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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
记得1990年，我们邯郸平原上的这个农业小县第二次调整责任田。这是从1980年把生产队集体土地按人口分到农户，整整10年后的第一次调整土地。
这10年也是农村人口激增的10年，因为有不少农户家庭添人不少，而没多少土地可耕种，而去人口的农户却不是很多。
县里为了平衡农户之间的耕地，出了一份文件，还是以1980年第一次分地的生产队为单位，按人口把耕地打乱重新分配，这分地还有一个优点，因为第一次分地地块太零碎，这次集中一下地块。
这分地文件一出，几乎各个村里都出现了三股势力：人口增加要增地的农户：人口减少要去地的农户，还有一股势力就是虽然家里添了人，但再分地，人均耕地减少，就是重分后添人不添地的农户。
这个分地文件，让本来表面和睦的乡邻乡亲之间吵架斗殴，添地的和去地的农户互相看对方是敌人。幸亏那个年代，村支部乡组织还有点权威，关键是1990年之前，村里乱占耕地的农户是个别现象，所以，不管怎么矛盾重重，各个村里的耕地算是稀里糊涂打乱重新分配了一次。
而我们的邻村柳口村有个生产队1980年分地时，按人口平均把地分了，因为分生产队牛马车辆等“浮财”，他们这个对分成了两个组。
这1990年调整土地时，一个组的人口没啥增加；而另一个组的人口增加一倍还多。增加人口多的小组，要跟另一个人口没啥增加的小组打乱重新分配土地。依据是县里的文件是按照生产队为单位重新调整土地；没添多少人口的组不同意打乱重分，理由是我们已经不是同一个生产队了，组就是队，队就是组。
柳口村人，民风剽悍，俩小组村民红了眼，那是真敢动铁锹打群架的，县乡工作组驻村后，也没解决。农民不能耽误农时，到春天，这俩小组村民谁还在谁原有的责任田种上了庄稼。
县乡工作组，看农田并没荒芜，便撤兵了。于是，柳口村增加人口多，有好几户联合开始了无休止的告状，好几年了也没有解决。
这不？一直到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新政策仍然是维护原来土地状况不变，不支持农村土地打乱重分。
柳口村那个小组当时最典型的一个农户叫老庆，1980年分地后娶了媳妇，跟父亲分家分得一口人三亩地，很快生了俩孩子，一个小家庭四口人只要三亩地。到1990年重新分地，因为人口增加，土地打乱重新分配，每人能分二亩地，可四口人可分到8亩地呀！
老庆的媳妇是柳口村小河西边的村民，她们村顺利分了土地，而她把户口迁到柳口村，柳口村她那个小组没重新分配土地。老庆媳妇就成了两个村都无地人口。
老庆媳妇一个人就像鲁迅小说里祥林嫂一样，每次回娘家，只要脚一踏上挑着婆家和娘家两个村庄的小桥，就自言自语道：俺是哪个村人呢？娘家没地，婆家也没地？她是没地的农业户口。
2012年，我去这个村采访的时候，老庆两个儿子都结婚成家了。老庆夫妇说，没地没地吧！这么多年这不咱也没饿死。
没地可耕种的老庆，买了一辆小四轮，常年跑运输，起五更爬半夜，也为两个儿子在村里分别盖了新房，如今60多岁的老两口，仍然在纠结1990年那次土地打乱重分的场景。当时两个组的村民矛盾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也在慢慢化解。
记得当时采访老庆的时候，我反问他，假如你是另一组，你愿意把地打乱让对方分走么？老庆说，说实话，谁不想多要点地？谁愿意把自家的地去了，让别人分走？
柳口村这个小组还有一个典型的农行，弟兄四个，都是1980年后结婚生长分家，都跟老庆一样，只有一口人地。眼看没地了，在1993年前后，弟兄四个分别外出打工。
因为家里没地了，没了后顾之忧，他们都从建筑工做起，兄弟四人都混成了工头，都早早在城了买了房，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都比在村里以种地为主的村民过的富有……
我采访了一天，跟两个小组的村民都做了对话，写了一篇新闻调查“土地到底还是不是农民的命根儿？”想以此采访讨论下去。
这第一篇图文发布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上了不少家三农类网站的头条，我们县领导打电话到网站，求删除，怕影响闹大了。
网站领导征求我意见，我说当然不删了。我采访的完全是实事求是，我在新闻里追问的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个也不敏感呀！
县里领导找到网站，来请我吃饭，我拒绝了。别说吃请了，我连见他们都不会。作为60后农民，土地情结这辈子是解不开了。
我总想为我们的农民阶层，我总想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我总想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说几句良心话。可是那篇新闻调查最终还是被删了，因为县里领导会通过上面的领导，跟网站老板施加压力，网站也需要生存，需要生存就需要和谐。
2019年最后一天了。以上文字权作对上网11年来，自己对自己的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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