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说:生活从来都布设了凶险与残酷。
《亲爱的》这部影片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为我们展示了儿童拐卖的社会问题，让观众通过陈可辛导演以小见大的手法透过电影看到残酷的现实。
一对夫妻因为关系不和睦，儿子成为他们唯一的联系，但是有一天孩子却莫名其妙地走丢了。夫妻二人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像自己一样找孩子的父母，更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事情。
上帝总遥遥地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
在《亲爱的》里，温暖的人情味便如同上帝给予的希望，由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意味深长的结局设置来体现。
在现实与人情的有机结合下，《亲爱的》无疑成为了一部不乏看点亦不乏深度的作品。
电影源于现实并反映现实生活。以儿童拐卖事件为中心，设置一系列情节以小见大地反映了社会上诈骗和失踪立案机制的不完善的弊病，引人深思。
寻子的路上，田文军夫妇偶然结识了一群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大家相互扶持慰藉，从不放过一丝线索希望。多年过去，一个看似可靠的线索再次降临，促使田文军等人跋涉千里穿州过省，终在一户偏僻村落人家中，看到一个像极其儿子的身影。在孩子的身后，却站着一个他喊着“妈妈”的农村妇人李红琴。丢失的挚爱能否找回？残缺的家能否真的破镜重圆？
在田文军寻子漫漫长路上，影片设置了多个骗子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出现不仅增加了田文军寻找儿子的困难，让观众理解并同情他，更以小见大展现了人性之恶的残酷。
这些诈骗者利用寻子父母急切的心理来榨取钱财，欺骗他们的感情，让他们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泥潭，电影中的他们心怀恶意逼着田文军跳了河，现实中的他们失了良心为社会抹黑。
当夜色降临时，田文军走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急切地寻找孩子的身影，并打电话求助，却被告知未失踪24小时不得立案，听到此处我的心与田文军的一样凉了大半截。如果规定没有那样死板，或许田鹏就有机会立即回到父母身边，田文军也不用忍受三年的痛苦。
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可能会有千千万万个本可以找回的孩子错失机会，从此与父母天各一方，成为永远不可弥补的伤痛。
影片中善良人物的形象塑造为影片增添了人文关怀色彩，让温暖足以与现实的残酷抗衡。高夏是一个落魄的律师，深知社会的阴暗和势利，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沾上了铜臭的气息：起初高夏不愿意援助李红琴，但当面对金钱的诱惑后，也不免向生活低头。
但高夏的人物性格又在李红琴经历过众人的打骂和法官、福利院院长的冷漠对待后发生了转变，他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善良淳朴但也孤立无援的村妇。
高夏的性格转变与《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的人物性格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本来都并非圣人，也都唯利是图，但却一步步地走向善良，并懂得用自己的心无私地为他人着想，正是这样的手法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凸显了他们身上善良和人文关怀的闪光点。
高夏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人性中同情的光芒，他也许并不伟大，但不能否认像他一样的存在可以帮助很多无助的人。
影片结局的设置意味深长，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让观众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鲁晓娟和田文军在教室门口听着田鹏站在讲台上操着一口远地的方言介绍自己的亲人，虽然仍然遗憾田鹏的走失，但心里更多的是踏实和欣慰；韩德忠和樊芸不像田文军一样幸运，但他们也再有了一个孩子，有了新的寄托和希望。
李红琴虽然被告知没有办法再要回吉芳和田鹏，但却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生活可能会面临困境，却也是上帝给善良的红琴的一份礼物。
他们的生活各有各的遗憾，但也各有各的期盼。也许他们都还在忍受着，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但他们也会背负着伤痛追寻着希望的脚步，继续生活、前进。《亲爱的》结局设置的妙处在于它不代表事情的解决，而是传递一种力量，一种极具人情味的心灵支撑。
顾城在诗中写到：把美交还给生命，将罪恶处以极刑。现实的残酷和人情的温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亲爱的》是这个话题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现实的冷漠，但也更告诉我们温暖的力量。生活也许不美满，但幸好，还有人情所带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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