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中若袁不进京勤王,直接攻打盛京,同时使用围魏救赵和围点打援,你认为明清之战的结果会如何?

帝辛666


“已巳之变”发生在崇祯二年十月,是皇太极第一次做出绕过宁锦防线攻打明朝腹地的尝试,给明朝腹地造成了重大创伤,也增加了其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雄心。由于这场战役是明末清初时期较为重要的一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中一个论点就是题主题干上所写,如袁崇焕不支援京师,来个“围魏救赵”之策,则北京之围岂不是轻易可解,最早这个说法应该来源于《中国历代战争史》,附图如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清·上卷》:设使袁崇焕能遣有力之将如祖大寿者,乘虚进袭沈阳,则明京畿之战必大为改观。

这个方案,我曾经乍一看,哇!好有道理的样子!然后细品史书,唉!纯粹是纸上谈兵之论啊!


从政治角度上讲,袁崇焕不得不尽锐支援,这可是涉及到政治正确的问题,那时候清军迅猛突进,即将兵薄京师下,崇祯皇帝心急如焚,单独下诏袁崇焕率领辽东精锐紧急增援,“乃诏督师袁崇焕以兵入卫”,皇帝亲自下诏书请你袁崇焕过来支援,你敢不来,莫不是想脑袋提前搬家,还敢在辽东那块待着,信不信朝堂上那些言官们给你扣一顶“拥兵自重,不解君父之忧”的帽子,结合崇祯皇帝猜忌多疑的“巨婴型”性格,估计“诛九族”的罪名是免不了的,然后史书上再来“浓墨重彩”的一笔,把你钉在耻辱柱上,所以,哪怕救皇帝的路上下刀子,哪怕袁崇焕必死,也一定得救,这事没得商量!

当然,我假设袁崇焕看了《孙子兵法》后,灵光一闪,决定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直扑沈阳,实行“围魏救赵”会怎么样呢?我敢说结果肯定比增援北京这个决策坏,而且如果这个方案真的执行,袁崇焕很有可能将成为一名战死辽东,提前成全他的忠烈之名。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孙膑的奇谋“围魏救赵”的成功条件。第一、孙膑就已经算准了魏国所有兵力尽向赵国国都邯郸,所谓“轻兵锐卒必竭于外”,本土实力极其空虚,有机可乘,才让齐军大胆向魏国进军。第二、赵军也够硬,面对强魏的全国兵力,硬是死守邯郸一年,魏军的实力被严重损耗,本来就是疲惫之师,猛然听到后院起火,紧急增援回国,反而齐军成了以逸待劳之师,一顿伏击,造就了齐国桂陵之战的最后胜利。所以,赵国这个第三方也很关键,大家可以想想,如果邯郸城两天就陷落了,围啥魏,救啥赵。只可惜,“已巳之变”那会“围魏救赵”两个条件对明朝来说都不具备。

首先,皇太极肯定考虑过老家的安全,关外的后金并不是尽锐而出,而是保留了强大的实力。这和尽锐而出的魏国不一样,所以在已巳之变重“围魏救赵”的一个前提条件直接可以否定。为了证明我不是空口说白话,以下我将重点分析“已巳之变”清军大致投入了多少兵力。

对于这个问题各家史书也不是很一致,最夸张的就是《明史》了,上面尽然提到,清军此次兵力竟然投入了“数十万”,这个数字就太夸张了,有吹牛的嫌疑。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最为人熟知并且引用的说法倒是来自于《圣武记》,魏源谓清军入关兵力有10余万,从题主问题下的陈述来看,这也是题主所深信的数据。

《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天聪三年冬,大举伐明,以蒙古兵为向导,兵十余万,分道深入。


但是,我查阅《满文老档》时,却发现不同于这两种史料的说法,由于《满文老档》是原始档案,应该比上面两种史料可信多了。

《满文老档》天聪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三日,汗御殿,集诸贝勒大臣众民等宣谕曰:“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


就是说此次参与入关作战的后金军每牛录只派出了15至20人,以努尔哈赤建立的231个牛录计算(天聪初年皇太极估计还未改动牛录建制),这就有4620人,再加上此次皇太极亲自出马,最精锐的巴牙喇护军营很可能全员出动,大约为2000多人,以此算之,八旗军大约出动了6620多人。当然,编制内的八旗军往往带奴仆参战,起到了后备兵的作用,“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以此推算真正的后金军大约为26480多人,我的判断也得到《山中闻见录》的印证,上面对后金军的人数记载也是20000余人。

《山中闻见录·建州》:十月戊寅,四王子以二万骑入大安口,束不的为向导,三十六家并从之。


此次,依附后金的蒙古部落也悉数出动,有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巴林部、奈曼部、敖汉部、喀喇沁部,由于在天聪三年,归附于后金的蒙古部落还未被正式清查户口,编订牛录,皇太极仅仅以军令形式约束,所以具体人数不得而知,看来也只能靠推测了。

根据皇太极于天聪三年三月颁布的军令来看(已巳之变亦发生在天聪三年,所以可以参考),一旦有战事,“凡管旗事务诸贝勒,率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可以想知参与已巳之变的就是军令规定的这个年龄段的蒙古男性,由于只有载于《满文老档》的天聪九年的户口档案,我也只能大致算一下。


扎鲁特部:6834户。奈曼部:1210户。敖汉部:1300户。巴林部880户,科尔沁部12580户(科尔沁在古勒山战役就出动10000兵马,此次出兵应该有10000人),共计22804户。以一户一个壮丁计算。大概就有22804人,至于喀喇沁部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壮丁在天聪九年已有数据,为5216人。六部能参战的兵力最多为28000多人。

《皇朝藩部要略·内蒙古要略一》:喀喇沁部长布苏布地子古噜思奇布,领五千二百十六人为一旗。


在史书中还有裹挟平民的记录,如“满桂合四营进战,炮击杀者千余,皆我降民之剃发者”,这个数据就不能统计了。

所以,八旗军+奴仆+蒙古兵+被裹挟之民众应该只有5~6万人,根本没有10余万人这么多,尤其是真正的满八旗并未全员出动,大部分还留在后金腹地,由阿敏和德格类主持沈阳防务,袁崇焕的辽东精锐不过2万余人,如果攻打沈阳,皇太极知道消息后一旦回军,那就是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的死局,东北平原一马平川,八旗正可发挥驰突的优势项目,前去攻打沈阳的辽东军必然凶多吉少。

其次,关内的明军,尤其是京畿一带的明军和辽东军的战斗力比起来,如天地之别,根本无法承担“赵军”这个角色给后金以重大消耗,大部分承担北京周边防务的明军面对八旗军别说野战,就连守城的勇气都没有。

《明季北略·卷五》:北兵(后金军)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乡、滦州、香河、固湾、张湾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数日而兵始至者,玉田、迁安也;有兵将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虚张声势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过而不取者,顺义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顺之间者,房山也;有兵只而顺、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乐亭、抚宁也,总由人心不固如此。


京师附近的明军战斗力实在是过于坑爹,这个情况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就连崇祯本人都不糊涂,保命时刻心如明镜,“诏各省直巡抚勤王,京营兵皆未历战阵,乃诏督师袁崇焕以兵入卫”,一帮战五渣守着皇帝谁能放心,如果辽东军不支援北京往沈阳去,能不能打下沈阳不好说,恐怕打着打着崇祯皇帝可能就要大概率“烧头七”了。


所以,赵率教听说后金入口,急忙点起5000精兵紧急支援遵化,三昼夜狂奔350里,结果一着急就中了后金的埋伏身亡。袁崇焕六天行军500里堵截后金于蓟州,就是因为对京师周边的明军战斗力太了解了,如果不及时支援,那崇祯皇帝真的很有可能要提前殉国了,所以才那么急!至于打沈阳那是想都没想过啊!

所以,在“已巳之变”进行“围魏救赵”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引用文献:《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山中闻见录》、《明史》、《圣武记》、《中国历代战争史》、《明季北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建州闻见录》、《皇朝藩部要略》、《资治通鉴》


论史



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注定了这个结果不能改变,其理由如下:

一、翻看袁崇焕督师蓟辽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袁崇焕是一个善于整顿防务的善守之将,而不是像岳飞一样的善攻之将。因为他赴任蓟辽总督之后,打了几个漂亮的防御战,没有打过一场主动进攻战。

一般善守的将军,用兵比然谨慎多疑,就如同三国时期的司马懿一样。之所以守的住,就在于其小心谨慎。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敢用奇兵,舍皇城和圣旨不顾,转而攻打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够拿下的盛京。

二、崇祯帝是什么性格,袁崇焕非常清楚,不用说他本身用兵谨慎,即便他有天大的胆子,就算围魏救赵成功,崇祯一样不会放过他。胆敢违抗旨意,弃皇帝安危于不顾,自作主张改变方略,崇祯是一定会灭他九族的。最后结论证明,即便他奉旨援京,解了北京之围,依然被多疑的崇祯凌迟处死,更何况抗旨不遵?

而事实证明,大明之亡不是亡在崇祯荒淫懒政,正是亡在他太过聪明勤政、事必躬亲,把国之柱石不是杀死的杀死,就是杖毙的杖毙。

三、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是知己知彼之人,他了解明朝朝堂的政局状况,也了解袁崇焕的用兵特点。最重要的是,他不会不考虑盛京的安危就贸然倾巢而出,绕开关隘,冒险深入敌后。他对盛京的防务自然有了合理的评估和安排,明军的军事部署和应变能力他肯定是了解的,不然不会亲自率军犯险。

四、明朝廷一见后金军居然神兵天降一般杀到了北京城下,早已乱成一团、惊慌失色,崇祯连发勤王诏令要袁崇焕回京救驾。在古代,无论你有什么天才的军事奇谋,都必须把皇帝的安危摆在第一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谋逆之臣,是要抄家灭族的。不用说君命难违,就是让皇帝稍微产生疑忌的这种做法都不能有,仗可以慢慢打,但驾不能慢慢救,不仅仅是要结果,表白忠心更重要。



基于以上理由,袁崇焕不救北京,反其道而攻盛京,这个设想不能成立。围魏救赵,那是国与国之间的做法。即便达不成目标,亡的也是别人的国,成就的是自己的利益,故而可行。


谢金澎


北京己巳之变时,袁崇焕若攻盛京,乃是攻坚,况与留守的清军打野战,以步兵居多的关宁军,胜算并不高,皇太极留守的兵力不少,纵使能攻下盛京也颇费时日,很难实现围魏救赵的目的。

而回援北京则不同。皇太极此次为破坏袁崇焕的战略步骤,不得不孤军深入,是很险的一步棋。如果崇祯任由袁崇焕指挥,先依坚城固守北京,以少部尾随搔扰清军,清军要么重兵保卫掠来的物资,要么丢弃——清军远袭,十万人马没有后勤保障,是很被动的。待关宁军大部(袁被扣时赶回的仅两万余)和各路勤王兵马赶到,再以优势的兵力与轻装的清军决战,必获全胜。就是勤王主力赶到后,也不急着与清军决战,而是一方面以优势的兵力围歼分散劫掠的清兵,一方面抢夺清军劫掠来的物资,清军被迫与优势明军决战。溃败的清军又必被大同、蓟门的明军截阻,或可一朝灭此朝食。从先赶到的关宁军在袁被扣后欲退回,在祖大寿母的规劝下,欲退关宁军重回战场,清军只可丢弃掠夺的人口和部份物资,迅速撒回,可见,当时清军确是十分被动的。

故袁崇焕回援北京,在战术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为帅者,不是以己之短搏敌之长,而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只是崇祯那时尚是喷青小儿,使皇太极在己巳之变中,咸鱼翻生。

崇祯更为愚蠢的是,竟令满桂带四万余骑孤军对清军进行英勇的追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朱明失去了防守北京的机动战力,北京城郊,成了皇太极的猎场。


安平144796971


袁崇焕直接打盛京没戏,关宁军依托城池还能和后金军一战,野战不行,而且这个方案政治上也不行。

袁崇焕是明末一个充满争议的人,但是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袁崇焕击退后金军的几次战役,要么是守城战,要么就是依托城池和对方作战,不用担心对方抄后路,野战的话袁崇焕可真没把握。袁崇焕回援以后在蓟镇守在城里不敢阻挡后金军偷越,也是因为野战实在没把握。

野战尚且不行,长途奔袭攻击对方的城市难度就更大了。皇太极确实率了主力部队出战,但是留在盛京的部队单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不少。盛京的城墙也比较高大,袁崇焕要是想快速偷袭,肯定是以骑兵为主,步兵都不能太多,而重炮之类的更加没法带,攻城就很难。而一旦坚城难下,皇太极又率军从山海关反杀出来,袁崇焕的部队就无路可退了。

另外从政治角度来说,此时后金军时刻可以威胁北京,袁崇焕如果不去救援,而是去攻击盛京,这势必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明末的朝堂之上,可没有同心协力对抗后金的想法,党争严重,袁崇焕这么干,势必会引起一堆人的攻击,到时候他不死在后金军手里,回来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袁崇焕只能回师救援,而不可能去攻打盛京。


不沉的经远


皇太极当时还继续着努尔哈赤的路线,走一路抢一路,盛京丢了从北京城找补就可以了,围魏救赵这个策略对他效果不大,最后结果就是袁崇焕打进盛京,朱由检两年皇帝命


尤利安2


历史不容假设,也不可反转。成王败寇,是恒古不变的箴言。

明末,朱家天下已经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只是时间问题。民心都已经失去了,连那些皇族都无心帮扶自己的社稷,那些平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流血呢?

袁崇焕虽有将才,能力不凡,但是面对明末的处境,就算打赢了也于事无补。何况皇太极逐鹿中原的野心,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皇太极带兵攻打北京,自己的后方自然不会沦为一座空城,所以袁崇焕去了,也是无功而返!


花白蛇树押司


袁崇焕是蓟辽督师。。。大本营在现在山海关一带,离沈阳几百公里远,你要让这么一支古代军队,在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远征几百公里,恐怕一半路都走不到就自动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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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看不见你的行为。。。好比两对夫妻打架,一家男的突然攻击了另一家的老婆,那么这一家的男最该做的不是去打别人老婆而是护妻,去围魏救赵?等着离婚吧。围魏救赵只能是齐国做而不是赵国的将领做


日月木各


祟祯在清进攻朝鲜时就让袁直捣鞑子老巢 袁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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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敢于正视历史,才能够面对现实,面对未来。抗战时候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通过对南明历史的研究,找到自己的民族的问题。\r

明末清初的冯铨,官运恒通,寿命很长,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由于冯铨的官瘾很大,在喜峰口用巨额资金资助皇太极入关以获得在清朝作官的机会,后来导致袁崇焕被冤杀。\r

如果历史没有了出处,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如此一来,就会失去指责日本右翼历史虚无主义的理由,这是非常糟糕的。\r

下面这段话是在总结清朝为什么以很少的人口就征服了上亿人口的大明帝国,他以魏忠贤逆案为突破口,列举了其中对明朝灭亡起了重大影响几个事件,其中就有冯铨用巨额资金赞助皇太极入关。\r

臣按:【逆阉魏忠贤既诛,其从逆者先帝定为逆案,颁行天下,逆党合谋翻之。己巳之变,冯铨用数万金导北兵至喜峰口,欲以疆场之事翻案】;温体仁讦钱谦益而代之,欲以科场之事翻案。小人计无至,毅宗讫不可。大铖利国之菑,得士英而用之,然后得志。呜呼!北兵之得入中国,自始至终,皆此案为之祟也。丙寅,大仆寺少卿万元吉上封事。-《弘光实录钞》\r

明朝末年,魏忠贤入朝后,朝廷里面从此形成了阉党集团。首先在顺治朝主持《明史》编撰的就是洪承畴和阉党的冯铨,冯铨当年在喜峰口出资100000两白银为皇太极入关资助。当然,现代很多人认为冯铨此举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r

我读了很多清朝的相关史书,都说冯铨用巨额资金资助皇太极入关,能识大体,是一个明智之举,为冯铨后来在清朝事业发展,以及晋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冯铨后来是顺治朝《明史》主编的总裁。与之相比的是,当时有很多不识时务的迂腐书生,困于门户之见,白白丢掉了性命。即使像史可法这样的处于极其优越的条件,死不投降,结果死得很惨。到现在还被很多当代的人骂不识大体,为了自己的名声害死了扬州80万百姓。\r

马士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但在后世却不甚知名,远不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出名,其中有原因是大清王朝为了显示其赫赫武功,不愿提及马士英,否则显得大清朝的天下来得太容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史的编撰者冯铨为马士英洗白,直止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博学鸿儒科,聚集了天下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反复修正,才使得明史可信度大大提高,但是冯铨《明史》初稿仍然起了极坏作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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