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朝士大夫來說，苦讀詩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
宋神宗時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資在西京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建了一座別墅，單中堂就建了3層，其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一時成為洛陽之冠。當時，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不過，司馬光的宅子位於陋巷，低矮破舊，僅能遮風避雨。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鑑》，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穴居其間埋頭著作，寒磣而又另類，被人譏為“穴處者”。
宋神宗時期，侈風漸起。司馬光曾回憶說，數十年前，時任群牧判官的父親司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場上隨便買的，下酒菜僅限於肉醬、乾肉、菜羹幾樣，水果僅止於梨、棗、柿之類，酒薄意盡，食少情深，主人沒有壓力和負擔，客人也絕不會鄙薄。而當時則豪華相尚、儉陋相訾，酒若不是宮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滿目，竟然羞於請客。士大夫萬一要請客，往往提前數月準備，廣尋佳釀，遍搜珍禽，準備充分之後，才敢發請柬。
相對於日益奢侈的世風，司馬光卻一直固守底線，顯得簡樸、節約。他性情淡泊，不喜奢華，深深懂得“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小時候逢年過節，長輩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臉紅，堅持脫下不穿。
步入仕途後，司馬光歷任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權在握的司馬光，不但對國家財產從無貪念，甚至還把皇帝給他的賞賜作為單位的辦公開支。這在歷代士大夫間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宋仁宗每年用於贈送、賞賜的東西，摺合百餘萬兩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3次上書規諫。他說：“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睏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准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於營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沒有同意他的建議，繼續大把花錢施恩。於是，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寶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或接濟親友，堅決不給自己留下絲毫。
皇帝賞賜多，工資津貼高，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寬裕。俗話說，“飽暖生淫慾”，納妾蓄妓一時成為風尚。宋代魏泰《東軒筆錄》記載，與司馬光同時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寫“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那位，一次與同僚聚飲於錦江之上，半夜天涼，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競相去取，不多時，一人拿著一件，送來的衣服竟有幾十件，真是妻妾成群。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司馬光也並非無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難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為潔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馬光卻有自己的分寸。對於那些光怪陸離的所謂“享樂”，他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謹慎，遠遠地觀望一下，寫寫詩詞抒懷一下，也就夠了。及時行樂，隨處縱慾，那是糜爛；什麼東西都要據為己有，那是昏聵。因此，司馬光詩詞裡多情，生活中卻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聲色，恪守“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納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個妻子。他與張氏結髮30餘年，始終相敬如賓。因為沒有生育，張氏甚急，背地給他買了一妾，他敬謝不敏。為續後，他收養了族人之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做官40餘年，待遇豐厚，賞賜頗多，卻始終惡衣菲食、不留餘財。有朋友寫信給他借50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50萬市一婢乎？”是啊，相對其他士大夫，50萬或許是小錢，但相對於司馬光，那是翻箱倒櫃挖地三尺也無法籌集的鉅款啊。後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手頭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在同僚們把皇帝的賞賜、門生的孝敬紛紛用來揮霍的時候，司馬光卻始終與奢華世風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幾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給司馬康寫的《訓儉示康》中所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他雖然淡泊簡樸，但淡泊中見真淳、簡樸中露風骨，成為那個世風日下時代的精神標杆。而且，司馬光主編了《資治通鑑》這部近400萬字的歷史鉅著，成為一代傑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奢靡瀟灑如宋祁、蘇舜欽者，便不能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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