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贵州毕节人。贵州女人的勤劳善良在母亲身上释放得淋漓尽致。离家20余载，在毕节，我们家的变化娓娓叙说着母亲作为一个女性的生命历程。
一抹阳光照在母亲苍老的面容，在银发上止住了血红。母亲被迫放下锄头，接受短暂的歇息和休整。在那个凄风冷雨的夜晚，母亲安祥地走了。66岁，母亲这一生虽说短暂，可她生前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堪称全村上下300多口人的典范。
27年前的一个早晨，醒来的母亲老觉得右眼不舒服，感觉像无数沙粒混进眼角膜。仔细琢磨，怀疑是前一天下午在院里水井边洗衣服时，被父亲焊电焊的强光灼伤。按照惯例，到隔壁正坐月子的小凤要了奶水冲洗，可三天后病情无任何转机，反而加重。母亲的右眼肿得像个烂桃。这可急坏了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人。
父亲找来手推车，在我们姐弟四人的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了毕节市人民医院治疗，一周后转到贵阳的大医院治疗，岂料再好的医院和医生也没能挽留住母亲的右眼。
母亲的右眼失明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残疾人，家里也欠下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政府关心，给母亲办理了残疾证，免除了村委会的义务工，后来还吃了低保。
家里人一致通过，反对母亲再到田间地头从事重体力活和脏活，只希望她在家看家护院，照管好猪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巧活就得了，可母亲死犟着不接受。母亲的脾气全家人清楚，想好的事，八头大牯牛也拉不回来，无奈，只得由着她。
河的东岸是生我、养我的村庄，有肥沃田地百亩，河的西岸是邻县的又一村庄，河成了两县（市）的交界和界线。一河隔出两个世界，我们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瓦房，灰朴朴的，没有多少生机，如一个长相平平的村妇，而西岸的邻村，家家都是林立的洋楼，最差劲的也是外墙贴了瓷砖或刷了石灰膏的砖瓦结构的楼房。
这样的村庄，远望近看都很气派，令人憧憬、羡慕。我们村能否赶上邻村，不是我想的问题，我家什么时候才能住上邻村一样的洋房，它成为依附在我们一家六口心头的梦想。
邻村之所以富裕，是邻村人有活络的大脑，他（她）们有的家庭靠栽桑养蚕生活，有的靠收购蚕茧加工丝棉制品发了财，有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从事于建筑行业，捞得了第一桶金，你家看我家，我家学你家，先富带后富，后富赶先富，这样的村风造就这样的村貌，也就成了应理该当之事，而我们的村民除了种好那一亩三分解决温饱的薄田外，最大家庭收入就是养头猪，卖头猪，或养几只鸡，卖几个蛋，更多的时光都交给了扑克、麻将，自然只能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原地踏步。
“人体上最充足的资源是力气，力气没了吃碗饭，睡一觉又会蓄存很多，当今社会我没听说过苦死、累死的，只听说过生老病死的”，母亲的话语引来一家老少的强烈反感，可父亲和哥姐找不到理由辩驳，既然找不到理由辩驳，那只能顺从。和蔼的石头像一朵花开在眼前，可对这朵花我只能视而不见。
日出而作，残疾的母亲像赶牲口一样大早把一家老小（当时我才七岁多一点）赶上山。开生荒，开施肥沟，埋农家肥，栽桑树，栽烤烟，中午吃带上的干粮，夜晚搬着星星月亮回家，清晨把鸟雀的叫声挂上屋檐就出发，疲惫的我们像一支笔用光了墨水母亲才准回家，三餐并作一餐吃，通常要到很晚才回到那个冷锅冷灶的家，那种
夜宵当成晚饭吃的日子，成了家庭生活中最平淡的音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母亲的带领，家庭其余成员尽心尽力，到我小学毕业时，我家也住上和河西岸人才住得起的洋楼。
如今，在母亲的带领下，通过十五年的拼搏，不但偿还清了家里的所有债务，还积攒了一笔成就全家六口人后来伟大梦想的资金。我和大哥如愿考取大学，都成为人民警察的一员，姐姐和小弟通过拼搏在毕节市区买了房，干起了小买卖。我们一家六口人跨过了那条阻隔一家人梦想的河流，融入到这个人人向慕的城市生活之中，成了标标准准的城里人，除小弟仍蹬着一辆五羊摩托，我跟歌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轿车。
跨越一条河，就阔步进入了更高、更新的生活。
我的家人能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能趟过那条阻隔我幸福的河流，离不开我那身带残疾勤劳善良的母亲。
文学是我一生的最爱，以看书度闲暇，以文字煮日月，文字让我获得了无尽的荣誉。文字服我把弄，庄稼就服母亲打整。母亲目不识丁，却算得上田间地头“文字”伺弄的高手。母亲用锄头镰刀在田地里写诗，豌豆、辣椒、洋芋、南瓜花、白薯干全是她诗中的韵律，胜过唐诗宋词，胜过贝多芬月光曲。
母亲一生只干一件事，就是整日整夜地把念想浸泡在农事上。母亲是一家六口人过河的船，是母亲用一只眼点亮了全家六口人今日的美好前程。（乡土文苑，供稿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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