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樹幟
編者按：辛樹幟（1894-1977），湖南臨澧人，著名教育家、農史專家、生物學家。先後主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擴建為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蘭州大學，參與籌辦西安臨時大學。新中國成立後，重返西北農學院，任院長，直至1977年辭世。曾擔任九三學社西安市委會副主委兼宣傳部長。擔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通過政協工作推動我國古農史研究。
潛心生物科學 開啟科學考察
1894年，辛樹幟出生於湖南臨澧縣東鄉辛家嘴一農民家庭。辛樹幟幼時在鄉間接受了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以後在安福縣高等小學、常德師範學校接受了新式教育。1915年，辛樹幟赴武昌報考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歷史科，陰差陽錯“誤入”博物科。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習經歷，激起了他對博物科的興趣，正式開啟了他從事生物科學研究的學術生涯。也就是從此時開始，辛樹幟開始關注中國生物科學的發展，並將餘生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
1924年，辛樹幟赴歐留學，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生物學。留學期間，辛樹幟結識對他影響至深的導師——笛爾斯。笛爾斯告訴他，中國廣西瑤山地區在動植物分類學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尚是“未開墾的處女地”，能夠填補動植物分類學上的空白。
1927年，辛樹幟在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副校長朱家驊的催促下回國，受邀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他向戴傳賢、朱家驊表明志願獻身中國教育事業。在他的堅持之下，辛樹幟於1927年7月起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教授，1929年7月兼任中山大學生物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間，辛樹幟領導了中國首次大規模科學考察和生物學採集活動——瑤山考察。此次生物科考採取分工合作與對外協作相結合的方式，發現動物標本1萬餘號，植物標本4萬餘份。其中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餘種，奠定了他在我國動植物分類學上的地位。
辛樹幟對中國動植物進行科學考察的思想肇始於他留學歐洲的途中。在給張鏡澄、薛良叔諸位先生寫的信中，辛樹幟提出武昌高師建立南洋生物研究室的建議，並極力倡導學校組織學生赴香港、西貢、新加坡、爪哇、檳榔嶼等地做考察採集。留學期間，辛樹幟將科學考察作為促進中國生物科學發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設想按照全國物產進行分區調查，倡導國內生物學界應該“擇地開一物產調查會，將全國化為物產調查會，將全國化為若干區域，以某域之物產調查之責任歸某大學生物系擔任”。具體來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可稱華中區域，歸武昌師大生物系調查，江蘇、浙江可稱華東區域，歸東南大學生物系調查（江、浙之海產調查屬之），其他以此類推。”瑤山考察就是他在這方面的成功實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辛樹幟依然秉承他一貫堅持的動植物科學考察的思路。在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簡稱西農），他促成國立北平研究院與西農組成我國近代西北地區最早的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西北植物調查所成立，指導學生深入太白山、關西、隴右等地進行調查、採集與研究；在國立蘭州大學，他成立西北農林調查與採集團，赴太白山、賀蘭山、祁連山地區進行考察，積累21餘萬號珍貴動植物標本，為蘭州大學生物系奠定了深厚的學術根基。這些工作應該說是瑤山科學考察工作的延續與拓展，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西北地區生物學研究及農林事業的深入發展。
轉向農業科學 關切國計民生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辛樹幟對中國科學事業的關注點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轉向與國家經濟發展、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農學領域。在《西北之最近建設概況與將來》中，他說：“西北的大患是旱災。黃河在下游，因自上游黃土層地帶攜來的泥沙沉澱的結果，常時發生氾濫。治河的途徑有治上游和治下游兩方面。治下游當然是水利工程的問題。至於治上游的主要方法，就是造林，來減少由地面水帶到河流內的泥沙量。”在西農辦學期間，設置學科以西北開發為宗旨。西農的水利系、森林系便是為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一西北大問題所設置的學科。園藝系、農藝系著力發掘並培育適合西部種植的小麥、果樹、蔬菜、花卉等本地種子，畜牧獸醫系旨在助力西北畜牧業的發展。在上述五系基礎上，辛樹幟特別設置了農業經濟系，設想依託該系，系統、精密地調查研究諸如“地價、農民負擔、農村借貸、農民生活實況”等農業狀況，為西北大開發提供決策依據。這些學科直接推動陝西省農、林、牧業及水利的發展。
1946年，辛樹幟受國民政府行政院委派，籌建國立蘭州大學。在蘭州大學的學科設置中，辛樹幟專門設置了獸醫學院，擬“特重於獸醫學院之發展。防治家畜疾病，及進而改良其品種，以期有裨助於西北經濟國防”。獸醫學院下設解剖學系、生物化學系、生理學系、藥理學系、細菌學系、病理學習、寄生蟲學系、內科學系、外科學系（包括產科）、衛生學系、畜牧學系等十一系。獸醫學院的學科體系系統完善，是辛樹幟繼西農之後在生物學科建設方面的又一成功實踐。
新中國成立以後，辛樹幟重返西北農學院，為中國農學的學科建設設計了宏偉的計劃。據他的女婿劉宗鶴記載，辛樹幟認為中國農學的建設基於四個基礎，一是整理古農書及古籍中有關農事部分；二是整理栽培技術；三是整理農諺；四是整理時令。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辛樹幟首先將精力集中於古代農史著作及古代農書的校注整理工作。幾年間，他依託西農古農學研究室先後整理出版包括《〈齊民要術〉今釋》《〈農政全書〉校注》在內的20多種古農學著作，並通過政協工作推動古農研究。1966年《〈農政全書〉校注》完稿之後，他指出，這兩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整體農書校注完成，學界應把注意力集中於編寫農學史、農業技術史；收集整理農諺；發表專著；出版期刊等。他的計劃完整且循序漸進。與此同時，辛樹幟完成《我國果樹歷史的研究》《禹貢新解》《易傳的分析》等農史專著的撰寫。他以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從現代農業科學的角度探討我國古代果樹栽培、水土保持等農業技術的成就。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辛樹幟初次步入西北時，就關注到水土流失對西部農業發展的限制。1956年，辛樹幟發起組織“陝北農業生產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團”，完成《陝北農業生產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報告》，針對陝北丘陵溝壑區，提出黃河治理的綜合規劃。1957年，辛樹幟在全國第二屆政治協商會議三次會議上，專門就解放後祖國水土保持事業的發展和根治黃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做了闡發。1958年，辛樹幟完成《我國水土保持的歷史研究》，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我國幾千年來的水土保持經驗，後收錄在《禹貢新解》中出版。1974年，辛樹幟基於他對中國水土保持研究的長期積累，倡議編寫“中國水土保持學”。1976年，辛樹幟親自帶隊前往四川、雲南、廣西、湖南等地考察水土流失情況，為《中國水土保持概論》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最終促成《中國水土保持概論》的出版，為中國水土保持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聚焦民族文化 兼顧民俗調查
辛樹幟不僅是中國生物學、農學的奠基人，還是中國早期民族調查、民俗學的開拓者。1927年他從歐洲留學歸國初到中山大學，就與學界名流顧頡剛等建立了深厚的學術友誼。為支持顧頡剛先生創辦的民俗學會，辛樹幟於1928年暑假回湖南時，與石聲漢一同蒐集湖南地區的唱本達七八十冊。
在瑤山調查開展之前和之後，辛樹幟多次與傅斯年先生通信，詳述瑤山調查的情形與進度，並對民族學、民俗學學科的發展做了深入的思考。1927年11月，辛樹幟寫信給傅斯年先生，向他報告瑤山動植物分佈及生活習俗的情況，寫道：“望吾兄在史地科組織團體，赴兩廣雲貴等地搜求材料，使吾國南方史地開研究之生面。”瑤山考察開始之後，辛樹幟在給傅斯年先生的信中指出，“人類學的統計固無專門人才，不能為力”，應派出具有人類學學科背景的專家參加考察團；人類學的考察應從體質與文化兩個方面進行，向傅斯年先生推薦瑤人趙光榮，授之以“頭骨測量攝影及印手掌足蹠紋諸法”，以協助體質人類學的測量統計。辛樹幟先生向傅斯年先生建議建立瑤山語言歷史民俗研究所，專注“瑤人語言、人種上種種問題”的研究。實際上，辛樹幟在瑤山考察時已經在實踐一種以生物學（動植物）、地理學（山川形勢）、歷史學（歷史沿革）、人類學（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結合的學術研究範式。在這樣學術思想影響下，瑤山調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收到瑤族的生活習俗、瑤族民歌、瑤山方言、社會組織、經濟情形、服飾飲食、婚姻信仰等方面珍貴的田野資料。瑤山揭開神秘的面紗，呈現在世人面前。顧頡剛先生在為《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瑤山調查專號”所作的“跋”中高度評價了辛樹幟的瑤山考察：“他們（瑤山考察團隊）得著動植物標本二萬件。這真是一件大功績。但他們對於學問的熱心和勇氣，使他們不以在生物學上開一新紀錄為滿足，還要在民族學和方言學上開一新紀錄。”
1940年代，辛樹幟更加關注民族文化與民族語文的研究。1942年4月，辛樹幟與顧頡剛先生籌劃建立邊疆語文會。1946年，辛樹幟來蘭就任國立蘭州大學校長時，系統地論述了西北的高等教育，倡導在西北建立邊疆語文學院，先期建立藏文、蒙文、維文各系，移蘭大俄文系併入；次期建立梵文及現代天竺語聯繫，以“研究各宗教與其哲學，融會國內各民族文化與感情”。在籌辦國立蘭州大學的具體實踐中，他明確指出：“今欲治國內各族於一爐，使之團結一體融合無間，則歷史之研究與文化之溝通，亦屬當前切要之圖。”基於此，他在文學院下設邊疆語文系，開設藏文、蒙古文、維吾爾文三組。在辛樹幟任期內，圖書館館長何日章籌設西北文物研究室，擬分考古、民俗兩部，前者擬蒐集敦煌圖籍及彩陶，後者擬蒐集風俗習慣、民間歌謠以及服飾器具等。這與辛樹幟在瑤山考察時期提出的民族學、民俗學調查內容有著高度的吻合。何日章館長籌設西北文物研究室的想法與辛樹幟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
立足國家戰略 投身西部高等教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辛樹幟在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審處處長（後改為編譯館）。期間，到西安、茂陵、草灘等地考察，首次萌發興辦農業學校、培養農業技術人才，以改善西部民生，最終達成開發大西北的構想。三十至四十年代期間，辛樹幟主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蘭州大學，參與籌辦西安臨時大學。新中國成立後，重返西北農學院，擔任院長。
辛樹幟辦學秉承一貫的辦學理念，立足國家戰略，注重學校教育與國計民生、地方經濟文化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在籌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時，談論“開發大西北”和“抗日救亡”的關係：“開發西北口號，實際上是建設西北為基地，作抗擊日寇的準備”，而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的創辦，“即含有造就西北建設人才推動西北建設工作之意”。學生“應切實從事於農場、林場等實際工作，與周圍農民生活發生密切聯繫，以期求得豐富的經驗與能力，樹立模範農村的基礎”，“養成艱苦耐勞之精神，以期擔負發展西北經濟事業重大任務”。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及國立西北農學院設置水利、農藝、園藝、森林、畜牧、獸醫、農業經濟等系的設置均是立足於西北地區農業、畜牧業的發展。
1946年辛樹幟主辦國立蘭州大學，在《上教育部簽呈——主辦蘭州大學計劃大綱》中說：“西北諸省，為我國古文化發祥之地，亦今後新國運發揚之所。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國防價值於今猶重。復興文物、開發資源，實目前數年最重要之工作。中樞此時，特設蘭州大學，意義蓋極深遠。”他設置的獸醫學院旨在為發展西北畜牧業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種提供保障；邊疆語文系源於培養“通語文、嫻風俗”的能夠服務於邊疆的人才。這些學科無一不以開發西北、服務西北為宗旨。
新中國成立後，辛樹幟重返西北農學院。在他的主持下，西北農學的辦學宗旨確定為“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依據西北地方誌實際需要，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記述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西北高級農業建設人才。”辛樹幟以教育反哺地方經濟的理念立現。
辛樹幟在購置圖書儀器設備、建設校舍、延攬人才等方面用力甚勤。為扶持農林專科學校的學科建設，辛樹幟在籌建學校初期，優先修建農場、林場、園藝場，之後逐步建設農林製造所、農具製造所、灌溉試驗場、水力實驗室、水土經濟實驗室、林業研究室、植物研究所、地質土壤研究所等教學和科學研究基地；購置古籍及中西基本參考書籍、科學雜誌學報數十種；邀請水利專家李儀祉、生物化學專家石聲漢等知名學者任教。
辛樹幟任職國立蘭州大學之後，依舊著力於圖書儀器、基礎設施及主持修建教學樓、圖書館、大禮堂；在就職國立蘭州大學校長之前利用駐漢特派員的身份，為學校搜求德國波德樓德文書籍；致函拉卜楞寺、塔爾寺、德格、迪化等地，北京雍和宮、崇祝寺以及設有邊語系的高等學校，徵集相關圖書；延聘專家學者，充實師資力量，受辛老感召來蘭的專家學者有盛彤笙、董爽秋、顧頡剛、段子美、水天同、喬樹民、史念海、張舜徽等，均是蘭州大學各學科奠基人；採取短期講學、客座講授等方法禮聘名教授，以應對學校師資短缺的窘況，他的學生兼好友石聲漢先生兩次受邀來蘭進行暑期教學。
辛樹幟在我國西部主辦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蘭州大學兩所現代性大學，參與籌辦西安臨時大學（後西北聯大），力主西北師大獨立辦學，參與建設生物科學、農業科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西部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同時奠定了他在中國高等教育界的地位。1957年，辛樹幟應邀參加最高國務會議。毛主席稱讚他“辛辛苦苦，獨樹一幟”，非常精確地概括了他一生為教育孜孜不倦的奉獻精神及別具一格的學術成就。
（關楠楠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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