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
第1552期
一次出差下乡，黄昏时分，见一老农开着三轮车，车上装着两头羊和羊草，感到新奇，便上前问：“这么晚了，还把羊运出去卖呐？”
大爷笑着说：“不怕你笑话，我家拆迁后被安置在别的村，但承包田还在七里外的原村，白天骑车去原村种地、放羊，晚上把羊带回安置房过夜，怕小偷晚上偷羊呀。”
他还告诉我：“现在虽住上了农民公寓，居住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添了许多麻烦。
一是种地不便，每天要骑车到原村种地，早出晚归，中午没地方吃饭、休息。
二是晒粮、棉不方便，收获季节，粮食、棉花要运到农民公寓楼下的场地上翻晒，因场地小，家家都要抢场地晒粮食、棉花。
三是贮存粮、棉不方便，农民公寓无附房，车库又小，晒干的粮、棉没有足够的地方贮存。
四是养殖不方便，拆迁前的老住宅独门独院，家前屋后有猪舍、羊圈、鸡窝，还有河塘，既养鱼又养鸭、鹅，六畜兴旺，住上农民公寓，哪还能发展养殖业呀？”
大爷的话实实在在，也让源味君开始留意，那些撤村上楼的农民们，现在究竟过得怎样了。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比较分散，很多地方的土地空置率高、利用率低下，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又面临着建设用地不足的瓶颈。为了更好地利用农村土地，同时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的压力，2008年6月，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应时而生。
这里面涉及到“土地增减挂钩”这个新名词。
具体含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跟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通过增减挂钩可以解决城市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建设用地不足的瓶颈，同时又可以提供农村治理所需的费用，以便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此举一出，便受到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
作为试点区的山东诸城市宣布取消在域内的所有行政村编制，形成208个万人村。而非试点地区也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比如“村改社”“宅基地置换”“城乡统筹”，进行大规模的农民上楼运动，最后全国有20多个省份都卷入到这场运动。
此后10年，“撤村并镇”仍在继续。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
2019年6月5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指出，农村人口向城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通过行政办法和经济激励等措施鼓励空心村剩余人口向中心村转移。
在各地的调研中可以发现，这轰轰烈烈的“人造城镇化”虽看似繁荣，却隐藏着深重的社会隐患。
我们先听一听部分农民的现身说法：
农民甲：我们村就是要拆迁，我家的房子评估了20万，楼房需要26万，也就是说我们住楼房的话，既要自己补齐差价，还要自己装修房屋，车库还要自己花钱买。
然而，我家是四代同堂，一个117平的房子能住的下七八口人吗？总体来看，农村的房子被拆掉之后自己还要再掏出15万左右，感觉对于农村人来说一点都不划算。城里拆迁一套可以赔几套，农民拆迁一套连一套都换不回来！
农民乙：坐标河北石家庄，就在县城四环里也要拆迁，可是自己家的房子花了30多万盖好才住了两三年，村里计划拆迁统一住楼房，楼房还不是自己原来的地方，收到楼房还要重新装修，也是一笔花销，父母现在耕地都被收回，后期靠什么缴费，分配的房子也不是大产权，里外里都亏。
农民丙：坐标安徽省肥西，2017年10月开始所有村庄大面积拆迁的。当时我家是三间砖瓦结构房屋一平方200多元，总算下来才2万多元，统一安置小高层1200元一平方，叫所有人口都去租房住，每个人每个月100元房租费。
2018年年前给了1年半房租费，2019年是按交钥匙给的房租，每个人每个月200元，给了11个月房租，迟交钥匙11个月房租费都没有拿到，到现在安置房都没有开工，国家提倡先安置后拆迁，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安置房才开建呢？
农民丁：江苏苏北某县，按瓦房400/平方、平房500/平方、楼房600/平方赔的，老百姓意见很大，这点钱连工钱都不够。
农村盖房有几家是全款的？基本是家里有一部分钱再向亲戚朋友借或贷款。特别是新房刚竣工不久现在又要拆迁的就麻烦了，老账没还清，赔偿的钱根本不够买房的，又要借钱，等于是旧帐套新帐。
从表面上看，农民上楼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农民都向往城市的生活。但是，为什么上楼运动会遭到农民的抵制呢？
说到底无外乎这些原因：
补偿太少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
这种补偿办法不仅难以准确地反映被征用土地的经济价值，而且无法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使其无法享受市场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设计，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40%到50%，城市政府拿走20%到30%，村级组织留下25%到30%，而
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
田园经济被破坏，生活成本提高
有农民无奈地说：我们是拿农村赚的钱去享受城市的生活，这笔账怎么能算得过来？
原来农民住平房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前后院种点菜，这样农民就不需要买菜了。还可以饲养猪牛羊等牲畜。一年到头，饲养牲畜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样农民被迫上楼，离开了自己的小院时，也就放弃了许多收入。由于重新规划，农田离农民的新居很远，这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农民上楼后陷入了“牲畜没地儿养，农具没地儿放，种地还坐车”的尴尬境地。
与住平房相比，农民住楼房的成本大大提高了。
原来农民在住平房时，喝地下水，冬天用蜂窝煤取暖。用木炭取火做饭，成本都比较低。但是农民一旦搬到楼上，水电暖气都要交费。
而且每年上楼农民还要交几千元的物业费，这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权力寻租问题
霸王硬上弓的城镇化方式，往往会与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些利益阶层剥夺农民利益、圈地圈钱的借口。
在撤村并镇过程中，部分官员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比如，在拆村并居的过程中，村干部获得补偿较高，有的地方的村支书可以免费得到一套新居。这些官员的寻租行为，极大地戕害了农民的利益，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增加农民的福祉，让农民生活得更为自由、轻松，而不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土地，从土地增值中获益。
这应当成为一个基本共识。
“农民被上楼”持续升温，不是个别基层干部“头脑发热”所为，而是有着深层的“利益逻辑 ”和“行为激励”。
先看一个“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实例，就能感受到复杂的“利益链条”所在：
四川省某村，共有411户1434人，总占地面积2294.4亩，其中548.6亩为农村建设用地，人均建设用地255平方米。
通过“农民被上楼”后的“土地整理”，在本地“新建区”占地112.26亩（人均79.4平方米），新增的拆旧复垦耕地263亩。
然后将这263亩“建设用地指标”“拍卖落地 ”到紧靠县城的两个镇。
由此实现“利益链条”的急剧转换升级：
263亩从该村“整理”出来的土地，“落地”于县城周边的“挂钩”土地，在市场上每亩能拍得420万元，总价款11亿。除去各项税费5.6亿元，余得5.4亿元。再减去拆旧建新、征地、安置补偿等费用后，“净收入”达4亿之多。
上述这一公开实例表明，运动式“农民被上楼”的“运转中轴”是“土地”，转换机制则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而参与其中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则“各得其利”。
然而，其后的各种成本和隐患则要“社会”来承担。
首先，县域就业压力持续增大。
“人造城镇化”，一夜之间大量人口集聚城镇或县城，农民原先的房屋被拆除，农户宅基地被一次性补偿后“收回”，农民原来的“农村退路”已被斩断。
如果当地县域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大量集聚后的农民如何就业？
一般来说有以下出路：
一是农民还会种植原来的“承包地”，但造成人、地分离，种植成本增加。
二是农民原来的“承包地”流转给农业大户或农业企业，青壮年农民则到当地企业打工或远赴他乡打工，徘徊于县域城镇，县域就业压力持续增大。
其次，“人造城镇化”后的“农村社区”，内部整合困难重重。
很多问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比如社会保障很难短期内统一解决；新建立的社区居委会作用发挥还需调整；庞大的“新集体经济”运作和监管困难；“拆旧建新”各种各样的补偿问题和后续保障问题大量存在。
再次，房地产开发热已蔓延到县域城镇。
2007年底以来的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的限购政策，已导致大量房地产商转战三四五线城市，而各地县域开展的“农民被上楼”，恰好提供了房地产开发所需的“建设用地”。
所以，县级城市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并已延伸到各个乡镇，很多乡镇的“镇域”也出现不少房地产。
“土地财政”已从一二线城市传递到最基层乡镇，很多县乡政府也已被“土地财政”所绑架。而由此推高的各级房地产价格，则转化为“社会成本”由全体人民来承担，并挤压实体经济和人民幸福指数。
很多时候我们感叹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享受着方便的自来水，天然气的便利；得益于不再自己动手打扫卫生的安逸，但我们却不曾真正的了解那些搬上楼的农民所经历的生活方式大转变。
他们适不适应？他们喜不喜欢？他们是否真的希望改变那份走街串巷的自在感？
而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因为有土地，即使贫困，农民还可以“自给自足”，但失去土地，被“上楼”之后，“物业费”、“清洁费”等接踵而至，本来不富裕的农民可能就变成了贫民。
而同一地区差别化的安置补偿，“你一比一面积补偿，我一人一百平米”，形式上不同对待的差别失落感，只会让农民产生心理上失衡。
老一代农民，恋旧情节严重，有部分老人，就是喜欢独家独院，喜欢有“天井”的生活，有老人对源味君说：“以前吃饭的时候，拿着饭碗走街串巷，现在一个个的防盗门，咋去唠嗑？”
“农民上楼”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源味君认为，不能为了“上楼”而上楼，真的到了需要“农民上楼”的时候，要积极地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真正造福广大农民群众，让农民生活得更为自由、轻松，而不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土地，从土地增值中获益。
这样做不仅需要我们拿出真金白银，更需要拿出对农民的真感情！
农村城镇化与“农民上楼”是两个概念。城镇化，应当像城市的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强行撤村圈地之后，除了农民生活的各种不适，我更担心我们传承几千年的“村居文化”将消失殆尽。失去了“村居文化”，不知我们及子孙后代还能否感到乡村生活的浪漫与美好？
你对“撤村并镇”“农民上楼”有何看法，期待留言！
【参考文献】
①《“农民上楼”：勿以城市思维搞运动式建设》，《人民日报》
②《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排版 | 小抽屉
閱讀更多 農場主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