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黨國官僚，曾位居國民黨中樞，歷任教育部長、交通部長、組織部長，以至“行政院”副院長；他亦是書生，哲學博士，北大教授，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校長。中統局長朱家驊的另一面亦可謂一言難盡。
朱家驊
戴季陶曾說“當下中國有一個半人才，一個是朱家驊，半個是易培基。”
他是黨國官僚,曾位居國民黨中樞,歷任教育部長、交通部長、組織部長,以至“行政院”副院長。他是“反革命”,曾任國民黨中統局局長,為中共(1948)宣佈的國民黨43個戰犯之一,序列第二十。然而,他亦是書生,哲學博士,北大教授,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校長；倡辦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籌)、國立編譯館；抗戰歲月,他策劃、主持國家文物西遷；參與籌建中央研究院,任代理院長18年。他為國民黨奔波勞碌一生,難辭被蔣介石“請”出“中研院”；他晚景悽寂,無一兒半女；歸隱田園後,他出無車,食無魚,生病住院還賴親朋接濟……
家世和青年時代
朱家驊字騮先，1893年生，浙江吳興人，出身於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養，祥生時在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帳房。以此因緣，朱在青年時期就認識了張靜江。
朱家驊在同濟醫校讀書時，正值辛亥起義。這時他才18歲，就率領上海革命敢死團，會同上海商團、義軍攻打製造局。當時張靜江、戴季陶和陳英士等都在上海奔走革命，朱由此得到戴季陶的賞識。張靜江為了準備南京政府北伐，想組織一支“青年軍”；朱則替張奔波，收攏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計100餘人。後因南北媾和，訓練青年軍的計劃，未成事實。
朱在同濟畢業後，即自費赴德留學，研究地質，張靜江曾予資助。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尚能安心講課，後再度赴德深造，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仍任教北大，兼系主任。
登上政治舞臺
當朱在北大執教時，年紀尚輕，思想上也有進步傾向，曾參加李大釗領導下的學生運動，還表現得相當積極；又於此時參加了國民黨的“翠花衚衕派”。這一派是代表左傾思想的。因此，當北京學生運動高潮時，如大鬧天安門，向執政府請願等等，他都參加，頗起積極作用。後因鬧執政府、被衛隊打死了不少學生的三?一八慘案發生，他就成為北京政府的通緝對象，在京不能立足。決定秘密潛逃出京，暫回原籍隱匿。
朱回浙留居數月，此時，張靜江、戴季陶均在廣東參與北伐工作，正需人手，得此信息，即叫朱去廣東任事。朱久靜思動，急欲前往廣州。
朱到廣東後，先找張靜江為靠山，又通過張的關係，與戴季陶更加接近。這時蔣介石以戴為主要幕僚，視同心腹；而戴正需求政治上的助手，認為朱年輕有為，於是積極拉攏，以此關係，朱得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校務委員。不久又升為副校長。
嗣因北伐節節勝利，張、戴均前往南京，由李濟深坐鎮廣東，朱列為留守“官員”之一。張、戴離粵時向李濟深推薦朱，因而朱又獲得李的照顧。以此因緣，在廣東省政府成立時，朱得被任為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這是他走上政治舞臺的第一步。
朱掌職廣東民政，勢單力薄，加以當時廣東政情複雜，政治措施頗多掣肘；感到內心苦悶，乃活動調任。不久，又經張靜江向當時的浙江省主席何應欽推薦，於1927年冬調任浙江民政廳長。
CC離間，張、朱反臉
朱家驊在浙熱烈推行“新政”的時候，南京政府發表張靜江為浙江省主席。張是朱的“老靠山”，二人理應處得很好，但因張頂著“革命元老”的招牌，凡事專斷，朱對張因此產生了顧慮。
張對朱原極信賴，朱也盡情迎合，但朱在浙時間較久，各縣分佈的政治勢力已相當鞏固，民政廳長的聲望幾駕主席之上，漸為張所忌；張的左右親信，又有乘間挑撥者，並經發現朱有專擅措施；加以CC在浙大肆活動，從中挑唆，張、朱終於形成了隔閡。
因CC分子看準張靜江是個驕傲自大，面子觀念特別濃厚，只許吹捧，不許拂逆的人，就故意抬高朱家驊在黨內的地位以激怒張。此時朱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原與CC派暗鬥甚烈。但CC分子則以“捧朱抑張”為離間手法，依然抬朱，對張的“功績”一字不提。1930年春浙江省黨部選舉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的代表時，CC分子乘機活動，慫恿朱及其親信積極參加競選；並替朱吹噓、拉票，因此參加選舉的各地代表，極大多數擁朱，反而將這位“革命元老”冷落在一邊。張不能再忍，竟老羞成怒。事後喚朱至私邸，大發雷霆，責朱“得意忘形”。彼此之間發生裂痕，勢難繼續合作。朱即向戴季陶訴苦，求為成全之計。張亦函戴，說朱如何“忘恩負義”等等。
這時，戴任考試院院長，仍兼廣東中山大學校長。為了調和二人的矛盾，以中山大學校長兼職讓給朱家驊，朱藉此下臺，忍痛離開他悉力經營的浙江，再度赴粵。這是1930年的事。
由粵到寧，依戴投蔣
朱在中山大學任事不久，即調南京大學。由是得和戴季陶進一步結合。戴系蔣介石的政治靈魂，在外則依靠朱家驊為政治耳目。這樣一來朱就通過戴和蔣介石串連一線；戴、朱一派的勢力，曾經一度與CC並駕齊驅，成為蔣的左右手。以此因緣，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得由中央大學校長而提升為教育部長、交通部長、中央研究院幹事，後被任為浙江省主席，他對浙江方面的政治慾望，終於如願以償。
主政浙江，束手乏術
約在1936年冬，朱家驊再次返浙，坐上了省主席的交椅，他第一步招回了從前在浙江的老班底，以充實實力。將最親信的留德同學湖南人閻幼甫為省府秘書長，視之為心腹。以民政廳長一席，是樹立政治勢力的關鍵，不願交與別人，自己來兼任；後來因為實在應付不過來，才叫閻幼甫去頂職。
當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調兵遣將”，剛剛將“衙門架子”搭好，想“大有可為”的時候，不料事與願違，盧溝橋的炮聲，震動了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了。朱對軍事是外行，又缺乏軍事幕僚，淞滬失守前後，敵機常來杭、嘉、湖一帶轟炸，朱對此甚為惶恐，每日由杭驅車至富陽躲避空襲，傍晚始回。省政府的日常工作，由秘書長應付。1937年11月，中國守軍撤離上海，日軍進佔嘉興時，朱家驊更加惶惑無策，毫無“主持省政，守土有責”的觀念，也不與軍事部門密切聯繫，配合行動(當時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總部仍在虎跑)，竟自下令控制了運輸工具，作帶頭逃命之計，準備遷省府於金華。其時省會警察局長、軍統特務頭子趙龍文，亦怕前線部隊退入杭城，警察局的槍械可能會被潰兵繳去，主張全市撤崗，朱家驊竟予同意。杭市人民看到政府大員如此慌張，搶先逃命，也就紛紛攜眷出走。省、市所屬各機關亦無形放棄職守，對國家資財和人民安全，置之不顧，各自致力於保全身家之計，市容頓呈混亂狀態。有些奸滑分子就與上海的漢奸互通聲氣，進行投敵活動，這一來，嚴重影響市民的抗敵情緒，對保衛省城的軍事部署，大大不利。
這時，蔣介石為適應抗戰需要，接近戰區省主席多起用軍人，因此將朱免職，調湖北主席黃紹竑來浙接替。
朱在杭辦了移交後，即帶同原任麗水專員餘森文前往武漢。
西入重慶，追隨蔣幫
朱到武漢後，暫在陳誠下面屈就中訓團委員會委員。不久即隨同該團西入重慶，再次與戴季陶接線，又得成為蔣介石的幫手，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打開局面，繼陳立夫而為中央組織部長，併兼任“調查統計局長”。但因副局長徐恩曾是二陳的心腹，諸事作梗，不受指揮，朱就自己另立門戶，佈置了一批親信人員，如以王啟江為該部主任秘書、甘家馨為秘書、陸翰芹為黨務處長等等。勢力範圍幾乎與CC相埒，因而外邊有稱朱之系統為“新CC”者，頗得蔣介石之器重。同時也引起CC派之妒忌，彼此勾心鬥角，矛盾甚深。但他已成為蔣介石的入幕之賓，雖在二陳面前也不懦怯，“組織部長”竟延續了數年之久，這是朱家驊政治地位最穩固的階段。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CC準備佈置“國大代表”選舉總統。中央組織部長是組織“國水”的重要關鍵，以此關係，朱才不得不將這寶座讓與CC，仍回任教育部長，併兼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長。
流亡臺灣，悽然死亡
朱家驊由大陸流亡臺灣，由於派系傾軋，加之與大權在握、日見走紅的臺灣省主席陳誠不和，朱氏漸漸失去了蔣的信任，原來擔負的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一職。而此時所謂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語所與數學所一部分遷到臺灣，基本屬於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如同一隻被拔掉毛的老母雞，徒有其形———且是一個不怎麼光鮮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後，針對朱家驊的一件禍事發生了。
據石璋如回憶：“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於天氣炎熱，又沒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時候，同仁常穿著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個悶熱的陰天，下午五點多蔣總統突然偕蔣夫人、帶著隨扈來到院裡，大概是要找朱家驊院長的麻煩。蔣一行人抵院時，院方已經下班了，多處門房深鎖，衛隊直接到所上，就碰到還沒回家的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先請一行人至會議室暫坐，隨即來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剛到家脫下衣服，馬上穿回衣服出來。我到所時只見到蔣總統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無法對他們有所招待，誰知道這樣就出錯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時間，‘蔣總統’來所時已屬下班時間，不能說‘中央研究院’偷懶不上班。後來不知道有誰說了什麼話，朱家驊院長就在十一月辭職。”
朱家驊突遭橫禍，廟堂與坊間滋生了許多說法，但沒有一件能擺到桌面上的鐵證。有人說，在1948至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閥聯合閻錫山輩趁機擁兵自重，逼蔣介石下野。蔣於萬般無奈中只得屈從，由李宗仁代總統。蔣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暫時隱居後，李、白等軍閥集團開始拉閻錫山、朱家驊、王世傑、張治中、吳鐵城等各色官僚合作，並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霸王姿態，逼蔣出洋流亡，永遠在中國地盤上消失。蔣於1949年3月3日接到張治中親自上門敦促其出國的要求，甚感悲憤，悖然大怒曰：“他們（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3月4日，吳鐵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轉達李宗仁集團希望其儘快出洋之意，蔣更為盛怒，除大罵一頓“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還差一點將李惟果抓起來“斬立決”。蔣介石背運至此，李、白等輩逼宮至此，世道無常，政客無情由此可見。再後來，隨著國民黨軍棄守南京，李宗仁統率政府人員流竄到廣州。6月12日，由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朱家驊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以新任內閣掣肘蔣的國民黨總裁權力。蔣介石把朱家驊這一做法看做是對自己的叛逆，遂懷恨在心，伺機發難。
朱家驊晚景悽寂,無一兒半女；歸隱田園後,他出無車,食無魚,生病住院還賴親朋接濟。1963年1月3日，在臺北心臟病壽終寓邸，5月15日長眠於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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