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都平原一路向南，有一條途經涼山、雲南，並最終通向緬甸、印度的商貿之路。它遼遠和高險並存，幽景與曠景同在，它在始出不久便各奔東西，歷經千里又合而為一。它即是貫穿了我國西南山地的一條交通要道——南方絲綢之路。
在中華五千年曆史長河中，道路是實現各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紐帶。以巴蜀為源頭的南方絲綢之路，穿越逶迤群山和深峭峽谷，蜿蜒數萬裡，勾勒出了一條最古老的國際交通線。西昌，是這條交通線上的一個重要節點。
悠悠南絲路，千載話西昌
提到“絲綢之路”，大多數人隨即想到的總是張騫和他悲喜交加的西域，想到那條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到達羅馬帝國的商道。但隨著中外學術界對絲路研究的不斷深入，“絲綢之路”的外延得到了擴展，包括長城以北的“草原絲綢之路”，和東海經印度洋航行至紅海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得到了確認，唯有南方絲綢之路不怒不爭，不避不迎。
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學者們的目光終於落到了西南山地這片考古的處女地上。從秦漢到唐宋，再到元明清，與中亞、南亞乃至歐洲的通商，《史記》、《漢書》和《三國志》中早已書寫分明，學者們還驚喜地提出了“中國絲綢之路最早在巴蜀”的觀點，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條由成都出發的“南方絲綢之路”陡然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並掀起了一股南絲路研究的小高潮。
開通最早、線路最長、途經國家最多，這是學者們對南方絲綢之路的一致結論。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這條隱沒於西南山地與雲嶺高原中的古道，便傳遞著中原、巴蜀民間商旅與文化的信息。隨著秦王朝的建立，大一統的完成，秦對周邊地區的開發也隨之而來。開道、置吏，秦始皇修築了第一條由四川通往雲南的官道，但是秦太短暫，隨即被漢取代，漢王朝一併繼承了這項偉大的工程。
東漢·搖錢樹
在漢武帝聯合外域，北攻匈奴的總方針下，南絲路既是一項政治戰略，也是一項經濟策略，整個過程雖有曲折，但西南地區總歸納入了大漢的版圖。唐交好“南詔”，元結束“大理”，明清經略西南，無一不圍繞著南絲路展開，山間小道也一再拓寬、延長，從遊商單薄的腳步聲，到深林清脆的銅鈴響，然後還有了驛亭和關哨，有了車馬和喧譁……古老的南絲路浸潤著人間的氣息，也有了自己的記憶和溫度。
伴隨著南絲路沿線越來越多珍貴文物的出土，這條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意義也愈加凸顯。而在南絲路星羅棋佈的眾多城鎮裡，西昌始終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它以西南地區主要經濟樞紐、戰略要衝和門戶所在的歷史地位，在歷代王朝的統治中都發揮著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
大石墓出土單耳陶罐。
地處滇蜀之間的西昌，氣候宜人、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作為安寧河流域最大的河谷平原，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裡繁衍生息。漢置邛都縣、唐置越嶲（xī）縣、宋設建昌府、元改建昌路、明設建昌衛、清置西昌縣……無論是秦漢的經略，還是南詔大理的雄踞，抑或是明清的移民，西昌從未離開過中央王朝的視線。每一次名稱的變更不單單意味著政權的交替，更是統治者對這座城市的認知與寄望。在西昌建城的兩千餘年裡，雖經歷滄桑，卻依舊在安寧與昌盛的道路上篤定前行。
開道與開邊，治道與略邊，這是盛世強君永恆不變的追求。在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裡的南絲路上，西昌始終以濃淡相宜的姿態，兀自散發著幽幽光芒，它伴隨著南絲路而生，也伴隨著南絲路共存、共榮，直至今天。
大石墓出土雙耳陶罐
相如通西夷，新郡城邛都
在古代，西南邊疆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主要是通過巴蜀來實現的。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左右，一條曲曲折折的商旅小路，便沿著高山平壩、河谷深林，從成都通向雲南，那是南絲路最初的模樣。
南絲路分為三個大的路段：從成都出發，經雅安、西昌、會理、大姚到達大理的西線，先後被歷代王朝稱為“零關道”、“犛牛道”、“清溪道”；而同樣始於成都，經樂山、犍（qián）為，到達雲南境內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最後在大理與西線匯合的東線，因開道時道僅寬五尺而得名“五尺道”；東西兩道匯合後西行，經大理、保山、德宏直至域外的一段，先後得名“博南道”與“永昌道”。
秦滅六國後，著手對周邊包括西南地區進行開發，要維繫邊疆治理，僅靠一條商旅之路斷然無法完成，南絲路第一次被開闢成為了王朝的官道。此後十餘年，經歷了秦王的急政暴虐和秦末的楚漢戰爭，漢高祖劉邦看清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並不急於攻城略地，在長達七八十年的休養生息中，西漢逐漸壯大。
雄心勃勃的漢武帝趕上了一個鼎盛的時代，面對匈奴的一再進犯，他派出張騫遠赴西域，以期聯合外族，共擊匈奴。
張騫雖沒有完成這一政治任務，但他在“大夏國”（今阿富汗）的集市上看到了來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考察後得知大漢的西南以外有一個“身毒國”（今印度），與漢朝的巴蜀、“滇越”（今雲南）保持著貿易往來，還有一條先秦時就已存在的自然通道:“蜀—身毒”道。
當時，大漢的西南山地，也就是“蜀—身毒”道的沿途，居住著大大小小眾多部落，他們彼此知曉，但鮮有往來。他們有自己的領主和活動區域，併為了部落的發展，時常設立關隘、阻斷道路。他們“豪帥放縱，難得制馭”，史書上統稱他們為“西南夷”。
西昌高梘漢城牆
在司馬相如的建議下，漢武帝決定不惜人力物力，打通“蜀-身毒”，招撫“西南夷”。在朝臣看來，此舉風險很大，山高水遠、消耗過多，但在司馬相如的策略裡，此舉不但可以恢復道路、擴大疆域，還有機會擊潰匈奴，雖是一步險棋，卻也值得一試。用司馬相如的話說，世上一定先有“非常之人”，才會追求“非常之事”，最終成就“非常之功”。他願協助漢武帝，完成這件“非常之事”。
公元前131年，漢武帝任命司馬相如為中郎將，持節出使大西南。在他的躬親遊說、往來奔走下，活躍在西南山地的邛、笮、冉、駹（máng）和斯榆的首領如願成為漢朝的臣子，主動拆除了舊關隘，漢朝的西南界由此擴大不少，西邊到達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礱江），南邊到達牂柯（今貴州）。
成功解除了沿途部落的阻撓後，恢復道路才是真正困難的開始。曾經用於通商的“蜀-身毒”道只不過是勉強能在山間穿行的崎嶇馬道，在司馬相如的主持下，漢王朝以此道為基礎，花了近二十年時間，開通南絲路的西線——“零關道”。
當時的歷史條件，包括西昌在內的整個西南，都還保持著較為原始的部族形態，要完成這樣艱鉅的工程，勢必會有一番曲折。在崇山峻嶺間穿行，石料全靠馬馱人挑，一寸一寸硬是在山間開闢出平整的道路。在波濤洶湧的安寧河上，架設橋樑亦是一場浩大工程，但這是通往邛都（今西昌）的必經之路。
二十年中，無數工匠、士卒的糧食供給，若從遙遠的中原運輸，途中勢必耗費大半。漢武帝採取了移民屯田的方法，從中原和巴蜀選派大量勞工用於修橋築路，並徵調大批官吏、士卒維護沿途穩定，而移民中佔比最大的當屬屯墾民。在地廣人稀的西南地區，這些屯墾民沿著南絲路屯居下來，他們保證了穩定的食物供應，也將大漢的經濟與文化帶入了這裡。最終，“零關道”得以開通，它從成都經雅安、漢源，由越西、喜德、瀘沽、西昌、德昌和會理，縱貫涼山而過，同樣在雲南大理與“五尺道”一起，併入了出境的路程。
為了方便管轄，漢武帝重新啟用秦朝的郡縣制，在連接巴蜀與滇越的廣袤地域裡設置了越嶲郡，下轄十五個縣：邛都（今西昌）、遂久（今雲南華坪、四川攀枝花鹽邊至雲南永仁北部）、零關道（今雅安滎經、漢源）、臺登（今冕寧瀘沽）、定笮（今鹽源）、大笮（今四川攀枝花鹽邊、米易一帶）、笮秦（今冕寧一帶）、會無（今會理）、姑復（今雲南麗江、寧蒗、永勝一帶）、三絳（今會理南部至雲南元謀北部）、卑水（今昭覺東部、美姑一帶）、蘇示（今西昌禮州）、青蛉（今雲南永仁、大姚一帶）、闌（今越西）、灊街（今雷波至馬邊一帶），境域與今天的涼山州大致相同。
由於開發西南夷的主要目的是打通南絲路，所以這些郡縣大部分都有策略地設置在南絲路的幹線上，且主要具備三個特徵：其一，漢王朝將郡縣設置在部落或民族聚居的地方，如邛都縣（今西昌）、會無縣（今會理）；其二，資源出產地也是很好的選擇，如邛都產銅，會無出碧，定笮（今鹽源）出鹽、臺登（今冕寧瀘沽）有鐵；再者，為了軍事目的選擇交通樞紐、關隘之地。
而越巂郡的郡治設在了邛都縣，不僅因為西昌處於地理上的中間位置，且符合以上各大條件，更因為活動在這裡的邛人部落，在近五百年的時間裡，已經建立起了一片富饒的家園。
縱觀歷史，並非所有的郡縣都能發展為城市，必須具備建制穩定、交通便利、人口聚居等諸多因素。西昌一帶適宜農耕、物產豐富，地處於“南絲路”中段，且距離蜀郡成都不遠，如若發生戰事能很快獲得支持，因此成為了漢王朝重點經營的對象。在具備了城市的形式後，西昌很快也具備了城市的功能。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們在西昌市高梘鄉的一片農田裡發現了帶有護城河，並具備完善防禦功能的漢代城牆。這種城市形成之後，漢代移民為了尋求政權和軍隊的保護，大量居住在城牆內外，高梘古城附近陸續找到的多處漢代生活遺蹟，證明著這裡曾經的繁榮和興盛。
兩千多年前，隨著南絲路的開通、郡縣制的推行，西昌由此誕生，它以“邛都縣”的身份，第一次真正進入了王朝的版圖。
鑄錢南山側，幣通犛牛道
天地形勝，城以盛民，而文明興焉。
在漢文化進入以前，西昌的早期文化基本是沿著自身軌跡在發展，隨著漢代對西昌的管理，以及南絲路的成功開通，西昌的文化進程發生了跳躍式的變化。漢代以前，這裡居住著一支叫做“邛人”的部落，在“西南夷”中實力強大。他們原本是生活在西北的羌人，因不堪大秦蠶食，部分羌人部落在首領“卬”（yǎng）的帶領下，扶老攜幼向南遷徙。
東漢·銅五銖錢鑄件。
在經年累月的跋涉中，他們的隊伍不斷壯大，並在前路未知的情況下，他們選擇著各自滿意的定居地逐漸分散，彼此之間再無往來。其中一支羌人經“笮都”（今漢源），翻越犛牛山，到達“邛都”，就此安居樂業，成為後來的“邛人”。
五百年的時間裡，“邛人”發展成為安寧河流域的主人，他們藉助天時地利，以農耕漁獵為主，積累了豐富的生產資料，《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他們“耕田，有邑聚”，遍佈在安寧河流域，尤其西昌周圍的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安息場所。這種數量眾多、規模宏大的多人合葬墓，需要消耗大量的生產勞動和生活資料，只有當經濟發展能滿足日常所需，並有大量剩餘物資時才有可能進行。所以，無論從大石墓的數量、分佈情況還是規模形制看，“邛人”都是一支強大的稻作民族，西昌一帶也都保持著發達的農業經濟。
歷史的車輪從不曾為誰停歇。進入漢代，為修築南絲路，管理西南地區，漢朝廷組織了大批移民進入今天的涼山境域，且這種官方組織的移民活動不是一次完成的。從西漢到東漢的四百餘年間，一直有漢民源源不斷地輸入，並逐漸取代“邛人”，成為這裡的主要居民之一。他們帶來了中原和巴蜀的文化，也帶來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越嶲郡（今涼山）的人口有40.8萬，平均每戶人口6.7人，明顯高於漢族集中分佈區家庭人口的結構。而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時，越嶲郡的人口已經增至62.3萬人，平均每戶人口數卻降至4.8人，與當時巴蜀地區漢族家庭的情況基本相同。由此推知，漢族已經成為了越嶲郡的主要居民。
結合今天的考古資料來看，西漢時大石墓的數量開始減少，卻仍有發現，但到東漢時，這裡的原住民“邛人”就已經在史冊中失去了蹤跡，大石墓也不再新增，並逐漸被漢墓所取代。千千萬萬的漢墓成規律地分佈在南絲路沿線，它們勾勒出了南絲路的大致走向。其中，涼山境內發現的漢墓基本集中在安寧河谷，並在西昌周圍密集分佈，這印證著整個涼山境內，以西昌為中心的人口聚居情況。
與人口大量增長相呼應的，是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西昌發現的多處漢代遺址和一處官營鑄幣遺址，就是對漢代西昌經濟狀況的最好說明。1987年，涼山州博物館和西昌市文管所在西昌黃聯關鎮東坪村，發現了一處大型的漢代冶銅鑄幣遺址——“東坪遺址”。該遺址位於安寧河中游，東為螺髻山擺擺頂，總面積達18萬平方米，如此規模宏大的鑄幣場所，除發現用於冶鑄的土石爐11座，作坊遺址3處外，更發現了以10萬噸計的煉渣和若干冶煉工具。
此後的十餘年裡，考古工作者們多次前往東坪遺址進行調查與發掘，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遺址的整體面貌慢慢展現，並向後人還原了當時熱烈的鑄幣場景：往來運送銅錠的推車發出清脆的叮噹聲，爐裡的火燒得正旺，映紅鑄幣人汗流浹背的身軀。隨著風箱的抽拉，紅亮的銅液緩緩注入錢範。淬火池邊，“嗤嗤”冒氣的白煙裹著熱浪升騰起來，不遠處還堆放著冷卻後等待打磨的錢坯……
東漢·五銖錢範。
由於兩漢嚴禁民間鑄幣，私鑄者一律處以死罪，所以考古工作者們推測這應是一處官營工坊。在該遺址出土的“貨泉”錢範和五銖錢範證實了這一推測，它們均為漢朝廷統一頒發的官方模板，並進一步將“東坪遺址”的年代鎖定在了新莽時期至東漢早中期。
目前所知，除了在漢京畿之地（今西安附近）發現過中央鑄錢工場外；國內僅在遼寧寧城，河南南陽、鄧縣發現過規模巨大的郡國鑄錢工場；在河南商水、平輿，甘肅崇信等地發現過“貨泉”錢範。東漢建武十六年後，五銖錢成為了漢代的流通貨幣，它完成了兩漢恢復經濟、貨幣統一的重要使命。在西昌漢墓中多次發現的五銖銅錢，以及兩株折射出漢代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搖錢樹，證明漢代的經濟和文化已在這一區域根深蒂固。
此外，東坪遺址還發現了大量的銅錠，這與《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的“邛都南山出銅”相吻合。南山在邛都以南，即是今天的螺髻山。東坪遺址出土的大量鑄錢工具，和刻有每錠重量、鑄有郡名（“越”字）的銅錠，再次說明這確是一處官方工坊無疑。
邛都製造的雙魚紋銅洗。
史料記載越巂郡資源富集，僅產銅就不止邛都一處，會川、會無均出銅。但選擇西昌設立官營冶銅鑄幣工場，說明這裡的經濟水平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了頻繁的商貿活動，並亟需解決日益增長的貨幣需求。
南絲路的成功開通，給西昌帶來了文化和經濟的繁榮。跟隨漢移民傳入的先進生產工具促進了農田水利的發展，先進的手工業技術也帶動了本地的商品經濟。東漢時，西昌生產的“邛都銅洗”遠銷外地，涼山的犛牛、僰童等珍品，以及腳力優良的笮馬不但深受客商歡迎，更成為了進獻中央朝廷的貢品。在西昌的市集上，來自巴蜀的鐵器、絲綢和布匹等商品也不再陌生，對於這種盛況，《史記》中簡單地描述為：“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在對西南地區的經略中，兩漢都選擇了西昌作為了深入西南的基地。東漢時，南絲路的西線“零關道”更名為“犛牛道”，仍是連接巴蜀與雲南最主要的官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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