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在紅軍時期地位很高，先後擔任過紅8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紅9軍團政委。
他就是何長工。
1918年，何長工與毛主席在北京的留法預備班上結識。何長工的足智多謀、比較健談，給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長工原名何坤，毛主席依據他在長辛店做過工的經歷，為他改名為何長工。希望他人如其名，為中國革命、中國人民“扛一輩子長工”。
何長工是湖南華容人，1900年生，與張聞天、李富春、蔡暢、曾中生、開國大將徐海東、開國上將周士第、朱良才、傅鍾等同齡。
何長工
1919年，何長工在北京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同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底回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21年，何長工（前排左3）等旅法學生在聖·日爾旺公學合影
1927年“馬日事變”後，何長工經組織安排，到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工作。不久，他參加了秋收起義，並設計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軍旗。在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轉戰過程中，他奉命到長沙聯繫上湖南省委，又到廣東韶關犁鋪頭找到朱德、陳毅，使朱德、毛主席兩支部隊取得了聯繫。
1928年，何長工被毛主席派到王佐部隊做政治工作，將王佐所部改造成了人民軍隊。
這一時期，何長工最受毛主席的賞識和信任。
1929年6月，何長工任紅5軍第5縱隊黨代表，率部開赴鄂東南，建立湘鄂贛邊根據地，紅5縱隊由近千人很快發展到6000餘人，一度比紅5軍其他四個縱隊紅軍指戰員的總和還多。
1930年6月，紅三軍團組建時，紅5縱隊編為紅8軍，何長工任軍長。
8月，紅一、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成立總前委，何長工任總前委委員。
1931年秋，何長工在瑞金參與創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3年秋，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為黨和軍隊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
遵義會議後，何長工任紅9軍團政委，和軍團長羅炳輝率部擔負掩護和配合中央紅軍主力行動的重任。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在“北上南下”之爭中，何長工支持了張國燾。
支持張國燾本來不算啥，但何長工是中央紅軍的人，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據與蔡威、王子綱並稱紅四方面軍"情報三傑"的宋侃夫回憶，在兩河口會議上何長工勁頭很大，明確反對中央的路線，對毛主席很不敬，大喊打倒之。
時任紅32軍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黃火青回憶：“……散會後，政治部的幹部擁到我屋子裡，講述會議情況，非常氣憤。羅炳輝和何長工已經倒向張國燾一邊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帶起隊伍來反對張國燾，我們只有2000多人，帶走還是有把握的。但考慮到我軍所處地勢十分不利，向東走有胡宗南30萬大軍阻擊;向西過大渡河是藏族地區，天寒地凍，孤軍深入，死掉一個就少一個；向北進，張國燾的部隊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難是周純全把電臺給帶走了，我們沒有辦法和中央取得聯繫。考慮來考慮去，只有暫時違心地表示贊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蘆山等漢族聚居地區後，如果張國燾投降蔣介石，我們就帶隊伍打游擊去……”
對於這段歷史，何長工自己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表述的：毛兒蓋會議後，我紅9軍團改為32軍，劃歸左路軍，“張國燾陰謀南下，違抗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針，我們被分到左路軍的同志跟隨張國燾鑽進了死衚衕，這裡不管經過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壓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從主觀上認識這些問題，跟隨張國燾南下，犯了執行張國燾路線的錯誤。”
當時對張國燾跟得緊的紅一方面軍將領除了何長工與羅炳輝，還有蕭克。
1960年10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北京向毛主席提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我黨的領導人中，只有毛主席和張國燾兩人既參與了建黨，又參與了建軍，都是有威望的強勢人物。當時的鬥爭之激烈，可想而知。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擬定了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何長工的名字在第二次預選中被劃去。後來何長工對之的解釋是：“有人問我，何長工同志，你是井岡山會師的有功之臣，資格那麼老，怎麼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呢？我對這些人說，毛主席曾經對我說過：長工同志，中央委員會不是同鄉會，中央委員會里湖南人很多。”
建國後，何長工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1952年任地質部副部長、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是李四光）。後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官至副國級。
1987年12月29日，何長工在北京病逝。隨後在新華社發佈的何長工生平簡介中，有“卓越的軍事家”之譽。（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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