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字〗第30期
文 / 回良玉
我所認知的水鄉情韻
我是一個地道的北方人，有幸在素稱水鄉的江蘇工作過。那段時間雖然算不得長，但確實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段歲月，是我事業中寶貴的一段經歷。生活的意義、人生的價值、凝聚的情感，往往不能簡單地用時間長短來衡量。江蘇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鍾靈毓秀、人文薈萃，在這方熱土上，我接觸了許多豁人耳目、沁人心脾的風物，聽到了許多啟人心智、陶冶心靈的故事。
無論是在江蘇工作期間還是離開之後，我都一直在思考，江蘇省情的最大特點是什麼，江蘇文化的鮮明特色是什麼，江蘇人的顯著特質是什麼？答案不一而足，但似乎都離不開水——長江的萬丈豪情、黃河故道的歷史悲情、黃海的澎湃激情、運河的千古幽情、太湖的秀美風情、秦淮河的婉約詩情，以及種種與江蘇有關的訊息，時如汩汩清泉撲面而來，時如萬千江河涌入胸懷，在我心中反覆激盪迴響。
水乃千古恆常，水為萬物所需，水是江蘇凸顯的文化符號。我所認知的江蘇地域的根、本、魂，江蘇風情的意、蘊、脈，江蘇人文的精、氣、神，早已與這包容萬物、滋養生命、情韻流動的水融在一起了。
造化神奇 依水而生
江蘇多水,江蘇的水形態各異,江蘇的水有著獨特的情韻，這是我對江蘇省情特點最突出的一點認知。
在江蘇工作期間，我常常講起歷經多地工作後的一個體會，就是對一個地方的域情，本地人或許是“身在此山中”的緣故，未必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很清晰的認知。外面來的人往往會於映照比較之中產生更加鮮明而敏銳的感觸，反而能看得更加明瞭。
在中國，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運河皆備的省份只有江蘇。這裡轄江臨海、扼淮控湖，京杭運河縱貫南北，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水面接近六分之一，平原面積佔70%，水面和平原的佔比在全國各省區中都是最高的，這裡水網密佈，有大小河流2900多條，大小湖泊290多個，五大淡水湖，江蘇就佔了兩個，太湖和洪澤湖。
萬里長江在江蘇境內被賦予了一個頗具詩意的名字——揚子江。沒有了金沙江的奔騰激越，沒有了川江的險灘急流，也不像荊江九曲迴腸，長江至此江面開闊、水靜流深，浩浩湯湯與大海相會相融。就像人的一生，青春期總有些叛逆，血氣方剛時不免躁動，待到閱歷和歷練多了，方才變得深沉含蓄、大度平和。
千里淮河雖然水量、長度未必居前，但卻與長江、黃河、濟水並稱古代“四瀆”。淮河還與秦嶺共同構成我國南北方的分界線，“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廣為人知。
說起淮河，那是一部交織著喜樂與哀愁、輝煌與苦難的歷史。淮河流域平疇沃野，物產豐富，素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美譽。但宋至清近七百年的時間裡黃河鳩佔鵲巢、奪淮入海，直到1855年再次改道，把清清如許的淮河折騰成一條橫貫蘇北大地的廢黃河。黃河改道給兩岸百姓帶來深重災難，其裹挾的泥沙也重塑了蘇北地貌，孕育了廣袤的沿海灘塗。
新中國成立後大力治淮成效卓著，淮河兩岸舊貌換新顏，呈現勃勃生機。江蘇治淮的歷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在艱難曲折中奮進的一個縮影。
“滄海桑田”的故事，讓江蘇來述說最為生動。
數千年來，大江大河大海的吐納交匯，使這裡成為泱泱中華最年輕的土地之一。唐宋之前，今天的南通還是海里的一些沙洲，經過千年“拼盤”，方有了今天的模樣。鹽城的灘塗資源十分豐富，現在仍以每年3萬畝左右的速度繼續生長，對人多地少的江蘇來說，這真是一片神奇的“息壤”，是大自然賜予的寶貴財富。當年北宋名臣范仲淹在鹽城所修築的海堤如今已成204國道線，而海岸線整整東移了50餘公里。大自然的偉力，無疑是最雄奇的。
如果說，自然的河流是人類文明的搖籃，那麼人工運河則是人類文明的傑作。江蘇地勢低平、水系發達，為運河的開鑿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關於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可謂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開鑿的胥河，有的說是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築邗城時開鑿的邗溝。近些年有人提出，更早之前的泰伯奔吳後，在今無錫梅里興修水利開鑿的泰伯瀆，為史上第一條人工運河。
無論是哪種說法，“運河之祖”都在江蘇。
京杭大運河的起點和終點雖然都不在江蘇，但1794公里的運河有將近一半在江蘇。大運河的修築對溝通南北、發展經濟、穩固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大運河開通之後，中國以淮為界、南北分裂的時間大大縮短，特別是元明清三朝，大運河儼然成為關係社稷安危、維護國家統一的生命線。
從歷史角度客觀地看，隋煬帝其實完成了一件大功業，唐朝詩人皮日休曾留下點評隋煬帝的千古名句——“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在今年（2014年）6月的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的大運河當之無愧地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業革命前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土木工程項目，反映出中國人民超常的智慧、決心和勇氣，以及東方文明在水利技術和管理能力方面的傑出成就。
有人發現，在中國的版圖上，北部橫亙東西的長城與東部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彷彿是寫在神州大地一個巨大的“人”字。 這樣的發現具有豐富的想象，寓意卻不乏深刻。萬里長城與京杭大運河，是古代中國人民創造的兩項最偉大的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偉力。而江蘇段大運河河道最長，文化遺存最多，保存狀況最好，利用率最高，至今仍是繁忙的黃金水道，因而江蘇也當然地承擔起了牽頭申遺的任務並不辱使命。
江河湖海奔流匯聚的地方，自然蔚為壯觀，但有時未免單調，時間久了會有“審美疲勞”。江蘇的水韻之美則不然，涓涓流水潤溼了這裡的青山，滋育了這裡的良田，激活了這裡的園林，扮靚了這裡的城鄉，顯得多彩多姿，令人百看不厭。
江蘇的山大多不高，但山因水而秀美，水緣山而朗潤。鎮江三山夾江聳峙，大江壯其聲色，中泠泉水增其雅緻；蘇州虎丘號稱吳中第一名勝，劍池平添三分神韻，憨泉更顯一般靈秀；連雲港花果山雄峙黃海之濱，俯瞰浩瀚海波；南通狼山臥於海頭江尾，是江海平原唯一淺丘，高僅百米卻位列佛教八小名山。
江蘇的山川因有水的潤澤而揚名，景色之美、名聲之隆讓不少高山巨峰亦然失色，吸引文人雅士紛至沓來、登臨酬唱、陶醉其間，創出“米點山水”畫法的宋代書畫家米芾就定居鎮江，或許正是這兒的江水激發了他的靈思，浸潤了他的筆墨。
江蘇的田，則是因水而沃、因水豐饒。“一水護田將綠繞”，王安石閒居金陵時寫下的詩句正是江蘇萬頃水田的美麗註解。太湖流域的圩田，是長江流域農業開發的重要標誌。蘇中裡下河流域的“千島菜花”堪稱人水和諧的典範。所謂千島，實際上就是一塊一塊的垛田，田上種油菜，河溝裡養魚蝦，各得其所、和諧共生，收穫的不僅是魚蝦菜蔬，還有驚豔宜人的美景。
擇水而居、逐水而遷，可以說是人類活動的一大特徵，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依託。而城市作為人口集聚的載體，其形成和發展往往與水息息相關。江蘇的城市，更是因水而興、因水而秀。
常州的淹城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歷史。運河四大名城，江蘇佔了三座——蘇州、揚州和淮安。
蘇州古城被譽為“東方威尼斯”，但建城史起碼要比威尼斯早上千年，如今“小橋流水人家”的格局依然；揚州是名副其實的運河之城，邗城與邗溝同步建造，揚一益二的絕代風華就是拜大運河所賜，這次大運河申遺揚州也是牽頭城市；淮安歷史上是黃河、淮河、運河的交匯點，清朝漕運總督駐地，南北人流貨物集聚於此，古淮安城焉能不富庶？
世人都說，南京虎踞龍蟠，實際上紫金山、幕府山、古城牆的美景，與長江、秦淮河、玄武湖的映襯是分不開的。往日的徐州，總給人一種重工業城市的粗重之感，可現今煙波浩渺的雲龍湖確給徐州平添幾多靈秀。
大城如此，小鎮亦然，特別是那些古鎮幾乎都是依水而建。甪直最有意思，因水流為“甪”形，便改名“甪直”，以水的形狀作地名的，估計世界上都不多。江蘇地名中帶水的比比皆是，有人統計過，南京因水而起的地名就有229個，佔其總數的17%。
所謂“胸中有丘壑”，園林無疑是造園者將心中的“桃源”搬到現實中來了，然而能讓假山竹木、亭臺軒榭活起來的必有一池碧水。江蘇園林首屈一指，蘇州的拙政園、南京的瞻園、無錫的寄暢園、揚州的個園雖各具特色，但一溪清流、一池風荷都是少不了的。
有水就有橋樑，就有津渡，就有碼頭。揚州二十四橋幾度繁華而又幾多離愁別恨，蘇州寶帶橋屢經興廢而不倒，南京桃葉渡、鎮江西津渡等也都是聞名遐邇。這些地方，往往既是南方漕糧的彙集起運地，也是多元文化的交匯點，士子達官、商賈旅人渡江絡繹於此。
千百年來，春風又綠、明月照還的美景還在，如今走在青石板上，船槳的撥水聲依稀可聞，旅人匆匆的足跡也隱約可見。
水的滋育，讓江蘇成為物產豐饒的魚米之鄉。繁體“蘇”字拆開，即為“魚米”。江蘇與糧食相關聯的地名也不少，太倉、常熟、大豐等地名都寄託了人們對五穀豐登、倉廩殷實的願望。
自唐代以來中央王朝供給便仰仗東南，號稱“蘇湖熟、天下足”。後來江蘇稻米種植減少，桑棉增多，絲織業和棉織業獲得大發展，清朝便在江蘇設了江寧、蘇州兩個織造府，足見當時紡織業之興盛。雖然“蘇湖熟、天下足”讓給了“湖廣熟、天下足”，卻也贏回了一個“衣被天下”的美譽。
今天，江蘇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工業增加值列全國之首，即便如此，農業大省、糧食主產區的地位也始終沒有動搖過，農業現代化水平全國領先，水稻單產連續多年居全國主產省之首，糧食總產量一直居全國第四、五位，糧食自給有餘，這確實十分了不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蘇的飲食也深深地打上了水的印記，比如長江三鮮、太湖三白，比如陽澄湖大閘蟹、盱眙龍蝦，比如南京板鴨、高郵雙黃蛋，等等。
過去講，“漕運之地必有美食”，著名的淮揚菜系，就起源於運河古城淮安和揚州。此外，老百姓的日常飲食也離不開水鮮水菜，八卦洲的蘆蒿、水芹是不少南京人的最愛，至於蓮藕、荸薺、菱角、茭白等“水八仙”更是遍佈江淮南北。
即便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生活必需品，在江蘇也都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江蘇淮鹽、鎮江香醋、“三溝一河”(湯溝酒、雙溝酒、高溝酒、洋河酒)、碧螺春茶都是海內聞名的佳品，這些都離不開水的滋育，離開這裡的水，便沒了這個味道。
上善若水 為水所潤
在中華文化中，以水喻人的傳統久矣。“上善若水。”這應該是對水最高的褒獎，也是對“善”精妙的概括。古往今來，世人也對此作了無數的闡釋。
《道德經》中指出，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大致意思是說，水善於滋潤萬物卻不與萬物相爭，“水往低處流”，總是處於眾人所不願待的地方，所以它最接近於“道”。水性仁愛，滋潤萬物，生生不息；水性堅韌，水滴石穿，百折不回；水性柔和，順勢而為，隨物賦形；水性豁達，虛懷若谷，包容一切。水的辯證法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
——水既是柔弱的，又是強大的。
水至柔，卻柔而有骨。“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的“柔弱”是有生命力和戰鬥力的，水的力量是以柔克剛。《淮南子》中說：“齒堅於舌而先之敝”。人的舌頭之所以能伴隨人的一生，大概是因為柔軟的緣故，而牙齒的凋落，某種程度或許是因為它剛硬的緣故吧。就像柳條枝，是不容易被風吹斷的，但是樹幹，往往容易被風吹倒。所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因而有水滴石穿之說，只有柔性的東西才有這麼強的滲透性；因而有“抽刀斷水水更流”之道，以刀斬水，水好像斷了，抽刀回來，水又合起來了，水因其團結一心、凝聚力強而大顯威力。當水發怒的時候，水也可以覆舟，所謂“洪水猛獸”，橫掃摧毀一切，改變地貌地形。有時候，貌似平靜的水面下亦有激流湧動，力量十分驚人。所以有詩云：“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
——水既是善於變化的，又是永恆不變的。
水能發而為雲，結而為雨雪，化而為霧，凝而成晶瑩之冰；水舒緩為溪，陡峭為瀑，深而為潭，浩瀚為海。所以水是能夠隨機應變的，因時而變，因勢而變，有時因器而變，隨處而安。但水無論呈現氣態、液態還是固態，都是由水分子構成，變而不失其性，萬變不離其宗。
——水既貞靜自守，又滋養萬物。
水是有包容性和親和力的，雖然有渾水汙水甚至臭水，但汙者臭者非水之過。水本身是清澈透明、光明磊落的，水也是自然淨化、善於沉澱和流淌的，水又是能夠盪滌汙濁、清潔他物的，使不潔的歸於潔。人們常講“洗心”，就是喻之用純潔若水的思想品德來淨化受汙染的心靈。水容納萬物，接受萬物，滋潤萬物，通達而廣濟天下，奉獻而不圖回報。它與土地結合便是土地的一部分，與生命結合便是生命的一部分，從不彰顯自己。
——水既能順勢而為、處下不爭，又不畏強勢、堅韌不屈。
水養育萬物，居功至偉，但又不與萬物相爭。水的流動總是順著地勢，哪兒低往哪兒流，哪裡窪往哪裡聚，體現著低姿態、高境界，甚至愈深邃愈安靜。但是，當水真的遇到障礙時，它又激起百倍努力，激發全部潛能，信念執著追求不懈，咬定目標百折不回。它始終不忘歸海的使命，總是不斷流動尋找自己的方向和路徑，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衝破一切關隘險阻，義無返顧地前進。
因此，老子稱水有“七善”：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孔子也贊水有五德：有德、有義、有道、有勇、有法。可以說，水之善、水之德已臻化境，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以水為榜樣，努力地修煉提升自己。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水邊生長的人們自然也在潛移默化中為水所陶冶。江蘇人就是這樣，骨子裡、品性裡不時透出一股集水百德、匯水百美而成的精神氣質。如水般的靈秀、包容、堅韌、低調，在江蘇這片底蘊深厚、文脈綿長的土地上不斷顯現。
水性靈秀 融會貫通
河流湖泊潤澤的大地，透著靈動和秀氣。得水之益，江蘇百姓相對比較殷實；小康之家多了，百姓就會更加關注子女的教育；崇文之風興盛，自然就青藍相繼、人才輩出。
明朝時，江蘇鄉村的私塾就已相當普及，明清兩朝產生的五萬多名進士、二百多名狀元中，江蘇分別佔了十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四大名著中《水滸傳》、《西遊記》均為江蘇人所著，施耐庵是興化人，吳承恩是淮安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祖籍是北方的，但他長期生活在南京，《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雖是山西人，但也長期生活在江蘇。一定程度上，正是江蘇的水滋育了這四部作品，特別是運河城市的繁華為創作這些鴻篇鉅製提供了養分和素材。
《紅樓夢》裡講“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曹雪芹要不是少年時代在江寧織造府生活過，耳濡目染煙雨江南的秀美與靈動，這樣的文字估計是難寫出來的。再聽蘇州評彈，抑揚頓挫，委婉迴環，正如潺潺流水般顫動；而以“水磨腔”獨樹一幟的崑曲，其細膩柔婉的韻味，也會讓人把它與水聯繫在一起。
水本是自然的、物質的，一旦被注入文化的元素，便極具內涵情致和感染力。李白曾隨滾滾長江水，出川東下，在江蘇留下了不少詩歌名篇，“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寫盡了離愁別緒。南唐馮延巳一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傳神又傳情。朱自清先生以一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讓世人領略了秦淮河的詩情畫意。詠水華章薈萃於江蘇，應該不是偶然的，這裡的水含情韻，方能孕育出千古風流文章。
水流就下，因而能夠融匯百川，自成一家，江蘇出過很多文化大家巨擘，比如徐悲鴻、華彥鈞(瞎子阿炳)、錢鍾書，一個是大畫家，一個是音樂家，一個是學問家，三人雖然各有專長，但一個共有的特質就是“融”。徐悲鴻在推進國畫改革中，融入西畫技法，開創出一片藝術的新天地；華彥鈞汲取民間音樂和道教音樂精養，成為一代民族音樂家；錢鍾書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通曉多國文字，著作等身，巍然學問一大家。
今時今日，江蘇繼續傳承著崇文重教的傳統。在江蘇出生的兩院院士人數全國最多，江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普通高校數量、在校大學生人數等，均居全國前列。以紫砂馳名的宜興，也是全國著名的“教授之鄉”、“大學校長的搖籃”，以至於有“無宜不成校”之說，從這裡走出了25位院士、近百位大學校長、數千名教授。
我到江蘇工作時正值新世紀之初，召開的第一個大會就是全省技術創新大會，當時我們商定把在寧的32位院士全都請到主席臺就坐，讓領導幹部坐在臺下。這在全省是第一次，大家耳目一新，為之一振，反響熱烈。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強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鮮明導向，就是要在全社會形成名家輩出、人才輩出的濃厚氛圍。
2002年，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等一脈同源的9所高校舉行百年校慶，省委、省政府向9校分別贈三足大鼎一尊，既以“鼎，國之重器”來表明我們對高校工作的重視和肯定，更蘊含我們的“三鼎之意”：對各所高校鼎力支持的態度、革故鼎新的期望、問鼎一流的祝願。
轉眼間十幾年過去，大鼎所承載的美好願景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江蘇正加快邁向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的目標。
海納百川 開放包容
水具有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懷。放眼中國，承接江河入海的省份以江蘇首屈一指，江蘇人所具有的開放包容的性格，或許可以從中找到源頭所在。
和多數省份一樣，江蘇歷史上也是一個移民省份。前面所提到的泰伯生活於殷商末年，他和仲雍為了讓天下於季歷及其子昌，千里迢迢從關中平原跑到江蘇，成為東吳之祖，開創了吳文化和江南文明的先河。孔子稱泰伯“至德”，司馬遷《史記》將其列為“世家之首”，泰伯以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至今仍閃耀著光芒。
後來每逢戰亂，不管是東漢末年、西晉末年還是安史之亂和趙宋南遷，江蘇特別是蘇南都成為北方難民的避難之所和落腳之地。
若是承平盛世，則各地精英彙集於此，或遊學、或經商、或為官，雖文化各異，方言混雜，但當地居民始終以包容的姿態予以接納，各地財富在此流通和沉澱，文化隨之匯聚和傳承，江蘇也漸成富庶之鄉和人文淵藪。
中國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航海活動，包括鑑真東渡和鄭和下西洋，都與江蘇有關。唐朝鑑真和尚先後六次、歷經十二載，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仍矢志不渝東渡日本，孜孜不倦地傳揚佛教和中華文化。明朝鄭和下西洋更是婦孺皆知，先後七次、歷時二十八年，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這兩次航海，一次由民間發起，一次由政府組織，但船隻在江蘇打造，人員由江蘇募集，遠航從江蘇啟程。可見，江蘇這片土地上一直有著面向大海的基因，風雲際會之時便顯示出開放開明、包容萬千的氣象。
眾所周知，清代在揚州形成了一個風格獨特的畫派——揚州八怪。雖然八人中有一半是外省人，但他們不僅能夠在這裡鬻畫為生，而且能夠充分地施展才華。歷史上，徽商的名氣很大，他們千里迢迢從黃山腳下、新安江畔來到江蘇沿海、運河沿線，在這裡販銷鹽米茶紙營生，蘇商沒有排斥他們，當地百姓也沒有排斥他們，反而是蘇商徽商各展其長，江南江北共現繁華，這種景象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見的。後來很多徽商就定居在江蘇，成為那個時代的“新江蘇人”。
時至改革開放的當代，開放包容的精神氣質在江蘇人身上繼續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江蘇以其大胸懷和大視野，接納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兄弟、大學畢業生以及各類人才在此安居樂業，他們成為當代的“新江蘇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江蘇借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大力度引進來，大跨步走出去，大手筆打造開發園區，把開放型經濟做成了一大特色和亮點。
2003年開始，江蘇的到賬外資和進出口總額已連續11年位居全國首位和第二位，去年分別佔了全國的1/4強和近1/7，國家級開發區總數和海關特殊監管區數量也為全國之冠，崑山在全國率先自費興辦開發區的故事更是廣為人們稱道。
開放包容是一種涵養，一種氣度，從本質上來說，這是源於對事理的透徹認知。江蘇人明白，自己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總體變革與進步，離不開兄弟地區的支持和幫助。江蘇人以感恩的心情銘記這一切，並把努力回報作為發自內心、義不容辭的義務。正因為如此，江蘇在內部逐步形成了政通人和、上下同心的良好局面；在外部也逐步形成了較為密切、親和的地域關係和人際關係。
這一切猶如一種氣場，它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江蘇的確具備了這麼一種氣場。
水滴石穿 堅韌開拓
水是柔和的，但柔中帶韌，柔中藏鋒，以柔克剛，無堅不摧，用一種溫婉的方式展現生命的氣度、力度和硬度。由水及人，就是一種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百折不撓的精神特質。
歷史上，北方移民跋山涉水來到這裡，等待他們的不是遍地稻菽，而是遍佈的沼澤和溼地，開墾起來實在比拓殖黃土地費力艱辛得多，但北方的混亂斷了他們的後路，他們惟有面水一戰，苦心孤詣地在太湖流域建起既可蓄水灌溉又可排水防澇的圩田。本來移民都是較有開拓精神的，特別是在安土重遷的古代，千里流徙開闊了他們的眼界，艱難困苦淬鍊了他們的意志，生產實踐又激發了他們的智慧，薪火相傳，也為其後人留下了開拓的因子。
與拓殖農耕的先民一脈相承，後世開風氣之先的江蘇人也為數不少。
明代江陰徐霞客在外遊歷三十年，足跡遍及今天的十六省，風霜雨雪、險峰絕谷、毒蟲猛獸、強盜土匪不知遭遇了多少回，但其探幽之心不渝，遊歷之志不改，為後人留下了巨大精神財富。
到了近代，清末狀元張謇以“父教育、母實業”為己任，在江蘇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跡和業績，比如以水利為專長的河海大學，中國民族工業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生紗廠，還有頗具近代規劃理念的南通城，等等。中國歷史上的狀元不勝枚舉，但像張謇這樣因開風氣之先、影響一座城幾代人的似乎沒有第二人。
徐霞客家鄉有個華西村，是改革開放後舉世聞名的華夏第一村，老書記吳仁寶雖然已經仙逝，但他的事蹟和精神卻將長存。我覺得，縱觀吳仁寶同志一生，別的不說，艱苦奮鬥、不畏艱難、開拓創新的精神是極為鮮明的，拓荒坡為平疇，買磨盤建磨坊，建小廠蓋大廠，合小村建大村，這些事現在看來似很平常，但在當年卻需要不一般的膽識。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江蘇不同時期為人稱道的華西精神、“四千四萬”精神、張家港精神、“崑山之路”精神，都可以濃縮淬鍊為“創業創新創優、爭先領先率先”的新時期江蘇精神。
誠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任何地區和個人均不可能事事佔先的。江蘇人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在奮力爭先的同時，總是保持著一種清醒和自省。這種客觀科學的態度與開拓進取的精神相得益彰，便是江蘇文化的一個特質，也是江蘇持續發展的精氣神所在。
低調務實 水平如鏡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不與天爭寥闊，不與地爭廣博。也正是因為與世無爭、甘於處下的性格，水往往能委曲求全，婉轉自如，於不覺間成就自我，也成就別人。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重農的傳統，“士農工商”，工商居後。但在江蘇，這個傳統似乎被這裡的水稀釋消解了。
在江蘇歷史上，往往是“士農工商”並重，一些士子文人既能得水之便、見多識廣，也能諳水之道、通達靈活。“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以地名命名的哲學流派，其創始人王艮出生於一個世代煮鹽為業的灶丁家庭，早年販鹽經商，後來拜在王陽明門下，潛心學術，講學傳道。他雖是王門弟子，但不因循師說，不拘泥正統，其學說別開生面、獨樹一幟，主張“百姓日用是道”，講求“百姓日用之學”，傳授的弟子也以平民居多，這種務實接地氣的思想，在當時無異於異端邪說，現在看來卻是思想啟蒙。
江蘇人的務實，更多地體現在對實業發展的孜孜追求上。早在明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機工”便出現在蘇州地區。
近現代，傑出的民族實業家榮宗敬與榮德生艱辛創業，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棉紗大王”和“麵粉大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南人民自籌資金、自找原料、自找市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靠的是“四千四萬”精神，靠的是在計劃經濟夾縫中求生存的勇氣。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蘇南人民求生存、求發展、求富裕的創業史，就是一部不畏艱難、不斷開拓的奮鬥史。他們就像四處湧流的水，哪裡有縫隙，就會滲透到哪裡，能把厚土泡透，能將堅石滴穿。
即便到了今天，我在與江蘇幹部群眾接觸時，他們仍然感奮於那段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歷史。曾經共同經歷過的“集體記憶”，正在沉澱為一個區域的精神文化。
在江蘇工作時，針對全省經濟發展較快而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不夠快、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高而老百姓富裕程度不夠高的現狀，省委鮮明提出“富民強省”的工作目標，以富民為強省之基，努力把“富民”和“強省”統一於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之中。民富省強，才能形成強大綜合實力和整體競爭力，而老百姓要能富起來，創業是根本之策。
在全省私營個體經濟工作會議上，我們鮮明提出“六放”，即放心、放膽、放手、放開、放寬、放活。不管放什麼、怎麼放，說到底，就是要把江蘇老百姓這種不等不靠、敢闖敢試、行勝於言、低調實幹的創業創新精神充分釋放出來，讓它在改革發展的大潮中進一步綻放。
此後江蘇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快車道，截至去年底，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戶數均居全國前列，民營經濟創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經濟總量和稅收收入、七成的全社會投資和八成的新增就業崗位。
今天，江蘇的國企、外企和民企三足鼎立，實體經濟實力雄厚，三次產業競相發展，就像江蘇的水一樣，既有大江大湖大海，又有小塘小河小汊；既匯聚四方來水，又連江入湖導海。
水有三態，一態一境界。或為寒冰，或為流水，或為蒸汽，雖形態迥異，總不改水之本性。
人也有多種性格，有的人性格像風，有的人性格像石，有的人性格像水。
像風之人，處事搖擺、見風轉舵，沒有主見也沒有持久性，很多事就辦不好；像石之人，雖然沉穩不屈，但過於剛強、剛硬、剛烈，往往稜角過多，還可能有裂紋，所以有些事還是辦不成；而像水之人，軟硬兼具、恩威並施、順勢而為、有理有節，既有闖勁又有韌勁，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很多事辦得就比較妥當。這種性格像水一樣的賢人，江蘇歷史上有很多，比如蕭何，為人寬達、處事圓融，為劉邦不僅籠納了人才，而且攬得了民心。江蘇在地理上處在不南不北的位置，這裡人的性格就像這塊土地上順暢平穩的河網一樣，他們兼具了南北方人的長處，順乎中庸之道，做人比較實在，做事比較穩妥，既很有氣度還講究適度，中規中矩又不拘泥刻板。
唐太宗曾有“三鏡”之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我看在人的修為上，還可以有一個“兩師”之說——以鏡為師、以水為師。
有個解讀很有哲理，講我們至少要向鏡子學習三條：一是大度，入鏡照物，物來則應，過去不留，事來則應，事過則忘；二是公平，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與聖人居而不喜，與凡夫居而不憂；三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鏡子本身並不隨映照之物而變化。
實際上，水兼有了鏡子的這些品質，人生以水為鏡，一切皆可映可鑑。若水之明，則光明磊落；若水之善，則淡泊名利；若水之靜，則心態平和；若水之潔，則玉宇澄清。
魂牽夢繞 在水一方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和生態之基。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機。農耕文明發祥繁盛之處，皆為淡水資源豐富之地。一旦淡水資源貧乏枯竭，文明就會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江蘇所處的長江下游一帶，水草豐茂、土地平沃，有魚鹽之饒、舟楫之利，經孫吳、東晉、南朝的大開發，逐步成為經濟發達之地，“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待海洋時代到來，得益於大江大海的獨特稟賦，江蘇近代工商業發展也遙遙領先。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江蘇抓住機遇、砥礪奮進，一躍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和鄉鎮企業的發源地，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都走在了全國前列。可以這麼說，江蘇人依水而生，江蘇城市依水而興，江蘇發展依水得勢，江蘇文化依水揚名。正是得水之利，江蘇才成為有活力、有合力、有實力、有潛力、有魅力的地方。
我國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時空分佈極為不均，水土流失和水體汙染相當嚴重。水多、水少、水渾、水髒的問題，仍然是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始終不可掉以輕心。
江蘇雖然淡水豐富，但因水而興的同時也備受水體汙染的困擾。國家“三河三湖”治理，江蘇“一湖一河”有份，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說到底，就是因為太湖的負擔太重了。
人們在擁有的時候往往不知道珍惜，一旦失去又是多麼可怕！好在江蘇人是善於面對現實、反躬自省的，這些年來，江蘇大手筆治水，僅太湖治理就投入了300多億元。如今再到太湖黿頭渚、南京秦淮河、南通濠河看看，碧波盪漾、綠水暢繞的情景又開始回來了。雖然花了不少錢，但這些錢必須花、花得值。
天道無言但不可欺，若是對大自然索取無度，終有一天我們將遭天譴；若懂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大自然也會還世人一個“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美景。
水既有其利，亦有其患。
江蘇經濟發展比較快，但長期以來也很不平衡，長江之北的部分地區發展比較滯後，主要集中在洪澤湖和黃河故道沿岸，其實這也跟水有關。數百年來，這片土地在水患戰亂中煎熬折騰，原本繁盛富庶的蘇北地區漸成落後閉塞之地。
進入當代社會，滔滔長江既給江蘇帶來了航運之便和水源之足，也成為蘇中、蘇北接受上海和蘇南輻射的一道天然屏障，致使大江南北在經濟發展上形成了明顯的梯度落差。破解這裡的發展難題，還需做好舒經活絡的文章。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江蘇先後在長江上架起了江陰大橋、長江二橋三橋四橋、潤揚大橋、蘇通大橋、泰州大橋、崇啟大橋等9座大橋，昔日阻隔兩岸的長江天塹逐步變為通途。與此同時，蘇中、蘇北的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建設也加快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大為改善，蘇中、蘇北的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本世紀初，正值制定江蘇“十五”發展規劃。經過深入調研論證，依據江蘇區域發展不平衡、梯度特徵明顯的實際狀況，省委、省政府提出按不同區域發展水平，將全省重新劃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區域，將沿長江北岸的南通、揚州、泰州三市從“大蘇北”中劃出，作為蘇中板塊。
隨即又分片研究開會，作出分類指導的部署，對蘇北“雪中送炭”，對蘇中“釜底加薪”，對蘇南“錦上添花”。
同時，我們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天時，依託長江黃金水道的地利，作出“沿江開發”的戰略決策，沿江地區因此獲得巨大發展機會。在此過程中，江陰和靖江兩地攜手、跨江聯動，江陰-靖江園區應運而生，我稱之為“開明人士的高明和精明之舉”。
這個園區把蘇中的泰州和蘇南的無錫聯接了起來。“兩江”聯動帶出了跨江聯動，跨江聯動又牽引了南北互動。這些對推動蘇中在發展上加快融入蘇南板塊、融入長三角核心區域，對促進江蘇的區域協調發展，都具有深遠意義。
江蘇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面向新世紀、謀劃新發展之時，我們意識到，當時江蘇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中心城市的綜合實力和輻射帶動功能還不夠強，城鎮佈局還不盡合理，對城鄉協調發展形成了較大制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市縣同城和鄉鎮數量偏多這兩個問題。
行政區劃調整也是解放生產力。考慮到江蘇幅員面積並不大、平原比例卻很高、交通狀況又便捷的實際，我們積極穩妥地謀劃推進了省轄市市區行政區劃調整和鄉鎮、村撤併工作，逐步解決了11個省轄市的市縣同城問題，全省鄉鎮個數由1998年底的1974個減少到目前的932個，村由35258個合併為15255個，撤併幅度均超過50%。
客觀看待這件事，效果可以說是“一減一加”，“減”的是行政區劃層次和鄉鎮、村數量，是財政供養人口和農民負擔，是各方面的資源消耗浪費；“加”的是發展空間的擴大，是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是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是中心城市、重點中心鎮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推進。為解決好“三農”和城鄉協調發展問題，當時我們還提出，強化農業還得要大力發展非農產業，繁榮農村還得要大力推進城鎮化，富裕農民還得要大量減少農民，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絕非一日之功。
尤其是加快蘇中、蘇北的發展，既要打通水路、公路、鐵路，以利生產要素流動，促進資本和產業集聚，更要打通蘇北、蘇中幹部群眾以往思想上的阻塞，激發其迎難而上的精神，增強內生髮展的動力。令人欣慰的是，今日之蘇北、蘇中，人心思進、人心思富的氛圍濃厚，自強不息、負重奮進的幹勁迸發，蘇北振興、蘇中崛起的藍圖正在化為現實。
今日之江蘇，改革發展的思路十分清晰，全省上下的合力活力競相迸發，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繼續提升，三大板塊協調發展、城鎮農村一體發展的態勢正在形成。江蘇正朝著富民強省、“兩個率先”的目標闊步前進。
記得初到江蘇工作時，我說過，我是懷著高興、不安和堅定的心情來這裡的；離開的時候，我曾講，我會永遠心繫江蘇、情繫江蘇。
古人常以“日日思君不見君，同飲一江水”來表達綿綿不絕的情感，如今南水北調一期工程已經通水，不久以後我也可暢飲長江水。
我終可借一杯清洌甘甜的長江之水，寄託我對水鄉江蘇的魂牽夢繞之情，對江蘇人民的美好祝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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