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3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旧，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其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神宗时期，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不会鄙薄。而当时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候逢年过节，长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脸红，坚持脱下不穿。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这在历代士大夫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两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3次上书规谏。他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给自己留下丝毫。
皇帝赏赐多，工资津贴高，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宽裕。俗话说，“饱暖生淫欲”，纳妾蓄妓一时成为风尚。宋代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一次与同僚聚饮于锦江之上，半夜天凉，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竞相去取，不多时，一人拿着一件，送来的衣服竟有几十件，真是妻妾成群。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及时行乐，随处纵欲，那是糜烂；什么东西都要据为己有，那是昏聩。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30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做官40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50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50万市一婢乎？”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50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在同僚们把皇帝的赏赐、门生的孝敬纷纷用来挥霍的时候，司马光却始终与奢华世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几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给司马康写的《训俭示康》中所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成为那个世风日下时代的精神标杆。而且，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400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靡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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