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前面這個對於世界之變的觀察認識。直觀地看，這幾年典型的發達經濟體——一個是頭號強國美國，一個是包括過去一群工業革命後崛起的發達經濟體的歐洲，也包括其他一些相關區域，“逆全球化”的特點相當明顯，人們現在經常談論的，已是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霸權主義、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民粹主義等等，合在一起總的感覺，就是在千年之交前後曾經熱議的“地球是平的”、整個全球化加快的趨勢，現在有明顯變化。世界大潮流裡有明顯的逆流、漩渦，有波折，有摩擦衝突。往前看，中央決策層已給出了“百年大變局”這樣的表述，中央的專門會議也特別提出，我們要提高風險意識，甚至要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難以預料的驚濤駭浪。
在這樣一個明顯的變局面前，我想強調的看法，就是我體會，從中央決策層面的論述，到我們學者進一步做理論聯繫實際的考察，有這樣一個基本認識，就是時代主題並沒有變，仍然處於80年代鄧小平在宦鄉等學者做了研究以後做出的一個結論性表述——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對全球化這個概念，可以明確地認為，它決沒有終結，全球化客觀過程在我們的領導人之口，與之匹配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中間，仍然是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就是說，基本邏輯的把握、大方向的判斷上，全球化仍然是人類文明不可逆轉的主潮流。那麼我想結合我們這幾年努力做的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中已經形成認識，粗線條地勾畫一下：從嚴謹的學術分析角度上，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相關論證。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如果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可以理解為基礎理論層面的解說，就是人類社會發展，是供給側創新推動的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一種演變過程，它雖然不是直線式的，但在波浪式的曲折變化的過程中，總體還是文明在往提升的方向走。往前追溯，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供給創新結合著文藝復興等等各種因素的交織促成了工業革命；在工業革命以後經蒸汽時代而進入電氣時代，再往後的一百餘年間，本來出現了一種矛盾衝突的升級版，就是人類社會不論怎麼文明提升，對於“叢林法則”卻不能擺脫——人來源於動物界，形成人類社會以後，有它獨特的文明——文明的形態雖然在提升，但是叢林法則主導之下，人類社會出現了災難深重的一、二次世界大戰，相隔的時間也相當短，只有二十年左右，表現為人類社會矛盾衝突的一種極端形態（二戰中，中國軍民的傷亡是幾千萬人以上）。但是要看到，發展的大趨勢，是供給側形成的創新仍在不斷出現——我們說實際上人類社會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一定都是發生在供給側（需求當然也是不斷變化、提升水平的，但應該講需要具體分析起來是“永新而無新”，真正能夠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一定是發生在供給側的），而供給側在二戰以後，形成了可以從兩個角度觀察的非常明顯的社會發展推動力量和同時伴隨的制約力量。
一個是正面講，在二戰以後，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等等，使全球的發展到現在大家都認同是個“地球村”，你到地球的另外一面去，空中也就是十個小時出頭，這些年的“共享經濟”，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形成了大家的認同，本來產業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越來越多地由顛覆式創新造成了原來所說的“排他性”，往往變成了“非排他性”的共贏。數字經濟新時代，信息革命支撐的共享經濟發展，現在剛剛方興未艾，在產業鏈上，整個全球現在來看，是一個總體來說共享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國和美國也是這樣，產業鏈已經共享，是一個基本格局：多少年前中國的曹德旺他們這些企業家，就到美國跟著產能走去投資；貿易戰打響之後，劍拔弩張的氛圍中美國非常有代表性的、被稱為男神的馬斯克突然出手他的特斯拉電動汽車項目，跟中國說好在上海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資單體工廠，其後在中國的進展又非常迅速，很快生產線就要運轉，進入實際生產過程。這種產業鏈的融合，在這個視角上來講，其實就是中美關係無論怎樣面臨困難和挑戰，但是從歷史唯物論的解說來說，在基本的生產力代表的物質層面，兩國是共處一條產業鏈，由此有很大的可能性防止中美關係滑入過去的冷戰那種局面。過去美蘇冷戰，是各領一個貼標籤的陣營，而實際的產業鏈是各自可以自成體系不發生什麼關係，那樣形成了冷戰局面。現在要看到生產力的發展，全球化的推動，已經合成了全世界總體來說共處一個產業鏈的格局。這推動著全球化必然還要依它的內在邏輯往前發展。我們所說的共享經濟在全球共享一個產業鏈的過程中，插上信息革命的翅膀繼續升級發展，具有一個最基本的物質基礎。
另外一個視角，可以從反面講，前面視角上更多的是“共享”機制的推動，而從制約來看，非常明顯就是形成了核威懾。在二戰的末尾，核武器用於實戰，然後它的慘烈震驚了全世界，包括使用核武器的美國。以後所形成的被人們稱為恐怖式的戰略平衡，就是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可以講，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極小概率事件。這兩個視角的論證，我覺得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探討中，還可以更充分地展開。論證所引出的基本認識，就是雖然中國和其他經濟體面對的，仍然有種種矛盾衝突，但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強調的再也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是實實在在的，不是虛言。黨的基本路線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扭住它一百年不動搖（100年也是虛數，實質就是長期不動搖），如果從理論解釋來說，是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堅實基礎的，因為我們前面的認識所支撐的一個戰略判斷的原點，就是時代的主題已經有了認識上的變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它實際上否定的是什麼呢？就是否定了我們從讀小學就知道、過去一再強調的從列寧主義時代到後來毛澤東時代說的，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這個戰略判斷的原點引出的，當然就是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然後才能大規模去做建設。那時候一些極端化的東西，和這個戰略判斷的原點是有內在邏輯關係的。鄧小平80年代說起來改變判斷、雲淡風輕的這句話，它的意義可是非同小可。我覺得到現在可小結，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在這個戰略判斷原點上出發，是自成體系的，被實踐檢驗證明這個主題認識是正確的。正是因為從這樣一個時代判斷、戰略判斷的堅實的原點出發，我們于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過程中，一系列的大政方針體現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務實進取，把解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做優化的結合，走上了現在這樣一個看起來中國現代化有希望繼續越走越寬的路徑。
從第一個視角上考世界之變，自然要轉到第二個視角，強中國之治。我理解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通盤戰略中，戰略思維基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自然就要追求和平崛起。我們現在宣傳上有時不用這個詞，稱作“和平發展”，講的還是和平崛起之意。它內在的邏輯，一定是中國的發展不能滿足於常規發展，工業革命以後，中國被遠遠地被拋在後面落伍了，常規發展不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一定要持有追趕——趕超的戰略思維。當然在這個追趕—趕超的同時，絕不排斥比較優勢理論解說所涉及的大家互通有無、資源稟賦基礎上利用相對優勢進一步來發展各種關係。但到了一定的時候（比如說中美貿易戰是最典型的），到了某個臨界點，用比較優勢沒法解釋的欠發達的、水平低一些的如中國這一方，哪怕出天價也不可能交換來高端的美國所掌握的那個核心技術，這時候比較優勢原理——我們過去所說基於資源稟賦的戰略思維，就失效了，一定要總結我們過去舉國體制之下的追趕——趕超戰略，人家決不供給的情況下經過各種努力（當然實際上也積極運用外來的因素，包括一開始蘇聯專家打的一些底子，包括回來的海歸專家，又加上本土于敏做出的誰也沒想到的技術路線上的重大突破），合在一起，兩彈一星做成了。這樣的追趕趕超戰略，在強中國之治的過程中，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一定要擁抱全球化，擁抱市場化的升級版。舉國體制下搞“兩彈一星”，只要做出一開始的樣品，就基本達成核威懾概念下的戰略平衡，但芯片不行，除了鼓搗出幾個樣品來，還必須積累各種各樣的knowhow（訣竅），培養團隊，經受市場考驗，面對全球市場，讓它能形成一定的份額，然後又擴大它的份額，這才能算舉國體制2.0版支撐的突破取得成功。所以，在現在中國追趕——趕超的過程中，本來我們已有一定的勢頭，在比較優勢的概念之下繼續儘可能引入各種各樣的外部供給要素，同時引進與消化吸收再創新結合，爭取以2.0版的舉國體制突破那個天花板。但現在新的形勢，是中國走到總量老二這樣一個位置以後，遇到了中美關係的重大變化，這也是早晚要來的，老大它按照叢林法則，一定要全面遏制老二。此事來了以後，大家都在談論巨大的不確定性，外部的壓力和我們原來中央就強調的內部的矛盾凸顯交織在一起，使我國經濟在本來有希望出現一個由新入常的平臺以後，卻又擊穿底線（6.7%那個本來已長達12個季度的速度底線，2018年被擊穿，現在已經落到了6%）。這個挑戰的嚴峻程度，是非常明顯的。但如果強中國之治，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重申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核心概念——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可簡稱“現代國家治理”）取向來認識，我們中國是要在不確定面前做好自己可選擇的確定性的事情。我覺得總體來說，在繼續推進和平崛起這方面，我們可以有全面的認識，在儘可能充分的信息掌握後面，跟著的是一系列我們自己可把握的確定性：對不確定性可以用確定性去應對，去對沖。
我們的確定性，一個是我們已經有了在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積累的最基本的認識：中國自己的和平發展，一定要融入全球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民主化、法治化這個歷史潮流的主潮流，我們繼續在這個方向上走，我們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一定會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在這個由自己掌握的改革攻堅克難方面，我們同時擁抱全球化，實際上對於中國來說是以開放來促進和倒逼改革。開始我聽說有些領導同志講“倒逼”不好聽，但開放的倒逼改革其實是大家都看到的，有些調侃的話你聽著不舒服，實際上也有道理。美國給我們施加壓力，它實際上卻還在倒逼中國把改革做得更好。
所以，大框架的認識上，我願意強調三句話，第一，是“壞事變好事”。這不是空講的辯證法，現在貿易戰起來了以後，一些局部的好事另當別論，比如東北大豆有擴大市場份額的機會，是好事；降低關稅帶來的治癌藥品實際價位在中國明顯降低，對老百姓中凡是有癌症病人的家庭是好事；對於中產階層，想買車，汽車的進口關稅大幅度降低當然也是好事；但最主要的是給了我們一次“二次入世”的推動，壞事變好事，是在推我們“清理文件櫃”，像杜潤生同志前次入世的時候所說的，清理文件櫃就是變法，就是通過變法創新圖強，這是實實在在的進步。
跟著這個壞事變好事，還有第二，變壓力為動力。有壓力的情況下，原來一些沉悶的東西，形式主義的僵化的東西，正好可以把它衝破。2018年中央的文件裡重申“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這個話怎麼落實？實話實說是很難的，在現實生活中你如果被抓住了把柄，有過失，誰也不說你是因為改革犯的錯誤，可能就吃不了兜著走了。但今年2019年3月中央再發文件，就是從地方工作一線開始切入，以破除形式主義這樣一個要點切入以後，鼓勵地方同志辦實事，敢擔當，有作為，2019年要作為“地方基層減負年”。所指的是什麼呢？就是前兩年無形中形成這樣一種沉悶的為官不為的局面，主要不是這些官員覺悟的問題所造成：一個人在一線做事兒，後面有6個人、8個人盯著他挑毛病。我在地方調研的時候接觸到一些市長、書記，反映上午一撥，下午一撥，中央層面的各個部委派去的巡視組、督導組、調查組、審計組、約談組，整天都是這些事兒。中央說的就是對這種形式主義的沉悶局面，要把它衝破，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才能真正體現出它的支持力。所以，我覺得可以有第二句話，變壓力為動力，開創創新發展新局面。
第三句話，我們完全有希望“逐漸變被動為主動”。現在必須承認，中美之間貿易戰只是冰山露出海面那一部分，真正兩邊的較勁，我們不可能於現在去跟它對決，那就必須有理有利有節，爭取鬥而不破，而且客觀上有可能爭取鬥而不破，不滑入冷戰。前面的論證無非就是說清楚這樣一個最大的可能性。這種情況下，只要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的速度往下落，哪怕未來爭取到的由新入常的平臺，是5.5-6%這個區間（我的個人看法，明年可能我們要提6%左右的引導目標，哪怕以後再落一落也有5.5-6%），這個速度仍然是美國增長速度的2倍，它的2.5-3%也就是它的天花板，高於3%就不行了，在它的發展階段上高於3%就一定要做升息抑制通脹，否則物價上就過不去了。只要把握好這樣一箇中國的中高速高質量發展，我們會繼續縮小和頭號強國美國的距離，最後的結果是他無可奈何地看著中國繼續跟上他。當然到了2050年，人均指標中國肯定還會低於美國，但整個格局會完全不一樣，綜合國力、製造業實力、科技創新能力，以及我們必須打造的軟實力，都會提升到新境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掌握好我們自己不犯低級錯誤，這將是最大的概率。所以，可以逐漸變被動為主動。
按照這樣一個“強中國之治”的前瞻，我想最後強調一點：自己可選擇、可把握的確定性，在當下怎樣因勢利導，就是前面專家已經說了，破局、立局這個概念之下，我們實現中國和平崛起，要從當下做到中期、長期，而當下應該特別形成的一個判斷，就是要把中國有效投融資這方面的潛力發揮，作為一個當務之急。我這幾天也在不同的會議上講過這個觀點，再非常簡要地說一下。這兩年遺憾的是，外面貿易戰大兵壓境，我們自己必須擴大內需，但是兩年間中國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卻是一個相當低的水平。2018年合在一起只有5.4%的同比增長，今年也沒有到6%，到現在為止看到的是5.4-5.8%之間的波動。我們自己的投資，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這麼低迷。這個投資的低迷要得到逆轉的話，必須找到有效投融資的對象，而我認為這種投融資的對象是俯拾皆是的，我們應該利用自己可把握的這種確定性，爭取通過擴大內需，以有效投資帶動市場預期向好，和帶動中國巨大的消費潛力可持續釋放。我不同意有的專家學者所說的，現在抓好消費就頂住了。這個消費它可以頂一時，但如果沒有前面投融資方面潛力空間的打開和真正的效益在結構優化基礎上的提高、由預期向好因素給出的支撐，那麼它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走一段以後就一定會從高水平往下跌落。所謂拉美一群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肇因。中國現在一定要把消費看作重要的擴大內需的一個方面，但是要跟著有效投融資走，跟著我們的改革深化、高質量發展走，合成一體。
這種有效投融資方面可做的事情，我簡單說一下，點到為止。前些年曾經在中央決策諮詢部門工作多年的鄭新立同志，一口氣提了12點可做的事：鄉村整治，比如宅基地的整治；農民工進城落戶，在一些可做的城市結合中央強調的戶籍改革趕快做；老城區的改造；增建停車位；失能老人照顧體系；職業教育擴招；高技術產業關鍵技術舉國攻關（前面說到的芯片等）；以改性甲醇替代汽油、柴油；發展固體廢棄物的再生利用產業（比如中國大量的建築垃圾，完全可以用有把握的技術幾乎百分之百再生資源化）；再有發展集約化、規範化、設施化的農業；發展通用航空業（指的就是現在已出現的小飛機、公司專機，以及不可否定中國以後還得發展的私人飛機）；以及淮河生態經濟帶可以作為國家第四增長極來建設。他一口氣說了12個，我給他補充了10個：
第一，就是像北京這樣為代表的中國一系列中心城市（可以舉出幾十個），加快建設軌道交通網別無選擇，否則說不上現代化。北京現在已經鬧國際笑話，老百姓收入增長要買機動車，抽籤是三千多個裡中一個。為什麼這樣緊張呢？當然是跟老百姓收入提高有關，也跟刺激而產生的一種畸形的產業鏈有關，就是誰中了籤以後會有人找你，然後以假結婚、假離婚等等方式，賣個好價錢，這種事情要真正治理好，提高有效供給是治本之策。為什麼東京、紐約機動車的擁有率比北京都高，但是人家不用採取這種搖號限購辦法呢？那叫現代化——就是公共交通體系以軌道交通為主，四通八達、密度足夠，它能夠形成的有效供給，使老百姓買了車以後主要是應急和到了節假日往外開去享受生活。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在中國往下做，十幾年、二十年可能還做不完。
第二，前面鄭新立同志說的停車場、停車位，在很多的具體場景裡要有特別的講究，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當時的規劃什麼都想到了，就沒想到停車位，而現在不得已就得做立體的——現在已經有可解決方案：企業家跟我說，地下五層，地上五層，原一個車位現可停10輛車，最高最低的開走，50秒之內，這個有效供給顯然對應於需求。平安大道這麼多年來景氣繁榮就是上不來，沒有人氣，就是因為停不下車，成為非常重要的一條原因。這些都是我們擴大內需裡應乾的實實在在的事。
第三，老舊小區改造裡只說一件事：加裝電梯。北京的這個覆蓋面可能是幾百萬人。原來四層、五層、六層的這些居民樓，二十年前、十幾年前入住的時候沒有電梯天經地義，誰也不會說話，現在不行了，老齡化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加裝電梯解決方案又相當簡單，一個單元門加一個玻璃筒子式的電梯，可能20萬元左右，每家出一點兒吧，政府給點兒支持吧，特別是利用PPP吧，導入企業墊資開發運營期逐漸收回投資，財政有限的資金，以四兩撥千斤式的“可行性缺口補貼”去支持這些事情，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
第四，綜合管廊。這已說了好些年，有關部門應該趕快明確規定，所有中國的新區建設，綜合管廊是標配，否則不許動工，下死命令。雖然看起來一開始投資多，但是這些東西我們都有，鋼材、建材、水泥、設備、施工的技術管理、勞動力，一樣不缺，為什麼不按高標準綜合管廊來建？老區的改造，可以放以後從容再說。
第五，海綿城市建設，又是一個大事。北京海淀公園按海綿城市做了一個小示範區，雄安新區千年大計，這次就得趕快下死命令，不惜重金：雄安新區在白洋淀那裡，非得做成海綿型城市不可，其他的中國各地，可以做的作出重點安排，先把它做起來。
第六，冷鏈。政治局專門說到了這個事情，覆蓋面極大，從農村具體的田頭生產、種植、養殖的場景，一直引到中心城市、城鎮裡的餐館和老百姓的餐桌，相關的投入、設備、硬件、建築物、物流，應該一起處理好。
第七，特色小鎮。說了以後有人擔心一哄而起，但你具體考察一下，如果你按PPP來做，是企業替政府把關，人家企業的錢是不見兔子不撒鷹，自然就會以與政府合作這樣一個PPP方式來替政府考慮控制風險。這方面只要掌握好規範的PPP，是完全可以積極穩妥地做起來的。
第八，水利設施。中國現在還有很多地方就是抗災能力很低，動不動旱災來了，動不動水災來了。這方面的水利設施的升級也是勢在必行的，而且是大量的投資需要。
第九，政治局也強調了，和城市群建設相關的基礎設施。現在這些城市群裡的一些重點項目，應緊緊抓住不放，把它們做好。
最後一條，我認為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放開不要再猶豫了。前面一輪的教訓，就是雖然專家學者一直說，原計劃生育政策30年為期，到期了要趕快調整，有關部門卻以種種藉口拖了五六年，放開兩孩兒做得就非常帶有謹慎色彩。現在實踐證明，放開兩孩兒以後，我們現在人口的增長是明顯地繼續下降，最新的說法，今年只有1100萬新生嬰兒，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這是一種自然規律造成的，人們的生育意願明顯下降，這時候應該當機立斷，不要再猶豫，放開生育控制——實際上控制的也就是城鎮中有生育能力的哪些人，這些人在放開以後，不會一下出現嬰兒潮，但是可以帶動相當一塊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伴隨的需求潛力釋放。這些我覺得都是實實在在可抓的事。
中國加強和優化自己的治理，從看得清楚的可做的事入手，最為關鍵的是要結合好的機制，一定把有限的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一定要經受市場的檢驗，績效考核的約束，提高透明度，接受公眾的質詢和監督。把這些事情有聲有色地積極做好，當機立斷做起來，從明顯的當務之急切入。總之我認為，在應對未來中國和平發展機遇與挑戰的過程中，強中國之治，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信心，和大有作為的空間。
這些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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