的同學趙綰為御史大夫。
趙綰和王臧都是深諳儒家學說之人，他們上任便積極著手對皇帝的巡視、封禪、曆法及服色進行制禮等儀式上的改革，這些舉措都會勞師動眾損耗財力民力，違背了黃老之術以無為治天下的原則。而這時，朝中還有位黃老之術的堅定者竇太后還在世，漢武帝雖已登基為帝，但朝權還是由竇太后所控制，漢武帝想要罷黃老之術改施儒術自然遭到竇太后堅決反對，於是，竇太后首先拿趙綰和王臧開刀，以表明她堅決打擊儒學的堅決態度。
竇太后先是迫使漢武帝把趙綰和王臧兩人下了獄，這二人後來在獄中自殺，然後又把竇嬰和田汾撤了職。在竇太后的強力反對下，儒學的第一次冒頭被強力鎮壓了下去，但是，這改變不了漢武帝一顆堅決向儒之心，
想鬥法，才即位的漢武帝還無法與竇太后抗衡，但在時間上，竇太后是熬不過漢武帝的，公元135年，竇太后去世，壓在頭上的大山終於被時間老人搬走了，橫亙在劉徹面前阻擋他大興儒術的最大阻礙沒有了，漢武帝重新起用田汾為相，田汾一上任，就罷黜了黃老之術、刑、名家等百家學說，讓精通經學的儒生入朝為官，像公孫弘只因精通《春秋》從一介平民就成為了位居三公的尊位，被封為平津侯。
《史記儒林傳》：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漢武帝起用田汾後，也標誌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開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並不是禁止學習百家之術，而是他只選用學習儒術的儒生為官，學習其他諸子之術的士子們則很難得到朝廷的任用，官方的選仕導向也就導致大家都學儒術，學習其他學說的就非常的少。
漢武帝為何要大力推崇儒術
漢建立後，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在政治上，通過先後剪除異姓王，對同姓王過大的權力加以制約後，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加強，這時，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思想來穩固中央集權制度的統治，也就是要從形式上和肉容上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使得萬民順應和認同皇權的專制地位。
在先秦的諸多思想學說裡，墨家代表的是普通人民的利益，這肯定不是統治者願意看到的；法家主導的思想又過於嚴苛，秦就是亡於嚴刑峻法，這顯然也是不能採用的。而陰陽家宣揚的符瑞和五德之說過於虛幻，缺乏實實在在接地的依據。道家的黃老之術在漢初以來取得很大的成績後，由於過於依循保守已不利於積極擴張的統治政策，也就是說，黃老之術對於此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來說已是一種桎梏，他亟需一種變革的一種思想，能為他擴充權力、維護大一統的統治而服務。
於是，在公元134年，漢武帝召集熟習經學的士人齊集長安，發以策問，讓這些飽學之士們進行答辨，以便從中探尋歸納出能為他所用的思想學說，熟諳《春秋》的儒生董仲舒在應答策問時切中了漢武帝所想要的。
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策上主要是在三點上，1）天人感應，王者是受天之命來統治萬民，，如果積德累善，上天就要使他成為萬民的王者，萬民就要服從與他。而一旦上天受命與王，就不能輕易改變。天人感應是融合了陰陽家的學說，樹立了君權神授的權威感，維護了統治者的唯一性和權威性及神聖感。2）大一統，天子治天下，而諸侯治本國，天子應得制抑諸侯的權力，諸侯不得專封、專地、專討，天下安定，必定強幹弱枝，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不但迎合了漢武帝在政治上的大一統，更是提出了統一的國家，思想上更需要大一統，並且明確的提出了罷黜百家邪說，認為百家雜說的存在，就會有許多奇談怪論出現，會造成思想認識的不同，擾亂百姓們的認知，影響萬民對統治者政令的遵從。並提出了對孔子以外的學說都要禁止並且廢除，都要統一到六藝、孔子的學說這個框架裡來。
3）德教與刑罰相輔 德教與刑罰相輔而用，刑罰佐與德教而治，德教，就是人倫綱常，君臣上下之禮，夫婦長幼之禮，儒家把原本中國家族制度下的孝悌觀進行固化，並移孝為忠，移家為國，建立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忠君思想。
董仲舒的學說適應了漢武帝時期的統治需要，當時，生產力得到發展，一般的地主豪強的力量也得到壯大，維護統一局面迫切需要相適應的思想學說做支撐。
漢武帝也並不是都採用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而是進行了大量的削足適履，像董仲舒主張的行仁義而萬國就會主動自來稱臣，漢武帝則是用武力征服四夷；董仲舒強調的取義舍利，而漢武帝因為要用兵，就重用能理財的大臣如桑弘羊等人將鹽、鐵、茶等產業收歸國營來與民爭利充實國庫。董仲舒強調的德教為主，刑法為輔，而漢武帝時期是廣施嚴刑竣法。
漢武帝的外儒內法成為維持幾千年封建王朝的根本
漢武帝在對民眾的思想教化上大量採用了董仲舒的新儒術學說。更注重的是君臣民的倫理秩序，並以此維繫社會運轉體系。但在具體治國之術上，更多的仍是偏倚法家的思想，只不過對秦朝時奉行的商鞅、韓非的法家之術進行了改良，但其主旨沒變，仍是強調弱民國強，君權獨大，皇權專制，主張君主要掌控軍政大權，運用權謀之術來駕御群臣。
表面上看，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質上，他實行的是外儒內法的統治之術。以德教來教化民眾，以法治來進行專制。如果說秦始皇的郡縣制開創了中央集權統治的制度模式，那麼，漢武帝的外儒內法的統治術就是讓這種君主集權專制的統治制度擁有長久生命力的保障，後續歷代王朝無出其右，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修修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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