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绍振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
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
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呢？
因为，孔乙己是活在、死在多元的、错位的感受世界之中。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标准的短篇。
《孔乙己》所写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但是，全文不到两千八百字。
《孔乙己》，2017
这么短的小说，怎么能写得这么震撼人心?
鲁迅在孔乙己的故事之外，安排了一个看来是一个多余的人物，就是那个小店员。
他本来与孔乙己的命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是孔乙己考试还是挨打，都和他没有关系。
他只是在孔乙己喝酒的时候，能够看到孔乙己而已。
和孔乙己命运有关的人物很多。
那个打他致残的丁举人老爷，还有请他抄书的人家，一定和孔乙己有更多的接触，有更多的冲突。
比起来，这个小店员就所知甚少。
然而，鲁迅却偏偏选中了这个小店员作为叙述者。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鲁迅的立意是让孔乙己的命运，只在小店员有限的视角里展开。
孔乙己的落第，他的偷书，甚至挨打致残，都让它发生在幕后。
迅省略的气魄很大，那些决定孔乙己命运的事件，使得孔乙己成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一件也没有写。
这样就可以省略了许多场景的直接、正面的描写。
第二，对事变作在场的观看，只能以对受虐者的痛苦和屈辱的感同身受为主。
而事后的追叙，作为局外人，则可能作有趣的谈资。
受辱者与叙述者(非当事人)的情感就不是对立而是错位了，其间的情致就丰富复杂得多了。
小店员视角的功能就在于，自由的省略和营造复杂的错位的情致。
遵循小店员的视角，小说只选取了三个场面，而孔乙己本人在咸亨酒店只出场了两次。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两个场面，和孔乙己的命运关系并不大。
第一个场面，是他偷书以后，已经被打过了，来买酒，被嘲笑了；
第二个场面，他被打残了，又来买酒，又被嘲笑了。
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潦倒的根源，批判科举制度把人弄成废物，这两个场面，不可能是重点。
如果要表达对于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写他遭到毒打的场面。
像范进中举那样，正面描写(白描)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场人物的反应等等。
但是，鲁迅明显是回避了“在场”的写法。
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
关键不在于是否舍本逐末，而在于鲁迅衡量“本”和“末”的准则。
三个正面描写的场面，写作的焦点，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人。
对于这个完全是局外人的小店员，鲁迅很舍得花笔墨，一开头就花了两个大段。
动人之处在于，小店员的眼睛带着不以为意的观感，和孔乙己拉开情绪的错位的幅度。
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小店员与孔乙己错位的观感。
在他观感以内的，就大加描述。
在他观感以外的，通通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孔乙己。
其实，这正是鲁迅的匠心，也就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美学原则。
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种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错位的观感。
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
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俄国人当间谍，在被执行枪决之前示众，中国同胞却麻木地当看客。
在鲁迅看来，为他国做间谍送死固然是悲剧，但是，对同胞之悲剧漠然地观看，更是悲剧。
叶圣陶说：《孔乙己》小说突出了人生的“寂寞、冷漠、麻木”。
但是，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的漠然麻木，又有不同的错位感受。
这个不同的出发点就是“无聊”、“单调”，所看的都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按说孔乙己是非常不幸，命运是很悲惨的。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又给小店带来欢乐。
惜墨如金的鲁迅，在渲染孔乙己带来的欢乐的氛围时，很舍得花笔墨：
“所有喝酒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店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小说错位结构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
对弱者的连续性的无情嘲弄，不放松的调侃，使得弱者狼狈，越是狼狈越是笑得欢乐，而弱者却笑不出来。
错位的幅度越是大，越是可笑，也越是残酷。
残酷在对人的自尊的摧残。
孔乙已虽然潦倒、沦落，却仍然在维护着残存的自尊。
更为深刻的是，发出残酷的笑声的人和孔乙己，并不尖锐的二元对立，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其中还有知其理屈、予以原谅的意味。
这就是情感错位的特点。
这种错位，不仅仅在情绪上，而且在价值上。
在鲁迅看来，他要揭示的不是孔乙己偷书的恶，而是周围人对他冷漠的丑。
特别是，传说孔乙己可能是死了的时候，说话的和听话的，都没有震惊。
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算他的账。
对于一个给酒店带来欢笑的人的厄运，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里，错位的潜在量很大。
那些个没有偷窃的人，比这个有过偷窃行为的人，可恶多了。
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已被打折了腿，不能走路，只能盘着两腿，臀下垫着一个蒲包，用手撑着地面“走”。
躯体残废到这种程度，在与平常这么不同的情况下，掌柜的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
”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
对很悲惨的事，本该有惊讶，有同情，至少是礼貌性的沉默。
可是，掌柜的却不但当面揭短，而且还“笑着”。
错位到如此大的幅度说明，精神上的残酷的伤害，已经是够可怕的了。
更可怕的是，他并没有感到严酷，也没有想到其中包含的伤害。
相反，倒是感觉到并无恶意，很亲切地开玩笑似的。
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敌意，都没有恶意，甚至在说话中，还多多少少包含着某种玩笑的、友好的性质。
但是，却是对孔乙己对残余自尊的最后摧残。
从一开始，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讳言偷，就是为了维护最后的自尊，哪怕是无效的抵抗，也要挣扎的。
这是他最后的精神底线。
但是，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残余的自尊。
这是很恶毒的，但又是没有明确的主观恶意的。
这种含着笑意的恶毒，这种貌似友好的笑中，包含着冷酷。
明明是鲁迅式的深邃的洞察。
但是在文字上，鲁迅却没有任何形容和渲染，只是很平淡地叙述，“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
连一点描写都没有，更不要说抒情了。
但是，唯其平静，平常，平淡，才显得诸如此类的残酷无情，由于司空见惯，而没有感觉，没有痛苦。
寓虐杀性的残酷于嬉笑之间。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如此痛苦，如此狼狈地用手撑着地面离去。
酒店里众人，居然一个个都沉浸在自己欢乐的“说笑声”中。
人性麻木一至于此，错位的感觉，何等的惨烈。
更有甚者，孔乙己在粉板上，留下了欠十九个铜钱的记录，年关没有再来，第二年端午也没有来。
人们记得的只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铜钱呢!”
过了中秋，又到年关，仍然没有再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是：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个人死了，留在人们心里的，就只是十九个铜钱的欠账，这笔账，是写在水粉板上的，是一抹就消失的。
生命既不宝贵，死亡也不悲哀，这样的世道人心啊。
在世的时候，人们拿他作为笑料；
去世了，人们居然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悲哀，甚至连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里不但有鲁迅对于人生的严峻讽喻，而且有鲁迅在艺术上创造性的探索。
从鲁迅的追求看来，小说美学就是人物的多元感知变幻学。
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发现了人物的生命，不仅仅在行为和语言、思想的冲突之中，而且在人与人感受的部分重合或部分偏离的结构之中。
各人的感知，是各不相同的，各不相通的，但是，并不仅仅是直线对立的，而是多元交错(错位)的。
人物对自己的感觉，往往没有感觉，对他人的感觉却视为性命攸关。
人物的自我感觉，取决于他人，主要是周围人的感知，好像是为了他人的感知而活的。
最极端就是，人家不让她端福礼，她的精神就崩溃了，就活不成了。
《孔乙己》之所以受宠爱，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物感受错位的多元而幅度巨大。
原因之二，在形式风格上，鲁迅为孔乙己的悲剧营造一种多元错位的氛围。
是悲剧，但是，没有任何人物有悲哀的感觉。
所有的人物，充满了欢乐，有轻喜剧风格，但是，读者却不能会心而笑。
既没有《祝福》那样沉重的抒情，也没有《阿Q正传》和《药》中的严峻反讽。
更没有《孤独者》死亡后那种对各种虚假反应的讽刺。
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精简到无以复加的叙述。
这种叙述的境界，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记》那样“逼促”，“讽刺”而“不很显露”，这就是鲁迅追求的“大家风度”。
反过来说，不这样写的，把主观思想过分直接地暴露出来，那就是“逼促”，讽刺“很显露”。
在鲁迅看来，就不是“大家风度”。
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就可能觉得不够理想，不够大家风度。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苛刻，而是对艺术的执著和追求。
作者：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复眼看鲁迅：杂文家和小说家矛盾》，孙绍振著
原标题：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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