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一场决定了春秋、战国分野的重要战役，晋阳之战、三家灭智氏的故事可谓深入人心，大凡对古代历史有一知半解的人，大都能讲出这个故事的梗概。然而当我们对战争的细节进行深一步挖掘的时候，总难免会发现诸多逻辑上行不通的地方，进而产生诸多的疑问，比如：

1.在谈到智申选择继承人的故事时，智氏宗族大夫智果曾指出智瑶有五大优点，其唯一的缺点便是不仁。然而当围剿赵氏的战役打响之后，智瑶却始终智商不在线，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俨然变成了抗日神剧中的皇军头目，这样的表现符合其根本人设吗？

2.后人在评述晋阳之战的结局时，在战争叙述的过程中都将智瑶打造成了一个愚蠢的典型，至于其“不仁”的特点却鲜有深刻的表现。可在对战争结果进行评价的时候，人们却又突然转向，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智瑶的所谓“不仁”，这样互不相干的两个逻辑过程是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

3.根据当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晋出公出奔的时间是在晋阳之战结束之后，而非传统史料所说的晋出公十七年，这就使得关乎晋阳之战爆发的起点便被彻底动摇了。那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会遭到篡改？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促成这场世纪大战的根本动力呢？

4.

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

智瑶的功业（三）：智瑶伐郑及与齐国的对抗

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些故事的真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智瑶执政时期，晋国与卫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已不是什么秘密。同样的，与晋国只有一水之隔的郑国，也免不了要频繁应对来自晋国的压力。在《左传》最后几年的零散记录中，智瑶伐郑的记录总共有两次，一次是在晋出公七年（前468年），另一次是出公十一年（前464年）。只是与青青草原的叙事方式不同，晋国对郑、卫两国的侵扰之所以未获大功，更多的是受到了来自齐国的制约。

自打召陵之会郑、卫两国相继叛晋以来，这两个国家便一头倒向了齐国的怀抱。一开始的时候，齐国人还以为是又迎来了复霸大业的曙光，可没成想折腾了几年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齐景公连续多年向晋国发力，最后不仅没能实现人生理想，反而彻底将国家政权推到了田氏的手中。而田氏在完成了篡夺权力的一系列运作后，为了争取民心，同时出于遏制晋国扩张的需求，也乐于参与到中原的战争中来。因此当郑、卫两国同时面临晋国的侵扰时，他们便频繁出兵相助，比如卫庄公蒯聩引发的一系列变乱，便成了晋、齐两大列强角力的舞台。

智瑶执政之后，与齐国也有过几次直接接触。第一次是在晋出公三年（前472年）六月，刚刚执政的智瑶亲自带兵伐齐。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智瑶原本想靠近齐军营垒探查虚实，谁知一个不小心战马受惊、战车失控，一下子就给暴露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智瑶当机立断决定亲自向齐军致师，他对自己的随从喊道：“齐军已经看到了我的旗帜，如果我们当着他们的面退回去的话，会长敌人的志气。”说罢便策马驱车直奔齐军营垒。作为中军主将，只带了几个随从亲自前往敌营致师，这可是亘古未闻之事，但智瑶还真就做到了，可见其勇武绝非虚言。不久之后，两军在犁丘展开激战，智瑶一举击溃齐军，夺回了英丘，其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得到了实战的检验。

第二次是晋出公七年（前468年）夏，智瑶带兵讨伐郑国。执掌齐政的田恒（陈成子、田常）为了援救郑国，不顾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千里行军奔赴郑国而来。眼看齐国决心很大，智瑶也不愿跟对方死磕，于是便对周围的人说：“出门的时候我只为伐郑是否吉利占卜过，跟齐军作战还没占卜。”说罢便带着大军回去了。

从以上的这些事例来看，智瑶虽说也暴露出了不少毛病，比如为人狂傲、作风奢侈，但总体来说也算是有勇有谋，是能屈伸、知进退的那么一个人。在他主掌国政期间，晋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对外扩张的高潮期，为此后的三晋制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到了晋阳之战中，他的所有人设便全都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程智商不在线，总体表现贪婪、自大且愚蠢、昏昧的角色。在汾河大堤上，他可以当着韩魏两家主君的面说出“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样的话；当身旁的智囊一再提醒，韩、魏两家已有反意的时候，他不仅未能及时警觉，反而还大大咧咧地把这些话都转述给对方；当韩魏两家使出最原始的离间计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他又照单全收，丝毫都不怀疑过对方的用心。

这种种迹象让人不禁要产生疑惑，就这么一个如蠢猪式的人物，是如何力压三家那么多年的？他的失败分明是败在了“蠢”字上，跟所谓的“不仁”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想解释这些疑惑，我们还要从《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给出的评语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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