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上大學二年級時，在雜誌《收穫》上閱讀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心中滿是難以名狀的抑鬱和沉重，之後便極其渴望見到少有令我產生這種心境的作家路遙。也極想知道，創作了如此直抵人靈魂的作品的作家，是不是也有著與《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相同的命運和愛情呢？沒想到還真就把路遙盼來了。那是個初冬的下午，聽說路遙要來西大舉辦講座，我和幾位同學匆匆吃了午飯，便趕往學校圖書館一樓的階梯教室。我們趕到時，教室裡已經是座無虛席，我們只好站在走道上。那天的陽光極好，從教室的窗戶斜射進來，暖融融的，路遙就是隨著這束陽光走進教室的……1985年的夏天，命運更加眷顧我，我畢業分配到了陝西省作協工作，如夢如幻般，我竟然與路遙成為了省作協的同事。那時，路遙已經從《延河》雜誌社調離，從事專業創作，並開始了《平凡的世界》創作。而我則是剛剛進入《延河》的新人，自卑、膽怯得不敢和路遙說話。
進入陝西省作協大院，曾經有許多名家的大名如雷貫耳，突然間生動地出現在我面前，我感到幸運，同時又很忐忑。每天我踏著報話大樓八點的鐘聲去上班，下班離開單位時就會見到“早晨從中午開始”、在院子裡走動的路遙。聽到他哼唱著俄羅斯歌曲或者陝北民歌。但是，我就是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更不敢跟他說少女時代讀他的作品帶給我的那種震撼。
一天，在省作協全體職工大會上，路遙就坐在我前面，路遙開會總是溜邊兒的，不會坐在顯眼位置。早就聽說，路遙從醒來用一根火柴點著煙之後，便不間斷地一根接一根地抽菸，而且習慣每次都把過濾嘴掐掉。那天，我便親眼看見了路遙的這一抽菸習慣。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的過濾嘴就掉在了地上。就在我數過濾嘴的時候，他回過身跟我說了一句話：“你是新來的小張吧。”路遙的這句話，一下子消除了我一直不敢與他打招呼的緊張感。
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辦公室，路遙推門走了進來，就坐在我桌前的沙發上。他與我談了省作協的現狀。他說，不能因為客觀現狀而影響自己的情緒，要學會把握自己，咬緊牙多看些書，多寫作品。一個人活在世上就要追求崇高的目標，要為自己樹立理想。接著，和我談了談他讀我寫的幾篇作品的感覺，並向我推薦了他喜歡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霍·阿·布恩蒂亞又付了五個里亞爾，就像出庭作證的人把手放在《聖經》上一樣，莊嚴地將手放在冰塊上，說道：‘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明。’”
路遙竟然輕鬆而莊重地背誦出這段“情節”，透過鏡片，我清晰看見他眼睛裡閃爍著崇敬的光芒。
很幸運，省作協分給我的住房與路遙的寫作工作室在同一個小四合院裡。在《平凡的世界》的修改過程中，疲憊的路遙走出房間做短暫休息時，他經常會抱起正在玩耍的我女兒，親吻她的小胳膊。我女兒被路遙“訓練”得有了習慣動作，不管她玩得多麼投入多麼開心，只要見到路遙走過來，便會停止玩耍，大聲叫著伯伯，然後伸出白胖的小胳膊，挽起袖子，讓路遙“咬膊膊”，左邊“咬”一下，馬上再伸出右邊的胳膊。在稚氣十足的孩子面前，路遙充滿著慈愛和少有的稚氣。
因為專心寫作，路遙時常是過了飯點而忘記吃飯，處於飢餓狀態的路遙，便吃遍了院子裡各家的飯，有時候，也會到我家吃上一頓我做的手藝欠佳的飯菜。
在與路遙共事七年的時間裡，比起他著名作家的身份，我更願意將路遙視為一個普通的生命。儘管在我工作的陝西省作家協會，聽到最多的就是路遙獲得各種獎項的消息。但是，定格在我心中的最深刻的路遙形象——就是一手拿根黃瓜或大蔥、一手拿著饅頭，滿臉的疲憊不堪。
在路遙完成長篇鉅作《平凡的世界》之後，有一段短暫的休整。我家和路遙工作室所在的小四合院兒，是省作協院子裡為數不多的陽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在正午陽光灑滿院子的時候，路遙常常會坐在一把破舊的藤椅上閉目養神，享受陽光的溫暖。有時候，他久久地站在一棵大樹下；有時候，靜靜地仰頭看天上雲捲雲飛；有時候，獨自坐在一根橫臥在地的粗木樁上，默默地瞧著地面，瞧著面前的舊屋破磚，似乎在沉思，又似乎什麼也沒有想。這個時期，路遙的閱讀興趣轉向了歷史，他讀《新唐書》《舊唐書》，讀《漢書》《史記》，讀《資治通鑑》《中國史綱》，以及古今中外的人物傳記。路遙專門買了豪華版的《二十四史》，隨時查閱。此時，他對中國歷史進行了一次貫通性的閱覽。
在這段相對悠閒的日子裡，路遙最幸福的，就是能安穩地在家陪女兒了。然而，路遙仍然只有晚上短暫的時間，才能見到女兒。他睡覺時，女兒上學去了；他中午起床後，女兒仍然在學校。
1991年3月的一天，在省作協傳達室，一份由北京發給路遙的電報，引發人們一陣陣激動的議論。有人猜測，肯定是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消息來了；有人說，快去叫路遙來拆開看；又有人說，還是快送到路遙手中吧！電報很快到達路遙手裡，他不慌不忙地打開電報，瀏覽了電文。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發來的電報，在第一時間裡，朋友報來喜訊——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
看著電文的路遙，顯得比任何人都平靜，他說：“嗯，是獲獎的消息。”只有那次《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獎的喜訊傳來時，路遙由衷地激動而興奮過，因為那是他第一次在全國獲獎。那時，他太需要文壇的肯定，從而樹立自己的文學創作自信。後來的幾次獲獎，包括中國文學的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再也沒有那次那樣的激動。
在去北京參加頒獎會之前，路遙將《延河》編輯部的我和另外兩個年輕編輯邀到家裡，將他正在撰寫的頒獎會上的發言稿念給我們聽。他說，他想聽聽年輕人的意見，他不想他的發言給人的感覺是過於張揚，但又必須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他說，能獲得茅盾文學獎，他自然很激動，因為付出了六年多的心血終於得到了認可。但是，路遙說，“這並不意味著我的作品從此就是文壇的最高水平，也並不意味著沒有獲獎的作品就不夠獲獎的資格。”路遙很為那些優秀作家的作品落選而遺憾，他說，比如張煒和他的《古船》，等等，他深深地為他們嘆息。長時間沉默之後，路遙說：“我的創作的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我要很好地總結一下，然後進入創作積累階段。”路遙似在問我們，又似在自言自語，“下一個目標將是什麼？”
西安開往延安的鐵路客車是1992年8月1日通車的。路遙早就等待著開通的這一天。說起來有些宿命的意味，路遙可能覺得做完了起碼眼下該做的事情，他該出門遠行了。8月6日早晨，家屬院和辦公院相通的窄窄小路上，陽光剛剛灑向長滿綠色苔蘚的青磚小路。這時，路遙從家屬院那個方向走過來，一個軍綠色的雙肩揹包，他單肩挎著。揹包裝得很滿，他卻背得很輕鬆。同院的曉雷、李星還有我，見到揹著大揹包的路遙，都問他，“去哪兒呀？”路遙興沖沖地回答：“回家，回陝北！”這次的親切目送，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健康的、直立行走的路遙。
1992年路遙去世後，有一段日子，我經常恍惚地感覺，他還會再次出現在省作協的院子裡，依舊沉重而穩健地走著，然後坐在那把破舊的藤椅上。於是，我寫過多篇紀念他的文章，我想我寫多了是不是就能將路遙重新喚回來呢？後來，陝西人民出版社優秀編輯張孔明精心策劃，並選擇了我為路遙的苦難人生作傳，這既是我蘊蓄內心已久的願望，也是機緣巧合，一觸即發。面對傳主路遙，我不是旁觀者而是在場者，為路遙作傳，我可以將我個人不可言說的隱憂與痛楚，通過感性的筆墨傳遞出來。我寫出的不僅是關於路遙的紀實性文字，更是珍藏在自己記憶裡和生命裡的東西。
陝北黃土地上的人民，曾經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他們身上，凝結著樸素的先進思想，這是特定社會歷史、特定陝北地理形成的。常年生活在貧困、沉鬱、頓挫的陝北黃土高原上的陝北人的文化性格還有更為豐厚更為基本的一面，他們的行為所顯示出來的、更多更內在的元素是悽然的、悲壯的，也是清峻的、蒼涼的。千百年來積澱下的質樸、善良的品格，勤奮勞作以及甘於受苦的精神，“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這些都深深地影響著在此地出生、此地成長的路遙，並在路遙的作品中得到很充分的展示。
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出版後，在全國造成很大轟動，他本可以帶著這份榮譽安逸地生活，不必過勞、拼命地寫作，但他卻沒有就此止步，相反，他害怕無法超越，覺得“痛苦極了”。他逃離喧囂、回到陝北家鄉，把自己“丟”在沙漠裡思考了好幾天，並鄭重決定創作鴻篇鉅製《平凡的世界》。
路遙作品的核心是對普通人尤其是對農民的持久關注，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孫少平等人物形象，恰是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體縮影。小說主人公試圖通過自身奮鬥打破宿命、改變命運，這顯然契合了所有農民的心理需求。“三農問題”至今都是一個熱點話題，可路遙早在1982年他的中篇小說《人生》裡就已經提出來了。而長篇鉅製《平凡的世界》反映了從“文革”後期1975年到改革開放初期廣闊的社會面貌，展示了那個時期中國農民的渴望、追求以及為改變命運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或者說是中國農村青年的奮鬥史。農村題材為他所熟悉，當然更為他所關注。也正是對底層人民的熱愛和關注才使他獲得了更多的尊重。面對最樸素的人，路遙堅守最基本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選擇了最樸素的寫法，表現切切實實的生活世相。
與路遙在一個院子共事七年，無論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對路遙的認識，多少是有的，但是，要真正考察清楚，並且呈現出最接近真相的路遙人生面貌，卻並非易事。我沒有走捷徑，而是從頭做起。從2009年開始，我重讀路遙的所有作品和研究資料，計劃性地走訪了路遙的親朋舊友，想方設法地閱讀了路遙的個人檔案。2010年初春，我還耗費時日地重走了一遍“路遙輾轉陝北”的創作之路，一路走、一路體驗、一路採訪，感受至深，收穫也很大。
在走訪過程中，讓我感動的細節很多。在去陝北的一路上，路遙的生前好友或是熱愛路遙的朋友，聽說我是為路遙作傳而來，紛紛給予了我最大的幫助。他們在我完成一站的採訪後，又將我送到下一站。在路遙深入生活、體驗生活，與礦工一同下井的銅川鴨口煤礦，煤礦領導陪我一起下井，之前，他們是不允許女性下井的。在鴨口煤礦，我還翻拍到一張路遙身穿破舊的礦工服與礦工聊天的照片，這是鴨口煤礦的一位攝影愛好者——王清林的作品。由於有這位有心人“第三隻眼”的捕捉，我們才得以看到路遙當年體驗生活的真實形象。在鴨口煤礦還有一大收穫，那就是見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煤礦工人安鎖子的原型。老實、質樸的安鎖子只聽說路遙寫到了他，還用了他——安鎖子的真名，但是他卻始終不知路遙將他描寫成了什麼樣子。在延安期間，我也給年逾古稀的文學前輩曹谷溪老師增添了不少麻煩——連續兩天去他家中拜訪，到了飯口，又毫不客氣地坐下來、端起飯碗就吃。曹老師還將我一路送到延川縣，然後又安排下一站——清澗縣給予我幫助。
2010年3月22日，我在清澗“路遙紀念館”裡，巧遇正要去延川縣的路遙三弟——王天雲。我在《路遙文集》裡已經知道這個小名“四錘”的三弟。當天我參觀了尚未正式開館的“路遙紀念館”。我在米脂掛職期間，每次往返的途中，都要到清澗王家堡路遙老家的窯洞，去看望路遙的生母。這回走訪，我再次來到路遙的老家，當時，路遙的生母因為腦溢血，已經昏迷多日，躺在炕上的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路遙的小妹妹——王萍，一直貼心地照顧著老人。這一次，我無法再與路遙的生母在窯洞前合影了。我滿懷遺憾與哀傷地與老人告別。我於2010年3月26日返回西安，而就在這一天，路遙的生母去世的噩耗傳來。就是這位身材矮小卻極其堅強的母親，在過去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連續不斷地經受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巨大痛苦，先後送走了四個兒女、以及自己的丈夫。
親歷現場和第一手資料的獲得，使得我在撰寫《路遙傳》時，在史料方面，我想應該是刷新了現有的考證和研究成果，補充、完善和深化了以往人們對路遙及其創作的認識。
待一切準備就緒，我以為我可以輕鬆動筆撰寫《路遙傳》時，我突然膽怯了。一方面，所有的生活細節和素材紛至沓來，我不知該如何下筆；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太自不量力了，竟然膽敢為路遙作傳。在路遙剛去世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紀念路遙的文章——《我要和你重新交往》。路遙短暫的一生是孤獨的，是寂寞的，這固然與他的天性、他的經歷以及他始終追求的崇高有關，但是，正因為有許多如我一樣，敬仰他卻又遠離他的人，才使路遙處於孤獨之中。路遙的周圍有許多的人，但是，他們沒有與路遙同行，而是懷著崇敬尾隨在路遙的身後。這些人之中便有我，我們太缺少孩子般的稚氣，與他手拉手同行，而這正是路遙渴望得到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崇高境界，但同時，也在追求著平凡、普通。我曾想象著，如果可能，我不再怯怯地叫他老師，我會說，“路遙，我要重新和你交往。”我想他聽了，一定會寬慰地、真誠地、無聲地笑起來，他會說，這也是他渴望的。但是，當我真正面對路遙、面對他42年短暫生命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時，我知道，即使我重新和他交往，我仍會和大多數人一樣，依然是心懷崇敬、追隨其後，因為，與同時代作家相比，在對中國轉型期社會變化的思考上，路遙多走出去了一大步，這也讓普通的我們始終無法與他同行。而我又怎能寫好這麼一個不平凡人的內心世界呢？
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路遙的人生實在太短促了，因此也更具悲劇性。我不僅被路遙的文學創造所吸引，更為路遙的悲劇人生所震撼。作為親歷者，我目睹了路遙為文學理想拼搏乃至最終倒下的悲壯歷程，而他的政治情懷和文學情懷，正是路遙精神世界的核心。那麼我就從路遙個人成長道路、生存處境出發，從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入手，還原一個世俗人生和文學人生相互交融、相互印證的真實的路遙吧。
我不想遵循傳記通常的寫法，刻板地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流水賬式的敘述。當想到1992年國慶假期，我最後一次在西京醫院見到路遙時的情景，我知道我該如何寫第一章了。“七號病房”裡見到的驟然間身體瘦小的路遙，對我的衝擊太過強烈了。而寵愛女兒，可以為女兒摘星星、摘月亮的路遙，慈父形象又是如此深刻！於是，這兩章成為我進入路遙世界的開始。然後，將歷史沿革變化的線索和路遙文學人生的發展軌跡內含在專題性、板塊化的敘述之中，既相對系統和完整地展示了路遙的人生過程，同時凸顯了那些決定路遙命運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關係，部分之間內在聯繫緊密，但又相對完整、獨立。比如路遙的身世和成長，路遙在“文革”中的那段特殊經歷，路遙和北京知青的交往，路遙與林達的婚戀，路遙最後的日子等等，不少部分都是鮮為人知的，有些對我來講也是全新的認知內容。這些經歷對路遙的人生和創作產生過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其實，在以往，我們對路遙的內心世界和文學世界的解讀存在著一些疑惑，我想會因為我筆下的《路遙傳》，得以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解答。還有一些內容，是我無法澄清和解答的，比如路遙對疾病的迴避。這方面既表現了路遙的堅韌，又反映出路遙的脆弱。但這就是血肉之軀的路遙，這就是作家路遙。他是坦蕩的，也是神秘的。一個坦蕩的路遙，加上一個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遙，才構成了文學的路遙主調，以及與復調相融的多姿多彩。
我為路遙作傳的過程更像是對一個生命的追溯，我時時被一種巨大的力量感染著。無論順境或逆境，路遙都能保持一份淡然的心態和堅持不懈的追求，這種精神用偉大來形容並不為過。創作《路遙傳》後期，當寫到路遙忍著病痛做完了他想做的所有事情，背起行囊告別省作協、“回陝北”的時候；當路遙這個硬漢子面對兄長般的摯友曹谷溪突然間號啕大哭，包裹在堅實盔甲中的路遙展現出他柔軟脆弱的一面的時候；當“最後的日子”殘酷地到來的時候，我曾幾度哽咽、幾度落淚。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旅程。我們自己既無法選擇我們的起點在何時何地，也無法選擇搭上哪班車。一切來得都非常偶然，而終點又是不用期待的。史鐵生說過：“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偶然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們，短短的一生旅程，其實如流星般一閃而過。而有些人將短暫的人生旅程，又作了調整，比如路遙，他乘坐的是特快列車，不容他在旅程中浪費一丁點兒的時間。左邊的群山，右邊的平原；近旁的小溪，遠方的大海，似乎對路遙都無法形成誘惑。他只埋頭做一件事，這件事，他說要在四十歲之前完成。他果然完成了，他對得起自己的承諾，卻對不起自己的生命。他的人生旅程被壓縮為四十二年。
沒有時間看風景的路遙，永遠成為了別人眼中迷人的風景。雖然，在物理意義上，路遙的生命已經結束了，但從精神價值來看，他會永遠活著。路遙無疑是文學沙場上的一個夸父式的勇士，路遙的人生有著最燦爛的生命收穫和價值回報。“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為路遙的生命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路遙應該沒有留下什麼遺憾，因為路遙的生命延續在他創造的文學世界裡。今天，路遙的作品還在激勵著無數年輕人不懈地奮鬥著，儘管奮鬥的內容不一樣了，但只要有人，這種奮鬥就不會停歇。
作家簡介
張豔茜，黑龍江省綏化市人。198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曾任陝西省作家協會《延河》文學月刊常務副主編、陝西省米脂縣政府副縣長（掛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四個一批”人才，中國文藝評論基地研究員。陝西省政府優秀編輯獎、柳青文學獎、西安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獲得者。出版散文集《遠去的時光》《城牆根下》《從左岸到右岸》《心中有她就屬於你》，長篇小說《貂蟬》，長篇傳記《平凡世界裡的路遙》《路遙傳》。有作品在《光明日報》《新華文摘》《北京文學》等報刊發表和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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