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說什麼，沒有話說時，儘管長著碧葉。你說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注：該段文字是訛傳為汪曾祺。抱歉）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撲哧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富於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
寫下這些文字的人，是汪曾祺。今天是他百年誕辰。
說起來，他這一生雖然早早展露才華，卻幾經耽擱，晚年才迎來爆發。又是近十年，迎來出版盛況。
筆下花鳥蟲魚、吃吃喝喝，尋常即是至味；寫人憶舊，描景繪聲，散淡卻是情濃。
他說自己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希望自己的寫作是“人間送小溫”。
我們在今天喜歡讀他，多半是因為這些“小溫”，因為其中透著慢生活的閒適，好像和這個“小時代”再妥帖不過。
但這背後，汪曾祺遇到的並不是什麼歲月靜好，而是充滿了顛沛坎坷、辛勞困窘，是在這個背景上仍然愛著很多東西。
“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
老師沈從文曾評價汪曾祺：“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他們都出生在水鄉——沈從文是湘西，汪曾祺是江蘇高郵。
抗戰時期，家鄉淪陷，汪曾祺跑到昆明，進了西南聯大。
他不算個好學生，常常逃課去泡茶館、翻閒書。有次作業畫一個地圖，老師的評價是：“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後來又因為外語不好沒能畢業，只好去鄉下學校當老師，生活捉襟見肘。
有時沒錢吃飯，就堅臥不起，實在熬不住了，就和同學朱德熙賣了字典去吃飯。然後在草地上躺著，“看天上的雲，說一些‘沒有兩片樹葉長在一個空間’之類的虛無飄緲的胡話。”
在西南聯大，中間為汪曾祺
日軍的轟炸機飛來飛去，動不動就“跑警報”，時不時就死人。
但這樣的時刻在他看來，卻是談戀愛的好時機：
“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
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為可以買炒松子，一邊躲轟炸，一邊大快朵頤。
寬裕些時，就去集市的攤邊吃白斬雞，美其名曰“坐失良機”（坐食涼雞），或是在街頭酒館要一壺酒、一碟豬頭肉。
也喜歡看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
於是，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憶裡閃著亮光：“在昆明見了長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1948年，正打仗的時候，28歲的汪曾祺到了北京。在沈從文的幫助下，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幹著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
才華無處伸展，不可能不愁悶。下班後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叉魚，來打發時間。
晚上，“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他後來回憶道。
汪曾祺和沈從文
新政權建立，沈從文很快“靠邊站”，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和故宮裡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
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但後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的沙嶺子。
年近40的文弱書生，就這樣幹了三年插秧、鋤地、打藥、抗包的活兒。
但他說，“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噴灑農藥的時候，他欣賞著 “波爾多液”好看的天藍色。他成了打藥能手，別人讓他總結經驗，他說，“我覺得這活有詩意”。
馬鈴薯開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裡，對著畫花和葉；馬鈴薯熟了，他就畫薯塊，畫完就烤上吃掉。
於是，“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多年之後，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說：“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那裡的日子並非悠閒，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沒什麼人管，對他來說，就是神仙日子了。
“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願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更不願意將它們訴諸文字。”汪朗說。
汪曾祺很喜歡宋人的一句話，“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這或許也是他不寫自己的苦，反而要“人間送小溫”的初衷，也讓他在當時人性撕裂的黑暗中，守住性情不至於太動搖。
很快，汪曾祺被調回北京，不久進入樣板戲創作班子，這讓他終於過了還算安順的日子，但“四人幫”倒臺後，他又因這段經歷被“掛”起來審查了一段。
汪朗記得，那段時間，汪曾祺白天在單位受審查，回家後就喝酒，罵小人，嚷嚷著把手指頭剁下來以“明志”。
他多年以來已很少畫畫，這時又畫起瞪眼睛的魚，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鳥，自題：“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別人稱讚汪曾祺能隨遇而安，汪曾祺說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但另一些時候，他又說“隨遇而安”不算是好的心態。“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
沒有人能超脫時代的限制，隨遇而安不過是讓他不至於被時代變故摧毀，用文字營造了一個精神的花園，自娛之餘，也慰藉他人。
但這個花園是脆弱的，“世間小兒女”的平淡故事後有很多隱痛。
這是在“汪曾祺熱”裡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層。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汪曾祺後來被戴了很多帽子，“最後一個士大夫”“最後一個純粹文人”之類的。
實際上，他對士大夫時常是語帶諷刺的。
他熱愛平凡人的生活，就不覺得廟堂文化有多麼尊貴。
倒不如汪朗的評價更準確，他說：“我們家老頭兒，雜七雜八的東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體系，有雜而無學”“老頭兒之雜，起碼有三，看雜書，寫雜文，吃雜食。”
老頭兒也倡導“口味最好雜一點……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
他不僅能寫會畫，也會唱戲，擅做菜，“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
此外，他還嗜煙，好酒，喜茶，兼及侍弄花草。
“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裡，這，才叫活著。”他寫道。
他挑書，全看它是否有意思。
有一次，他告訴好友朱德熙，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炒了二三十個白果，喝了多半斤黃酒，正在讀一本妙書——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後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京語調的研究》，他覺得比《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還要好玩兒。
他又說，“我從法布爾的書裡知道知了原來是個聾子，從吳其濬的書裡知道古詩裡的葵就是現在的冬莧菜，實在非常高興。”
他還寫過一本《釋迦牟尼傳》，涉及佛教的用語都十分精確。但汪朗說自己從來沒見父親讀過一部佛經，“這個老頭兒，肚子裡還有什麼貨色，實在弄不清。如今是無處查詢了。”
雖然做了多年編劇，汪曾祺只把它當謀生，寫小說才是他眼中的正經事。
他在80年代初又開始寫小說，恰好與莫言、餘華這些年輕人同步。
年輕人為西方的文學技巧新奇，但於他，卻是“早玩過了”。
在他身上，還有著古文的傳統，民國的風塵，又因藏筆多年，跳過了1949年後的政治書寫。
像是深埋多年的蓮藕，突然開出了花。
既清新又成熟，既現代又傳統。幾乎是孤品一般的生長路徑。
汪曾祺（左）、張潔、範用在宴席。（拍攝：許以祺）
當時，汪曾祺正想寫一篇《城隍、土地和灶爺》，“這三個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與老百姓生活關係最密切，老百姓最敬畏的就是這些。”
他還想寫一個長篇，“從變態心理角度寫漢武帝。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抄在一個本子上，塑料封皮，抽菸不慎，燒掉了，再也沒興趣收集那些材料了。”
汪曾祺說，“一個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風格，要能認識自己、發現自己，並且，應該不客氣地說，欣賞自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你看到了，他的性格里，有溫和，也有驕傲。就像他對生活，既是隨意，又十分用心。
這個態度在美食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被稱為美食家，首要的自然是愛吃。
他在昆明跑警報時顧著吃，“文革”後接受調查、連日寫交代材料的苦悶裡，也不忘從美食裡尋得一點安慰——“買油條兩三根，劈開，切成一寸多長一段，於窟窿內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蔥絲肉末，入油鍋炸焦，極有味。”
他無食不可吃，“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嚐嚐。”
最後寫入文章的、自己喜歡做的，又都是再尋常不過的馬鈴薯、韭菜花、苦瓜、鴨蛋、鹹菜、蘿蔔、扁豆等等。
這是美食的選擇，也是生活的態度。
作家蘇北記錄過汪曾祺有一次招待女兒汪朝的同事，忙活了半天，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蔔來。“蘿蔔削了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了牙籤，邊上配了一碟蜂蜜。結果同事一個沒吃。汪朝抱怨說，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小蘿蔔也太不值錢了。老頭還挺奇怪，不服氣地說：‘蘋果有什麼意思，這個多雅’”。
還有一次，他招待從美國來訪的作家聶華苓，做了一道煮乾絲，聶華苓吃得連湯都喝掉了，因為煮乾絲是童年記憶，很多年沒吃到了。
這是手藝之外，汪曾祺對“家鄉胃”、對人情世故的敏感。
在一篇小說裡，他自況為“生活現象的美食家”。
兩道菜，效果雖迥異，但都能看到老頭兒給尋常食材加上的心思。
做完菜，他一般只是嘗幾筷，然後就坐著抽菸、喝茶、喝酒，“從這點說起來，願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
“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汪曾祺的字畫，也是簡單隨意，心情不錯又恰好有紙時，就弄上幾筆。他還形容寫字就像看風景，“順眼的都是佳作。”
而他的一生，也就是個四處溜達看看風景的人，把觸動他的畫面記下來。
“我有一個特點，喜歡東張張西望望。有人問我：‘你怎麼成為作家呀？’我說就是東張張西望望成為一個作家。”
另一次，他寫打油詩說：“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與其說是謙虛，不如說是一點赤子之心。
就像老師沈從文一樣。汪曾祺曾經稱沈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後來也把這頂帽子送給了自己。
沈從文給過汪曾祺一個很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冷嘲”。
既是生活態度，也是寫作準則。
汪曾祺筆下常寫“小人物”，“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鹹。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都透著一種為柴米油鹽奔波的辛勞，亦是他們的尊嚴。
汪曾祺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裡
汪曾祺寫的很多故事、食物，都關乎故鄉高郵。
在那裡，他的父親平和開明，繼母溫暖慈愛。還有家裡的花園——“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他回憶自己在大年初一，早早爬起來，去摘下臘梅，把骨朵剝下來，用穿珠花的銅絲穿成插鬢的花，然後送給家裡的女眷——“我應該當一個工藝美術師的，寫什麼屁小說！”
在北京，他惦念著故鄉的野菜。有一次發現釣魚臺國賓館的牆壁外長了很多灰菜，“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了好些，裝在書包裡。門衛發現，走過來問：‘你幹什麼？’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炸彈。”
故鄉的這些煙火記憶，給他的顛沛旅程許多慰藉，也讓很多背井離鄉的讀者感同身受，那種花開花落的安定感、時光疏忽而過的悵惘，都可能打到你內心柔軟的地方，然後放慢一些腳步。
在家裡最沒地位的老頭兒
兒女們說起汪曾祺，都叫“老頭兒”。連孫輩們也這麼叫。打打鬧鬧，沒有規矩。
有客人去他們家，見到汪曾祺很拘謹，女兒就安慰說：“別怕，他在家裡最沒地位了，我們都欺負他！”
但喝上幾口後，老頭兒也會聲張兩句：“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作為“右派”下放時，汪曾祺被收走了房子，後半生都是蹭妻子單位分的房子住。妻兒因此戲稱他為“寄居蟹”。
早先，他沒有書房，要借女兒的房間寫作。有時靈感來了，但女兒在睡覺，他只好在客廳裡走來走去，憋得滿臉通紅。
孩子們逗他，“老頭兒，又憋什麼蛋了？”
他笑著說：“我要下蛋了，這回下個大蛋！”
汪曾祺一家
老頭兒有顆童心，作為父親時也不例外。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他說。
當年，他的父親汪菊生就是這樣對待子女，和他們一起在田間嬉鬧，放風箏，做西瓜燈。
汪曾祺初戀時，父親還給他出主意怎麼寫情書。看他學會了菸酒，每次就分他一份兒。
平和的家風就這樣續了下來，汪曾祺對兒女們的事，大多也是“聞而不問”，相信他們的選擇，一起分享“家人閒坐，燈火可親”的平凡幸福。
汪曾祺76歲時的全家福
1997年5月16日，77歲的汪曾祺因為消化道出血病逝。他本來覺得自己還可以多寫上幾年。
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哎，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唉！都錯過了
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像掛在樹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乾果
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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