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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乌台，是指御史台，因御史台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身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称“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1048年（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后，把自己的一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孩子们。

乌台诗案起因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1079年（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知州后，他例行公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由于苏轼是诗人，在官样文章上也很自然地加上了个人色彩。他在文章后面加了一番感慨：

悲催的是，苏轼的这些言辞本不足以被定罪，但是当时恰好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ǎn)经过几个月的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罗列罪证后就上奏弹劾他。

在舒亶开始弹劾苏轼后，很快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场风波。御史何正臣和李定也随后上表弹劾苏轼，说他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并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弹劾苏轼的官员不仅污蔑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还说他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费尽心思，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了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因此，朝廷内很快就出现了一片反对苏轼的声音。

紧接着，刚在湖州上任三个月的苏轼就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这个案子牵连了几十人。

乌台诗案经过

乌台诗案是苏轼生命中重大的转折点。一方要置他于死地，另一方又全力以赴要为他伸张正义。在这些救援他的人中，既有和苏轼三观一致的元老，也有原来是王安石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上书，劝谏神宗不要对苏轼下死手。就连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夜出面力挽狂澜。

最后，还是因为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使苏轼逢凶化吉。

神宗之所以看了王安石的这句话而改变了杀苏轼的主意，是因为当年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是不杀士人，也就是不能因为读书人的言论而定他们的罪。如今正值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因而神宗对苏轼从轻发落，将他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王安石）

苏轼在狱中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03天，成了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东坡居士”的来历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还要被当地官员监管。苏轼一度感到郁闷和心灰意冷。好在他有诗人的浪漫与才情，他到了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一番和古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作：《赤壁赋》《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以此来寄托他远大的志向。

黄州物质贫乏，苏轼便在公务之余，向当地官员借了城东的一块坡地，开垦种田以贴补生活。不久，他便自诩为“东坡居士”，纪念在黄州的岁月。

成就

苏轼的一生，在文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标杆。除此之外，他在书法、绘画、医药、烹饪、水利等各项领域中也颇有建树。后人把他当成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精神。他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也被人敬仰。

苏轼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名人史海观心阁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奏，其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此真可谓是一目了然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见苏轼《定风波》）苏东坡的这首词作，作于他被贬湖北黄州的第三年春天，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他在湖北黄州时，心归自然、物我两忘的旷达心境。

正因为苏轼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更多宣泄，心境回归于自然，才有了在黄州时的多首物我两忘的好诗词。

水木佳年华

这个问题不错，苏轼如此伟大的诗人被贬实属无奈

在苏轼毁于一首诗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一句话暴露了大问题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个问题上苏轼也并不是冤枉的

曾在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苏轼身上有太多让皇帝不满的地方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一段虽然看起来有点头疼，但实际上基本上表示苏轼妖言惑众，愚昧朝廷。这无疑把苏轼又坑了一把。

面对确凿的证据，苏轼无奈了

苏轼最后留下了两首诗：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苏轼的故事，也反映着如今的世道，权利让人心醉，丧失理智

前线分析

苏东坡当时是拜在宰相荆公王安石门下，王安石当时非常器重苏东坡。古人好对诗词，尤其是苏东坡，可以说诗词大家，当时也是意气风发，一般人都不看在眼里，自视甚高，也没有把这个宰相放在眼里，所以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苏东坡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之后，回京述职，先来到了老师宰相荆公门上报道，当时看门的说荆公昼寝未醒，把苏东坡带到了门房中稍等。

苏东坡无事闲看，恰巧发现砚下面有一张纸条，打开来看，发现是两句没写完的诗稿，题目是《咏菊》，笑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当年我在京为官时，丞相下笔数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现在可以说是江郎才尽了，连两句诗也做不完。

两句诗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却认为这两句诗是乱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年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熏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

第一句诗说是西风，西方五行属金，第二句诗中的黄花说的其实是菊花，菊花一般开在深秋，其性属火，就算是最后焦干枯烂，也并不会落瓣，如今丞相这样说，岂不是错误了，于是兴之所发，便随手补上了后面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完之后苏轼其实又有点后悔，既不敢扔掉，也没法抹去，所以只好先逃走了。等王丞相醒来，发现这两句诗之后，看其字迹便认得是苏东坡的，于是寻思：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就来讥讽老夫。

第二天，王丞相便找了个黄州的空缺，找皇帝说，然后苏东坡就被贬到黄州去当一个团练副使。苏东坡心中怨恨王安石，但是也不敢明说，只能谢恩到任。

时间大概过了一年，差不多到了重九之后，连续好几天大风，苏轼突然想起别人送的黄菊栽在后院，于是便约了好友前去观赏，来到后院之后，便惊的目瞪口呆。

原来菊花棚下，满地就像铺满了金子一样，而黄菊的树枝上，却一朵菊花也没有了。原来，其实是他自己不知道，黄州的菊花真的是落瓣的，而王安石把他贬到黄州，就是让他来看菊花的。

于是苏东坡便和朋友说道：我刚被贬的时候，还以为是荆公痛恨我揭他的短处，然后公报私仇，今天看来，其实是我自己错了。说以说，不可轻易说人笑人，正所谓经一失长一智耳。

深二少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到黄州，源于一桩乌台诗案。作为有名的文臣和诗人，其笔下所流露出来的文章，都会带有一点个人色彩，于是皇帝揪住不放，认为其有恃无恐、妄自尊大。

自古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一旦“挑战”了君王的皇权和威严，就会注定没有好结果。

一、苏轼其人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号东坡居士。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等地任职。苏轼仕途生涯相对平坦，但在元丰三年的时候，因“乌台诗案”被贬，直到宋哲宗继位，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务，到了晚年，安度田园，一改豪放之气息。

苏轼与老师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成员，他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纵观他的一生，困难多于顺境，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时代有名的才俊，要么就是清心寡欲、乐享清贫，要么就是纸短情长、郁郁寡欢，苏轼一开始就是天生的“不知愁”，所以其圈中好友不计其数，所谓“志同道合”，苏轼的周围，都是臭味相投的人物集结。为官一任期间，他除旧布新，主张法治，颇受老百姓爱戴。

二、被贬黄州

翻看中国历史我们知道，文臣在很多朝代似乎都有经历“坎坷”的遭遇，要么被贬、要么被冷落，甚至还有冤死刀下的。虽然他们在位期间没有太大作为，但总的来说，在治理地方政绩上，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吗，其实也不是，主要是这类文官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已经与君王的经世治国思想格格不入，甚至有违，故而他们的遭遇才起伏不定。

苏轼也不是个案，曾经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在奏折中使用暗语讥讽朝廷，随后，这些人又例举了苏轼很多诗词里的“暗语”。

“其”本来是自称，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就是对朝廷的不满，对宋神宗任用新派人物的置疑，既然“事出有名”就容不得包庇，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汉书·薛宣朱博传》曾记载，御史台内有数千只乌鸦栖居在柏树上，故而当时人们就把苏轼的这桩案子叫“乌台诗案”。

按理来说，触犯龙颜当属死罪，但在太皇太后、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之下，苏轼才免于死罪。

苏轼虽然免于一死，但仕途被彻底终结，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三、苏轼与诗的对话

不难看出，苏轼的诗歌风格在贬谪黄州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诗案之前，多是自己对人生和官场的豪情满怀，以及对山水田园的大爱之情，其豪放和恣意也是由心而发，是最能体现作者人生价值取向的时候。但到了黄州以后，他的诗歌变得内敛而拘谨，多半写的是自己的内心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到了晚年，诗风就变得更加的收敛，归于平静。

可见，北宋官场对苏轼的影响何其深远，在追求自己人生抱负的同时，虽说不能做一个谗言误国的奸臣，但必要的明哲保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手段，否则在天子面前丢了戚戚性命，反倒变得风轻云淡，因为地球离开谁都照样地转。

山城小哲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作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讪朝廷”之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在黄州待了四年多的时间。谪居生活中的苏轼理想无法实现，愤懑无从排遣，积极求索之后转向追求自我的发展、超越和心灵的自由。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战争史录

宋神宗努力推行的新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像苏轼这样一个影响极大的臣子却以文字进行攻击，自然十分恼怒。所以他要给苏轼吃点苦头，同时也要惩一儆百。但他也明白，苏轼仅仅是通过诗歌讽刺新法，其他并无问题，如果对他过于严厉，必定会引起物议沸腾，造成不良影响。在历经五个多月的审查调查后，神宗指派的工作组也只得出了一个“讥讽政事的结论”。在苏轼写了长达200多万字的供状，承认了自己曾在作品中攻击新法，有讥讽朝廷之罪，表示“甘伏朝典”之后，这桩哄动一时的案件终于定案了。办案人员对于苏轼接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广范围的打击，不论文武，官职大小，资历深浅，一律受到了不同的处分。王巩，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等人均在其列。而苏轼则被追夺员外郎直史馆和太常博士两官职，现受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便是宋史中有名的“乌台诗案”，它开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同时也拉开了“文字狱”的黑幕。

读史记趣

您好，武哥说文来解答这个问题。

苏轼被贬黄州，直接原因就是“乌台诗案”，而案件背后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

现在来看，“乌台诗案”莫须有到非常可笑，却又异常可怕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当开始一个两个人诬陷苏轼的时候，周边的人只是无所谓一笑，包括神宗皇帝都是。而当一群人围着苏轼拼命诬陷的时候，大家都懵了，包括英明的神宗皇帝都不知所措。

神宗皇帝其实心里知道，苏轼从来都没有逆反之心，更何况太皇太后还在竭力维护苏轼。可是，即使如此，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把苏轼关进监狱长达一百二十多天，最后网开一面才能够流放黄州。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的“突出重围”。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感叹，苏轼的才华让他鹤立鸡群，让其他人都黯然失色，让人嫉恨。

关于“乌台诗案”的大致经过，我简要阐述，因为这个过程了解了，才真正理解苏轼比“窦娥”还冤，才能够体会苏轼被贬黄州后为什么还有九死一生的庆幸。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8年)三月，苏轼到湖州任职，要例行公事写个谢恩表，感谢皇恩浩荡之类的，可是苏轼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新进”一词，在朋党之争里，是有着改革派所特指的固定含义。

六月，一个御史把苏轼谢恩表的这四句挑出来，说他藐视朝廷，然后就开始弹劾他。不久，当时的御史台苏亶找了苏轼写的几首评价新法的诗词和词集，一大帮人就挖空心思开始围攻。

神宗皇帝无意杀害苏轼，却也迫于舆论不得不调查一番。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由皇差皇甫遵逮捕，八月十八日投进监狱，审问了四十多天。无中生有的事情，之审问如此之久，苏轼多次万念俱灰。

这一年注定不太平。十月，一直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染病而死，临死前告诫皇帝，不要冤枉好人，失去人才。即使后来副相王圭、李定等人再怎么不要命的诬陷，十二月二十九日，神宗皇帝发出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当个徒有虚名的团练副使吧。

至此，“乌台诗案”结束。所谓“乌台”，就是指御史台。

流放到黄州后，苏轼从一开始的死里逃生的欣喜到孤独寥落，苏轼毕竟是苏轼，他很快走出阴影，又积极阳光的融入到黄州的山山水水中，成就了宋词的巅峰，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创作巅峰。

对苏轼而已，历史就是这样爱开玩笑，让你悲痛欲绝后，总会给机会让你在另外一个方面寻找弥补给你的礼物。

武哥说文

你好，我来回答您的问题。起因是苏轼在王安石以后补了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黄州的菊花的落的，所以王安石把他贬到黄州，让他看看菊花到底落不落？出处在《警世通言》第三回

东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满朝京，作寓于大相国寺内。想当时因得罪于荆公， 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分付左右备脚色手本，骑马 投王丞相府来。离府一箭之地，东坡下马步行而前。见府门首许多听事官吏，纷 纷站立，东坡举手问道：“列位，老太师在堂上否？”守门官上前答道：“老爷 昼寝未醒，且请门房少坐。”从人取交床在门房中，东坡坐下，将门半掩。不多 时，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缠騣大帽，穿青绢直摆，攦手洋洋， 出府下阶。众官吏皆躬身揖让，此人从东向西而去。东坡命从人去问相府中适才 出来者何人，从人打听明白回复，是丞相老爷府中掌书房的，姓徐。东坡记得荆 公书房中宠用的有个徐伦，三年前还未冠，今虽冠了，面貌依然。叫从人：“既 是徐掌家，与我赶上一步，快请他转来。”从人飞奔去了，赶上徐伦，不敢于背 后呼唤，从傍边抢上前去，垂手侍立于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苏爷的长班。 苏爷在门房中，请徐老爹相见，有句话说。”徐伦问：“可是长胡子的苏爷？” 从人道：“正是。”东坡是个风流才子，见人一团和气，平昔与徐伦相爱，时常 写扇送他。徐伦听说是苏学士，微微而笑，转身便回。从人先到门房，回复徐掌 家到了。徐伦进门房来见苏爷，意思要跪下去，东坡用手搀住。这徐伦立身相府， 掌内书房，外府州县首领官员到京参谒丞相，知会徐伦，俱有礼物、单帖通名， 今日见苏爷怎么就要下跪？因苏爷久在丞相门下往来，徐伦自小书房答应，职任 烹茶，就如旧主人一般，一时大不起来。苏爷却全他的体面，用手搀住道：“徐 掌家，不要行此礼。”徐伦道：“这门房中不是苏爷坐处，且请进府到东书房待 茶。” 这东书房，便是王丞相的外书房了，凡门生知友往来，都到此处。徐伦引苏 爷到东书房，看了坐，命童儿烹好茶伺候。“禀苏爷，小的奉老爷遣差往太医院 取药，不得在此伏侍，怎么好？”东坡道：“且请治事。”徐伦去后，东坡见四 壁书橱关闭有锁，文几上只有笔砚，更无馀物。东坡开砚匣，看了砚池，是一方 绿色端砚，甚有神采，砚上馀墨未干。方欲掩盖，忽见砚匣下露出些纸角儿。东 坡扶起砚匣，乃是一方素笺，叠做两摺。取而观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 得荆公笔迹，题是《咏菊》。东坡笑道：“士别三日，换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 为官时，此老下笔数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尽，两句 诗不曾终韵。”念了一遍，“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乱道。”这两句诗怎么样 写？“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为何说这两句诗是乱道？一年 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薰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和、薰、 金、朔四样风配着四时。这诗首句说西风，西方属金，金风乃秋令也，那金风一 起，梧叶飘黄，群芳零落。第二句说：“吹落黄花满地金。”黄花即菊花。此花 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 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兴之所发，不能自已，举笔舐墨，依 韵续诗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便写了，东坡愧心复萌：“倘此老出书房相待，见了此诗，当面抢白，不 像晚辈体面。”欲待袖去以灭其迹，又恐荆公寻诗不见，带累徐伦。思算不妥， 只得仍将诗稿折叠，压于砚匣之下，盖上砚匣，步出书房。到大门首，取脚色手 本，付与守门官吏嘱付道：“老太师出堂，通禀一声，说苏某在此伺候多时。因 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赍过表章，再来谒见。”说罢，骑马回下处 去了。 不多时，荆公出堂。守门官吏虽蒙苏爷嘱付，没有纸包相送，那个与他禀话， 只将脚色手本和门簿缴纳。荆公也只当常规，未及观看，心下记着菊花诗二句未 完韵。恰好徐伦从太医院取药回来，荆公唤徐伦送置东书房，荆公也随后入来。 坐定，揭起砚匣，取出诗稿一看，问徐伦道：“适才何人到此？”徐伦跪下，禀 道：“湖州府苏爷伺候老爷，曾到。”荆公看其字迹，也认得是苏学士之笔，口 中不语，心下踌躇：“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 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官里，将他削职为民。”又想道：“且 住，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叫徐伦取湖广缺官册籍来看，单 看黄州府，余官俱在，只缺少个团练副使，荆公暗记在心，命徐伦将诗稿贴于书 房柱上。 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苏轼才力不及，左迁黄州团练副使。天下官员到京 上表章，升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东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荆公为改诗触犯， 公报私仇，没奈何，也只得谢恩。朝房中才卸朝服，长班禀道：“丞相爷出朝。” 东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舆中举手道：“午后老夫有一饭。”东坡领命。回下处修 书，打发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旧任接取家眷黄州相会。

魅力诗文鸿姐说

苏轼被贬黄州，直接原因是“乌台诗案”，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安石变法时的新旧党争。宋神宗在位时，曾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本就遭至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变法过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当等原因导致新法变质，进而引发了新旧党争，而苏轼正是因反对新法而遭到了排挤打压。

△苏轼的坎坷一生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却就此引发新旧党争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仍旧一副繁荣景象，但内部却已经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变法改革的声音一度极为高涨，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进京述职时，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并未被宋仁宗采纳。

△王安石影视形象

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开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将其提拔为江宁知府，但旋即便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并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遂采纳了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开始谋求改革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后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继颁布。

虽然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新法也的确有可取之处，然而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当，导致新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本是为了降低贫民负担，但由于强制农民借贷，加上利息偏高，结果不仅导致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导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贷而破产。

又如农田水利法，为了鼓励农业发展，增加政府税收，王安石鼓励百姓垦荒，并支持兴修水利，而且规定费可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但为了保证新法的推行，兴修水利的数量却最终变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兴修水利，反而极大加重了百姓负担。

变法本就会遭至守旧派的强力反对，再加上变法逐渐演变成弊政，更是导致反对派势力大涨。虽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对派中同样是人才济济，例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为了新法的持续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无疑要对反对派大肆打压，结果就此引发新旧党争。

苏轼饱受排挤调往地方，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作为反对新法的一员，苏轼在新法派占主导的朝堂上饱受排挤，自觉无法在朝堂立足的他，无奈申请调往地方，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后相继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由于在地方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然而由于当时新法派势大，在根本无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作为诗人的苏轼，便不免通过吟诗作词来对新法弊端进行批判和讽刺。

△陆毅版的苏轼

平日里讽刺一番倒也罢了，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同样堪称牢骚满腹，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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