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過不了數據關，就過不了時代關。
2003年抗擊SARS的經歷，使我們認識到信息公開、協同合作的重要性，也為我們留下了“小湯山模式”、醫療支援等許多寶貴經驗。 十餘年間，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人類社會已進入大數據時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威脅，如果我們的響應能力還停留在SARS時期亡羊補牢、心中無“數”的水平，恐難再令群眾滿意，更何談城市治理現代化。關於善用數據防控，我們該做、能做，而沒做或沒做好的事還不少。
民眾對有些地區“見事遲反應慢”的詰問背後，應該反思的是數據預警模型和數據驅動決策機制的缺失，面對“侵掠如火”的病毒，默守陳規、教條僵化勢必處處被動；公共醫療資源、防疫物資、企業產能、基本生活保障能力等基礎數據的缺失，暴露出日常數據採集與管理維護的疏忽麻痺；面對謠言四起，權威信息難以做到不間斷更新和可視化展現，反映出統一信息平臺建設的不足；通過手機信令、交通數據、天眼位置、移動支付等開展疫情預測、傳染者追溯，與公眾對保護隱私權的擔憂，體現了數據立法的不完備。最重要的是，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過程中，能否實現關鍵數據的積累，為人類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數據驅動下的突發衛生公共事件防範及應對策略，尚不得而知。
目前來看，至少有五個方面工作值得引起重視。
一、建立基於數據的危機預警模型
算法是金，數據是銀。數據有自己的全生命週期，危機之中，數據時刻在生長，也隨時在更新。如果說，17年前的2003年我們因為缺少大數據思維，而忽視了危機中一手數據的積累，還算情有可原。那眼前這場危機中，我們再不重視廣泛採集數據、深度挖掘數據、充分運用數據，而是忽視數據、畏懼數據、掩蓋數據、乃至主動毀滅數據，那就不僅是愚昧了。 眼下，我們不僅急需大量的醫護工作者，也急需大量的數據科學家。他們不僅要與迅速擴散的病毒“賽跑”，對疫情的發展作出超前預判，為各級疫情防控指揮機構提供科學權威的決策依據；還需要有專門的數據團隊，與疾控中心等部門合作、深入一線，開展數據採集和分析建模，為應對下一場“戰爭”研究設計庇護人類的“第一道關口”。
群眾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不該只是感傷，而是比病毒傳播變異更快的算法，以及能夠見所未見、居安知危的危機預警模型。
二、完善基於數據的分析決策機制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展，各地紛紛實行最嚴格的防控措施。 大數據時代，無論是等級響應，還是“封城”、封路，每一道防控疫情的決策，不應只是出自領導者經驗的反映、主觀的感受，或是有限信息條件下的“差不多”判斷，而應該是基於大數據基礎上的科學化、精準化、高效化的決策。
在智慧城市建設初級階段，由於技術能力、標準框架、頂層設計不成熟，大多數城市重建設而輕應用，散落在街頭巷尾和部門、企業服務器的海量數據，彙集到城市大數據中心，也只是換了個“睡覺”的地方，“聚而不通、通而不用”的情況比比皆是。城市治理現代化要做好一個等式——“服務型政府+數字政府=敏捷型政府”。面對龐大的高速運轉的現代城市系統，要想避免人為疏忽、主觀不重視造成的形勢誤判、時機延誤，城市管理者必須建立“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城市數據駕駛艙”，通過全景數據實時掌握城市的狀態，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迅速採取精準的措施，徹底消除危險的隱患，保證城市平穩健康運行；遇到突發公共危機，“大數據中心”就是“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依靠數據驅動、體系支撐，實現快速反應、聯合制勝。
三、搭建城市級統一數據服務平臺
在疫情和輿情相互交織的複雜局面下，精確詳實的數據歸集和實時準確的信息發佈顯得尤為重要。 一方面，雖然微信等App開通了疫情上報入口，但應用深度不夠，且未開放數據接口，市級作為疫情防控的一線指揮部，並不能加工和使用這些數據；1月27日，浙江省新型肺炎公共服務與管理平臺在“浙裡辦”上線，率先開通了省級疫情數據歸集渠道，但平臺數據是否省市區統一採集，共享開放使用，目前尚不知曉。 另一方面，群眾對信息公開程度的要求更加具體，百度“疫情實時大數據報告”可視化呈現了精確到市的疫情分佈，但並未下沉到區縣，也不包含具體病例情況，而香港病患信息公佈做法被廣泛用作對比。 因此，搭建城市級統一數據服務平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已有省級平臺的情況下，市級平臺不應被視為重複建設，而應體現市域治理特點，做到相互兼容、互為補充。最佳狀態是，能形成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地級市（縣、區）的三級兼容體系。
四、強化應急狀態下數據動員能力
大數據時代，面對突發公共危機，我們不僅需要強大的人員、物資、財富動員能力，更需要強大的數據動員能力，而且這個能力越早介入，費效比越低。數據的多寡、好壞、開發利用能力的強弱會直接影響防控疫情和服務民眾能力。要通過立法合理配置應急狀態下的數權，確保在必要情況下，關鍵數據能夠被安全合法地使用。可以參考等級響應機制，建立分級使用機制，並引入第三方社會力量監督，避免數據被濫用。隨著我們蒐集數據和運用數據的能力的爆發，全國各個地區都緊密地聯繫在這個數據網絡中，數據和對其適當的分析已然成為人類征服疾病的重要力量。
五、同步加強數據隱私保護
越是緊急狀態，越需要加強對數據隱私的保護，否則會引發不必要的猜想和恐慌。最近幾天，微博、微信群、朋友圈中陸續出現疑似包含湖北返鄉人員身份證號、住址、電話等個人隱私的文檔及照片。這些原本應受法律保護的數據隱私被洩露流傳，不僅嚴重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也助推了“恐鄂”“排鄂”等負面情緒滋生蔓延。而日本厚生省堅持在確診患者信息發佈中隱去國籍，只寫“居住在武漢市的旅客”這一做法，則充分體現了對患者隱私的尊重。 政府機構在信息發佈中，應堅守三個原則：一是個人自願原則，即本人同意授權發佈；二是脫敏原則，發佈內容要“經過處理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復原”；三是非必要不公開原則，比如日本厚生省的理由是“國籍與疫情二次擴散無關”。疫情數據安全不僅是信息洩漏，更要從國家安全戰略高度，認識到醫院產生的醫療大數據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要繃緊醫療數據安全這根弦。同時，相關部門要加大對侵犯數據隱私行為的打擊力度，防止政府、醫院、科研機構及工作人員非法洩露、惡意傳播數據隱私。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善治是最好的民生。
進入21世紀，SARS、MERS、埃博拉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暴發，說明新發傳染病的持續性出現已經成為常態。面對這場疫情風暴，各級地方政府迎來治理能力的大考。但福禍相倚、危中有機，如能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將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一次巨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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