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8年秋天，靖康之耻发生后的第二年。河北和河东（即山西西南部）的义军在抵抗了近三载春秋后最终被金军征服，留下成片的尸骨和荒芜的孤城。
无独有偶，500多年后的南明这样的场面再一次发生在了河北、山东的土地上。1644年五月，当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城后，明朝乡绅百姓推翻了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大顺基层政权，组织起了义军并以“复明”为旗号，形成了一大片权力真空带。直到1645年年初，这些义军才被清军逐个的击灭，短时间难以形成大规模的起义。
为何历史会这般轮回呢，华北的义军为何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遭到了同样的抛弃呢？
在这背后似乎有“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但实际上两者的情况却有不那么相同。（若已了解基本史实，可翻至文末）
自1125年金军南侵伊始，民间义军就开始集结起来。有的侵扰金军的补给线，有的自行向开封靠拢，期望能解国都之围。太原知府张孝纯和宣抚司统制王禀率领军民顽强抵抗粘罕长达9个月的时间。可见此时尽管北宋末年国势糜烂，宋朝军民的抗金热情仍然不容小觑。
正是在此情形之下，孤军深入的金军深感陷入宋朝军民的“汪洋大海中”恐怕久久不能自拔，暗地商量着撤退事宜，不料北宋最高权力集团昏聩不已，生怕义军就此做大，直接同意了金人的要求，还把正在抵抗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划归金朝。
1126年，金军再度南下攻破了汴梁城，史载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泅之间，亦荡然矣。”浓浓的血腥味通过这句话透露出来，当地百姓遭到灭顶之灾之时，毅然奋起反抗。“豪强者聚众寨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崖，则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
三镇百姓“怀土顾恋，以死坚守”，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悲歌，却最终没能抵挡金人的铁蹄。太原府坚守9个月、河间府坚守14个月、中山府坚守2年零2个月，破城后大都被金人屠城，即便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
河北、河东各地义军频频涌现，他们大都结寨自保、互相通信，丁进拥兵十万、李成拥兵数万、没角牛杨进拥兵近百万、河北五马山抗金义军也拥众十万余。华北义军的数量总数有称一百万的，有称两百万的，总之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而华北各地义军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太行山的八字军。八字军以王彦为领袖，自觉在脸上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总人数最高可达十多万。
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由康王赵构草创的朝廷，实际上也有对义军进行过争取。重新上任的主战派宰相李纲派遣了张所、傅亮前往北地统筹义军，同时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兼东京留守。李纲看的很明白，这些义军如果“不早遣使慰抚之，臣恐久之食尽，为金人用矣。”
于是在这三人的领导之下，义军一度曾集结起来归附在宗泽的旗下，其数量一度达到了上百万人。
但好景不长，在汪伯彦和黄潜善一批投降主义谋臣的煽风点火下，赵构迁都的想法越来越浓烈，于是乎李纲、张所、傅亮这批主战派官员被罢免，各地的勤王军也被赵构解散，甚至被冠以“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的帽子，在政治上视义军为“群盗”。
赵构在金军没有任何威胁性动作的情况下，匆忙在1127年10月逃窜至扬州，为定都建康做准备。河北、河东的义军遭到了朝廷的抛弃，只留下宗泽一人留守，统筹整个华北局势，宗泽也没有放弃请赵构还都开封的想法，在1127年7月到他死前，宗泽接连上书24封，却并无作用。
1128年7月，宗泽病逝，死前高呼三声渡河。而他的继任者杜充却选择了将华北的义军尽数抛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义军因内斗而旋即为盗贼者，比比皆是。原本宗泽的北伐大计，也尽数化为泡影。
在1128年秋天，金军趁开封留守宗泽病逝后发动南侵，华北各处义军奋力抵抗。其中，粘罕围攻潭州、濮州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濮州守将姚端甚至夜袭敌营，粘罕赤足而逃差点被活捉，两座小城皆抵抗月余最终被屠城。遍地的河北山东义军也因孤立无援、武备落后而被金军各个击破。
杜充为了延缓敌军攻势，便决开黄河，河南处处成一片泽国。到1129年6月，杜充便下令要求军队撤往建康府，岳飞据理力争，却最终只能怀着悲愤之情撤退。
1130年2月，开封陷落。华北各地义军的抵抗就此进入下一个阶段。各地的义军开始变成武装的流民集团，互相吞并、劫掠、甚至开始攻打南宋的城池（如义军将领桑仲层率众三十万攻击王彦官军所守的金州城）。
华北的百姓仍然期望自己的大宋王朝能有一天兴师北伐，逃离这痛苦的民族压迫政策。 但历史最后告诉我们，南宋苟延残喘一百四十九年后最终灭亡。
回望两宋交际之时，尽管义军最终失败，但仍有李纲、宗泽、岳飞、王彦等一众将帅文臣看到了河东、河北义军的爱国热情，善待他们、重用他们，为他们创造机会。
可到了南明，浩浩荡荡的华北平原，也找不出若干文臣武将，成为这些地区百姓心中的顶梁柱。
对于南明来讲，抛弃华北各处义军的最大理由，是掌权者期望联虏平寇，而在河北和山东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
1644年3月18日晚，崇祯皇帝煤山自缢，19日李自成率领闯军进京。
1644年5月2日，多尔衮率领满族大军入主中原。
1644年4-6月份，在大顺军山海关大败拔足西撤后，河北、山东及河南东部几乎成为了三方混战的权利真空地带，地方绅民自保割据，有的心向大明、有的已经心向大顺，势力范围错综复杂。而此时，三方的战略目标大不相同。
大顺军方面忙着西撤，躲避清朝的兵锋，又因基层官吏的匮乏，大顺这个农民政权没有把握这片地区的野心，也没有把握这片地区的能力。
而在南京草创的弘光政权则全盘继承了北京政府的党争传统，并围绕着“定策”进行权利的斗争，武将跋扈、文臣怯懦，所谓的东林君子也不过是迂腐偏狭的高谈阔论之辈，尚无一人有安邦定国、中兴大明之才。明清史专家顾诚在他的著作《南明史》中评价道：
“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勾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于是就给了清朝方面可趁之机。1644年5、6月份，清朝派遣降臣王鳌永、方大猷招抚山东，又派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率兵攻打，河北、山东大批州县见难得旧主援助，便望风而降。清朝势力进入华北地区之后，当地的地主阶级迅速向清朝官方靠拢，颠覆和剿灭大顺方农民军势力，但各地的抗清义举仍然此起彼伏。
1644年7月，方大猷在启本书中无奈的承认尽管清方势力名义上占领了山东，但实际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他自身率领的士兵只有600多人。而以户、工二部侍郎的王鳌永却在青州之变中，被大顺军队搜获处斩。青州之变发生后，方大猷才向清廷请发“真满洲兵一万”平定山东。
而在河南，明朝官绅打起复明大旗、大顺军控制着豫西地区，而一些原有的反叛武装和土贼则是骑墙派，他们“分辖数百里，拥众十余万”。总之，河南的形势也如同山东一样，各方势力鱼龙混杂，乱成一锅粥。 在此情况下，最先反应过来争取这片地区的也是清廷，并在8月到9月份迅速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地区。
自1644年5月到9月，只见心向大明的官绅，却不见南明朝廷的任何举动，致使这批义军孤立无援，被清廷迅速镇压控制。清方的反应速度，显然要高于500年前的金朝军队。而南明朝廷的“无动于衷”，“隔岸观火”，一方面来自于当时内部派系的党争情形，另一方面也源自南明最高决策集团“联虏平寇”的战略方针。
南明朝廷甚至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称其为“功在社稷”的举动，还希望能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助清廷的力量扫灭流寇。他们对清廷野心的估量不足，也没有认识到大顺军实际上也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南明史》中评价道：“他们（史可法等一众南明官僚）始终抱着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的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在这般犹犹豫豫的局面之中，华北平原大片的义军被明朝的士大夫们顷刻间的抛弃，原本应该被争取的义军，也成为了清军的附庸品，喂饱了他们南侵的野心，致使之后江南十室九空的悲剧。
南宋和南明的义军都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相当的作用。在北方政权没有有效的建立起基层统治之时，这些绅民自发的组织起来，以复国为旗号进行武装抵抗，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华北各处的义军，他们在山河破碎的情形之下，挺身而出，守住了王朝最后的尊严。义军虽弱，但其挺拔的傲骨和顽强的意志，却永远的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从历史的表象上看，似乎南宋和南明的义军被抛弃，都是一些掌权的士大夫的个人所为，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忽视某些历史动因和趋势导致的群体性格和群体判断。
首先，无论是南宋还是南明，这两个偏安的小朝廷实际上都极大程度上继承了王朝末年的腐败和昏庸，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政治体制。
第一、无论是南宋还是南明的官僚系统，都已经被腐败深深的渗透。而通过此掌权的高级官僚，也是深谙政治阴暗面的权利怪兽，从而导致了政治权利中心的集体性格是偏向保守的。从最高权力中心枢纽来看，无论是康王还是福王，都有着同等的怯懦，掌权文臣的无能和软弱，也是类似的。
第二、南宋和南明继承的政治体制问题，都有无法短时间集中力量的一面，也有轻视武人的一面。“文视武如奴婢,武视文如寇仇”这句话是南宋和南明文武两班官员之间矛盾的真实写照，因而对于士大夫对于义军本就心生歧视和轻蔑。同时，南宋和南明南宋和南明统筹义军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南宋、南明尽管都面对生产力没有被大幅度破坏的南方，但都面临着一个难题：
难以建立有效的基层税务体系。旧有的财政难题没有经过改革，地方收不上税来，没钱打不了仗，钱粮几乎都集中在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富绅的家中，朝廷财政举步维艰，自然养不了那么多的义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决策者认为与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漫无边际的华北义军，不如培养几支可控的、能征善战的劲旅。
其次，义军的整体素质也相当堪忧。
义军自身的问题，无疑全都暴露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因而很难取得广泛的信任。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曾经率领义军抵抗清朝侵略，他写的《宋论》中无情贬斥了义军有两大问题。
第一、实际战力不高。《宋论》称义军：“其名曰万而实不得半也。即其实有万，而可战者,不得千也。可战者千，而能不大胜则前、小挫则却者，不得百也。”即王夫之认为万余义军中，真正能称的上战斗力的几不过百。又因为义军缺乏官方的正式援助，无论是粮饷还是装备都极其缺乏。所以南宋末年看似有200万义军浩浩荡荡，实际上战斗力相当堪忧。
第二、纪律涣散。《宋论》称义军：“无军令以整齐之，则游奕无恒；无自粮以馈给之，则掠夺不禁。游奕无恒，则敌来而不觉，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这些义军当中成分混杂且多是讨生活的饥民，他们以义军为名公然劫掠也有案例，义军这个名头，也只不过是许多人讨生活的方式而已，借此来向朝廷要口饭吃。所以才会被南宋官方认定为
“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除此之外，义军还有各自为战的问题。这些义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往往需要约定时间一起作战才能成功。但义军内部各立山头、关系复杂。武装火并的事情也常常有之，如南宋建炎三四年间“中原群盗蜂起，大者据县，铸印擅生杀，更相吞噬，以图非望。”由此可见，这些义军甚至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有时甚至不听从朝廷的号令。义军的“义”只是一部分地方豪绅趁乱在政治上占领制高点的一张牌而已。
因此，与其以义军冠称，不如以“部分武装起来的流民集团”来形容更为恰当。
再次，华北义军所处的地理环境在军事上极为劣势。自游牧民族入关以后，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尽管数量上有数百万义军，但在野战中极容易被游牧骑兵一冲击溃。从军事角度上来说，理智的选择是将战略的防守线撤到黄淮一线，依附天险。
最后，南宋和南明根本上都是一个封建王朝。这也是华北义军被抛弃的根本原因。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从未将百姓视作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承受切身的苦难，而是将百姓视为一种资本、物资；一种可以随意拿来拿去的物品、工具。
封建官僚士大夫敌视人民武装，因此南宋的东京留守杜充可以不顾黄河两岸百姓生死，决开黄河口；南明的史可法可以不顾华北百姓生死，将其视为联虏平寇的基本筹码。
所以总有人会说，假如明朝没有灭亡会如何如何、假如宋朝没有灭亡会如何如何，我在这里借用明史专家顾诚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
只要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义军的历史悲剧将会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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