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6 大變局:我們能否從以英美為師到與德日同行(續)——七個小故事

大變局:我們能否從以英美為師到與德日同行(續)——七個小故事

· 這是第2902篇原創首發文章字數 5k+ ·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編者按:管理學者趙向陽的一篇文章《大變局下的中國管理:從以英美為師,轉向與德日同行》,全網閱讀量超過百萬(

僅秦朔朋友圈微信公號就有近三十萬閱讀,其他秦朔朋友圈所在的相關媒體平臺還有二十萬左右)。這篇只是為在蘭州大學管理學院舉行的“管理50人論壇”提供的內部交流發言稿,如此走紅,必定有著廣泛的社會背景。這篇續文,從幾個小故事再次透視了德國和日本的商業文化、價值觀、科技創新以及管理學研究究竟應該向何處去。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一個小故事

我在德國讀博士的地方叫Giessen,在法蘭克福的北邊,是一個小城市,離法蘭克福大概也就是六十公里左右。有一段時間,我差不多每兩個月要去一次巴黎,而我愛人要從巴黎過來一次,因為我愛人是做服裝設計的,當時在巴黎學習。我們怎麼去呢?我們經常坐一種叫Euroline的大巴車。Euroline一般是從法蘭克福火車站前面的廣場出發,但是偶爾它也會從Giessen出發,一週大概有兩次,來回巴黎的票價大約72歐元左右。

有一次我愛人預定了星期二晚上八點鐘的班車,要回巴黎。我們在Giessen火車站前面的廣場上左等右等,大客車都沒來。正在焦急的時候,突然來了一輛出租車,德國的出租車一般都是奔馳牌的。那個德國司機問我們說,“你們是不是要去巴黎?”我愛人說,“是”。他說,“因為今天從Giessen到法蘭克福的人只有你一個,所以,公司派我從法蘭克福開車來接你,到了法蘭克福之後,再坐Euroline一起到巴黎。”

大家知道,在德國坐出租車是非常昂貴的事情。從法蘭克福到Giessen,來回120多公里,出租車的費用超過

150歐元,遠超來回Giessen和巴黎的Euroline的車票72歐元。

我覺得講故事特別能讓人記得很清楚,而且故事是開放性的文本,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大家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中國的客運公司,如果你碰到這種事情,你會怎麼處理?答案盡在不言中。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二個小故事

第二個小故事還是跟德國有關係,不過它更簡短一些。

有一次我的導師Michael Frese邀請瑞典著名的一個研究創業的專家Per Davidsson來講課。比如說,我3月10號收到一個電子郵件,說Per Davidsson教授5月1號來。到了5月1號,中午大家一塊吃飯的時候,我就問我導師,“您不是說Davidsson教授5月1號要來嗎?怎麼今天沒有來呢?”

我的導師,還有我的德國同事,他們都停下刀叉,很好奇地看著我。然後,我導師幽幽地說,“我們說的是明年5月1號。”我當時就暈了,因為這是我初到德國時,所領教的文化震盪之一。

(註釋:簡單地說,第一個故事與TRUST(信用)有關。信用是商業社會的基石。第二個故事是與德國人的時間觀念和做事的嚴謹性有關。在我看來,正是這種文化價值觀讓德國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而中國的轉型,最薄弱的地方是高水平的商業倫理的建立。)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三個小故事

第三個故事與日本有關,確切地說跟日本的新能源技術有關。

我們家收藏了很多很多的電影,還有紀錄片。其中有一個紀錄片是BBC在1991年到1992年之間拍攝的,因為拍攝的過程中蘇聯剛好解體,所以我印象特別深刻。紀錄片的名字叫《極地之旅》,BBC的一個主持人,沿著一條經線打算從北極穿越所有國家,到南極去。這個紀錄片對我來說沒什麼特別新鮮的,但是其中有一個無意中出現的畫面,讓我非常震驚。

片中他們的挑戰是,要從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飛到南極那個可通航的機場,從這個機場到南極點還有300公里左右的距離。紀錄片中出現了一個日本人,他從飛機上卸載下來一個非常大的電動摩托車,直接騎著電動摩托車去了南極點。天啦,1992年1月,即使是南極的夏天,騎個電動摩托車在零下20度的雪原!大家知道,在溫度很低的時候,電池的效率會急劇下降 。他們那時候怎麼就會有這麼發達的技術?

去年暑假,我帶著40多個老師去比亞迪調研,我問他們,相比Panasonic的電池技術,你們比亞迪的電池技術怎麼樣?他說當然Panasonic的電池技術全世界最好。我的電動摩托車,也是中國最酷的SOCO,採用的就是松下電池。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四個小故事

接下來的第四個故事事實上是第三個故事的延續,也是跟日本的新能源技術有關係。

同樣是在1992年,豐田公司有四個員工,出於某種愛好在豐田公司內開始研發氫能源。他們純粹是一些個人愛好者,或內部創業者,他們覺得這個事情可以嘗試一下。做著做著,公司覺得好像這也是一個可能的方向,那就投點錢支持他們吧,然後他們就繼續做下去,從四個人的小組變成了40個人、400個人。到2014年的時候,豐田汽車推出了全球第一輛氫能源汽車。期間經過了22年,花了無數的錢!

2018年5月,李總理去豐田公司北海道車廠參觀,參觀了一個小時,問了很多專業問題,表現出濃厚興趣。2018年11月,萬鋼,科技部前部長,在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上發言明確中國要向氫能源汽車轉型。現在大家普遍認為,2050年前後氫能源代表了一種終極性的清潔能源,那麼電動汽車呢?很可能是一個過渡產品。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你用各種方法發了電,然後再轉化成化學能儲存在電池中,再釋放出來,其中大概有至少20%左右的能耗損失。第二,你想讓車的速度更快,跑得更遠,就必須有更多電池才行,電池組所佔車的重量和體積就會越大。比如我那輛SOCO電動摩托車1萬塊錢,如果再配一塊電池就要5000塊錢。第三,最重要的是這些化學電池以後處理起來會汙染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氫能源,大家一定要去關注一下豐田,豐田汽車太了不起了。一次充滿氫,就能跑500公里,產生的廢物只有水,絕對環保,而且,氫能源汽車還可以在小區停電的時候當做電源供應,可以在野外開PARTY的時候,當照明用。22年專心研發一種新技術,期間毫無產出,而且要花大量的金錢,這在中國公司裡是不可想象的,我們習慣於賺快錢,賺容易的錢,缺乏對突破性技術的長期投入。

2018年豐田的純利潤225億美金,而中國的五大汽車公司加起來純利潤才137億美金 。我還不知道中國這些公司的利潤中有沒有水分。很多中國公司的最大風險是道德風險,根本不知道數據是不是真的可靠。我這麼說會得罪很多公司,但是就看看這幾年證監會處罰的上市公司造假案例,就知道問題有多麼嚴重了。

我不清楚特斯拉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特斯拉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到底是促進作用還是延緩作用?我們本來可以向氫能源汽車轉型,但特斯拉在中國建廠,你就得配合他們提供各種各樣的充電設備,因為汽車不是洗衣機,不是冰箱,充電需要一個網絡。我個人認為,特斯拉在中國建廠對中國推廣氫能可能是一個延緩。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五個小故事

第五個故事是關於管理學的研究範式。

我對管理學界流行的定量實證研究一直持有懷疑和批評態度。徐淑英老師(注:著名華人管理學家)最近一直在推廣“負責任的管理”的概念,她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為了建立管理學的可重複性、可靠性,在提交論文的時候,一定要把原始數據同時附上以供同行審查。

我覺得這是一個baseline(底線)。誠實是科學研究必須要遵守的。但我想說的是,即使這樣做了,也保證不了中國管理理論的建立。韓巍教授——我的好朋友,通讀了《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管理學中的偉大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多位管理學大師的成名道路,得到了一個結論,叫做“洞見之下,皆為修辭”。

我要講到的故事是這樣的。愛因斯坦1916年發表了廣義相對論,認為光線經過大質量的星體時會發生彎曲,但過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大家都忙於打仗。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整個歐洲陷入非常沮喪和失望的境地,他們極度渴望新的事物去提振人心。

剛好英國有一個物理學家,也是一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叫愛丁頓 ,他是第一個用英文來宣講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人,是愛因斯坦的“死忠”。1919年5月發生了一次日全食,給檢驗愛因斯坦的理論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因為要證明、檢驗廣義相對論,發生日全食時,觀測太陽光線經過某個星體的偏折是最好的觀察點。我本科是學理論物理的,我瞭解,如果要證明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必須證明牛頓力學預測不了這個現象,或者牛頓力學所預測的偏轉角度不對才行。事實上,牛頓力學也能解釋光線偏轉。 因為牛頓認為光是一種波動。光既然是波動,那就有衍射,那就有散射,一定會偏轉。但問題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告訴我們,他所預測的偏轉角度是牛頓力學所預測的偏轉角度的兩倍 。這就有點意思了。

1919年5月,愛丁頓他們帶著一組人在非洲西非海岸的一個島上進行觀察。觀察完了以後,他們回來宣佈,“我們證明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他所預言的偏轉角度的確是牛頓力學所預言的兩倍”,從此,愛因斯坦暴得大名。這叫做科學社會學。所以你不要以為你所講的這個東西是真理,就會自然而然地流傳,它們都是經過一系列的社會事件被塑造出來的。

最奇葩的是接下來的故事。1962年另外一支英國物理學家帶著同樣的儀器去同樣的地方觀測日全食,希望重複1919年愛丁頓的觀察。但是,他們驚訝地發現,根本就重複不出來,因為那個時候的儀器和方法實在太粗糙了。

1980年,一位科學史家仔細地研究了愛丁頓當年的觀察記錄,發現了愛丁頓的數據純粹是造假的。天啦!數據造假,竟然發生在愛因斯坦的判決性實驗上!

不過,幸虧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理論是正確的,否則,這就是科學史上的一大丑聞。所以,“洞見之下,皆為修辭”。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這些理論是怎麼來的呢?可能一開始是一個天才,或者是一個瘋子,只要他勇敢地發出聲音,提出某種觀點或者理念,就會吸引一些熱情的積極分子,然後他們採取行動,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繼續吸引大眾行動,最後變成一種潮流,成為社會現實,這就叫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 theory)。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信仰。信則靈,不信則不靈。不是有人說,因為相信,才能看見嗎?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六個小故事

第六個故事,仍然是關於管理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關於用認知神經科學的方法研究管理。

現在很多人講未來的管理,什麼AI、大數據、分佈式生產等,我越聽越覺得沮喪,好像都是一些活在未來的人,都是一些外星人。按理說,我是學理論物理的,應該積極擁抱科學技術的變化才對。但我真的對基於大數據和腦認知神經成像方面的管理學研究不怎麼看好。

先講腦認知神經成像。1998年到2001年,我所在的北大心理系實驗室就是做腦認知神經成像的。什麼EEG(腦電圖),PET(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我懂,什麼枕葉、顳葉、下丘腦、前扣帶回,我知道它們在哪兒!

就以功能性核磁共振為例吧。1990年前後開始臨床應用,到1995年左右進入中國,我們實驗室是國內最早之一做腦認知成像的。我的很多師兄師姐現在是中國心理學界的大佬。我有一個師兄曾經擔任北師大心理學部的部長,參與策劃了“最強大腦”。他應該是1996年到2001年前後在MIT讀博士,曾經和導師在NATURE(《自然》)上發了一篇文章。大概四五年以前,我們聚在一塊吃飯,他說,當時發的文章,他與他的MIT導師想回顧一下,看看過去15年對他們當年發表的文章有什麼進展,寫一篇Review(文獻綜述)文章。但是翻來翻去,發現這個領域裡15年了啥進展好像都沒有。

所以一個商學院的教授,用認知神經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管理者的決策或者消費者的行為,能搞出什麼來呢?那個東西看起來好像很科學,但對中國的管理實踐一點用處都沒有。還浪費國家的金錢。黃光國教授,臺灣地區著名的心理學家,曾經在一個會議上拍著桌子說,“什麼神經心理學,我看是神經病心理學”。那麼,神經管理學的真實價值又如何呢?你們自己去想吧。

最近北師大心理學部邀請我給他們的BAC碩士項目開一門課叫《創新思維》。她們打電話說:“趙老師,我們覺得您是講這個課程的最佳人選。您看您學了那麼多領域,從物理學,到心理學,到管理學,再到哲學。您自己創過業,拍過電影,從事過公益。我們覺得您特別有創造力。”架不住恭維,我硬著頭皮接下了。最近兩個月,我通讀了這個領域二十多本書,包括從1950年吉爾福特在APA(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演講到現在的很多文獻,也包括腦認知神經成像在創造性研究方面的研究。研究發現,從1990年開始到2018年用腦認知神經成像去研究創造性所得到的結果,跟六七十年代認知心理學用一般的實驗方法所得出的結論,沒有多少顯著性的改變。包括“創造力在你的右腦,一定要發揮你的右腦”,壓根兒就沒這回事兒。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第七個小故事

第七個故事,關於大數據與管理學研究。

我不知道有多少管理學者真的玩過大數據,教過統計學,自己學過數據挖掘?有沒有從網上下載一下幾個T的網絡評論,然後自己建立一個字典,或者用輿情觀察的方法,去掃描一下,做文本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有意思的發現?這個才叫大數據研究。如果做過,你就會發現,所謂的大數據研究,經常是,Rubish In,Rubish Out,垃圾進垃圾出 。

1999年夏天我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講“未來一切皆數據”(In the future everything is data)。這就是對大數據的預言,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這個概念而已。大數據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在中國興起的呢?我認為是2009年到2010年前後。

2015年6月,國內一個很前沿的大數據公司找我,他們想請我做他們大數據方面的諮詢專家。他們想研究一下為什麼有人要故意不還錢 ?因為最近幾年,互聯網金融非常火爆,對客戶還款行為需要進行數據模型的建構。事實上,還款行為不僅涉及到一個人的收入能力,也涉及到動機。而關於動機,我們心理學者懂得很多,而我個人呢?既懂一些大數據,又懂一點心理學,所以,他們就找我做諮詢。最可笑的是,因為某種原因,從2002年一直到2019年5月,我一直是人民銀行徵信系統黑名單上的人(我發誓,這個事情絕對不是我挑起來的)。一個黑名單上的人,竟然給大數據公司做欠錢不還的行為模型諮詢,搞笑吧?但是,如果你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切身經歷,你就很難理解你所研究的問題。

我要說的是,要是真覺得大數據好,那就自己老老實實地去做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就知道這個領域不是很容易取得進展的。比如說IBM的沃森實驗室最近裁員了,搞不下去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領域的進展沒那麼快。作為管理學者,不要人云亦云,要和潮流保持適當的距離。什麼“未來已來”,純粹是套話。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紮根中國,深入瞭解實踐,而不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新潮概念牽著鼻子走。比如講會計準則變革,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大數據時代會計造假是怎麼進行的?如何防止造假?會計造假在大數據時代是變得更容易了,還是更難了?實踐才是最好的課堂。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 大變局:我們能否從以英美為師,轉向與德日同行?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大变局: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到与德日同行(续)——七个小故事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商務合作:[email protected]

投稿交流:yingdaughter、開白名單:duanyu_H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