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2年4月到1963年底，這是海軍發展的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一系列對海軍有重要影響的事情：這其中有軍委檢查團、總政檢查團對海軍工作的檢查並給軍委的報告；有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和海軍黨委二屆三次全會；有軍委向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海軍情況的報告；有林彪關於海軍問題的“三條指示”，也有毛主席對海軍的重要批示和羅瑞卿總長對海軍工作的指示。
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海軍的工作方向，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同其他軍種一樣，把海軍工作做好。”
【前海軍第一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55年中將李作鵬第一人稱回憶（節選）。注：作為第一人稱回憶錄，並不能成為信史。只能是對歷史中過往的當時的時間、地點，人物有個信息採納，而後可做交叉對比印證】
當時，海軍各級黨委和部隊精神面貌的可喜變化，也為日後在海空對美蔣作戰中，取得連戰連捷的巨大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
“文革”結束後，我看了一些瞭解當時情況的海軍黨委常委老同志的回憶錄，對這段海軍的重要歷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不顧歷史真相地說“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鵬被派到海軍奪權”。這是實事求是嗎？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嗎？還是讓史學家和讀者評說去吧！
1962年6月下旬，新華社發佈消息，指出蔣匪幫在美帝國主義唆使和支持下，從年初起，就瘋狂策劃竄犯大陸，並指出全國人民必須做好準備，徹底消滅來犯的敵人。這一情況，我在總參軍訓部工作時已瞭解的比較詳盡，並佈置全軍開展戰備訓練。
臺灣蔣幫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大陸經過三年天災人禍之後，人心浮動，政權動搖，中蘇關係惡化，是反攻大陸的好機會，因此公開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陸”。
當時我們分析，蔣幫力量有限，美國也還不敢直接參加作戰，因此敵人只能是以政治攻勢為主，虛張聲勢。但軍事上可能有三種竄擾形式相配合：第一是小股匪特竄擾；第二是一個團以上兵力的竄擾；第三是一個師以上兵力的竄擾。
為了粉碎敵人竄擾企圖，我們做好了各種情況下的作戰準備，決心來多少殲滅多少，小股來殲滅小股，大股來殲滅大股，來的愈多愈好，送貨上門，求之不得。
海軍部隊是首當其衝的戰鬥在第一線，也正是提高我指揮海軍作戰的良好機會。實戰鍛鍊比和平時期練兵要優越十倍，因此加強海軍戰備工作也是我到海軍首先碰到的一個邊幹邊學的問題。
我對海軍作戰毫無經驗，日本投降後，組織山東部隊渡海去東北，算是我對船和海的初次接觸。解放海南島戰役是我第一次組織海上作戰，但是，用帆船打敵人軍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的東西, 僅停留在書本上，沒有經過實踐考驗。
我要求作戰部門提供了不少相關的參考書，例如《蔣幫海軍手冊》，《敵情參考圖冊》等，仔細閱讀。一方面抓緊時間學習海軍作戰指揮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熟悉並研究敵情。
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隊作戰準備與訓練和戰備工程建設兩大方面。
首先我領導作戰部門研究制定了配合陸、空軍粉碎敵人大、中、小竄擾的各種作戰方案。然後我多次到海防前線實地視察，調整兵力部署，加強實戰訓練與演習，趕修戰備工程，補充戰備物資，進行戰備動員等工作。
作戰方案確定後，重要的是加強有針對性的實戰訓練與演習。
為了加強東南沿海的海空防務，打擊蔣敵空中騷擾和偵察，同時又根據敵空軍的裝備不斷更新，手段不斷變化的特點，我海軍航空兵對殲擊機2師、4師和6師在山東流亭機場、浙江路橋機場和寧波機場的部署進行了重新調整。針對敵機竄犯的戰術特點，從難從嚴地組織了各種技戰術科目的演練。
水面艦艇的戰備訓練主要是各種艦艇的進攻編隊訓練及艦炮對海對空射擊、魚雷攻擊、反潛攻擊、掃雷佈雷等戰術技術訓練。
為防止蔣海軍在臺灣島附近海域和臺灣海峽對我海岸、島嶼及商船、漁船的襲擾，併為我護航艦艇獲取相關的海洋資料，1964年10月13日，總參謀部批覆同意129潛艇到公海訓練。全文如下：“海軍司令部：1964年9月29日司潛字26號報告悉。同意129潛艇按第一方案進行攻海訓練。望細心組織，周密準備，確保安全”。
這次北海艦隊129號潛艇的公海訓練，針對蔣海軍的實戰意義十分重大：
其一，是我海軍潛艇部隊首次離開我領海範圍，遠航公海訓練；
其二，當時裝備的國產“03”型潛艇，續航設計時間為30晝夜，而129號潛艇海上持續活動了42天，對戰時使用要不要作超30晝夜準備，平時要不要按三十晝夜或更長一些時間的訓練做了肯定的答覆；
其三，對艇上人員、機械、通訊、物資消耗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檢驗；
其四，對我預定陣地海域內，航道上往來的船隻，特別是軍用船隻進行了潛望照相。查明瞭臺灣海峽及周邊海域國際航道的寬度、深度等水文資料。
該艇的公海訓練，不僅為我海軍各艦隊的艦艇編隊，在之後的公海訓練和護航、護漁的任務執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收集了大量水文、氣象、航道寬度、深度、島嶼地貌、海水溫度等海洋資料，填補了我軍用海圖上的許多空白。
1965年1月18日，在129號潛艇公海訓練總結報告上，我的批示是：海軍黨委、首長對潛艇部隊一九六四年的訓練是滿意的。
經過海軍上下齊心協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協同，到1964年底，在廣東、福建、浙江、山東沿海，共消滅蔣軍竄擾的武裝匪特20餘股，擊沉擊傷一批特務運輸船和登陸小艇。
1964年6月11日夜間，在山東萊陽地區,海軍航空兵4師飛行員陳根發駕駛米格-15殲擊機，在轟-5石振山機組的配合下，擊落入侵蔣匪P2V-7型偵察機一架。這一仗，參戰部隊克服我機夜航裝備和低空性能明顯落後敵機的劣勢，群策群力，充分發揮“人的因素第一”，不畏困難，發揚我地面雷達引導優勢，採用轟炸機在敵機上方空投照明彈，殲擊機低空目視攻擊的全新戰法，取得勝利。
同年12月18日，航4師10團副團長王鴻喜駕駛殲-6飛機，在浙江溫嶺地區上空擊落美製蔣軍RF-101型偵察機一架，並俘獲飛行員謝翔鶴。此時，王鴻喜剛剛改裝殲-6飛了幾個起落，而對方是獲得蔣軍四枚勳章的王牌少校。參戰部隊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
1964年下半年，美國侵略越南北方不斷升級，戰火日益擴大。美艦和美機不斷侵犯我領海、領空，我南海的安全遭到威脅。
根據軍委指示，我海軍作戰部隊不但要防止蔣匪軍在東南沿海的襲擾，也要抗擊美艦和美機對我南海領海領空的侵犯。
1965年初，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海口機場，並立即進入一級備戰。
3月24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架，竄入我海南島萬寧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中隊長王相一單機起飛攔截，連續開炮，命中美機左翼，美機隨後墜海。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第一次擊落美機。
3月31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架，竄入我海南島陵水、保亭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副大隊長舒積成駕駛殲-6飛機，在地面的正確引導下，一次躍升抵近敵機，僅用二十發炮彈一舉擊落敵機。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舒積成同志戰鬥英雄稱號。
1965年4月9日，航8師24團谷德閤中隊駕駛殲-5飛機，在海南島白沙地區上空，攔截美軍4架當時性能最好的F-4B“鬼怪”式飛機。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在國土上空第一次與美軍飛行員交手。交戰中，我機機動靈活，敢打敢拼，迫使敵機發射“麻雀”型導彈，擊落自己飛機一架，我機全部安全返航。此次戰鬥充分說明，決定戰鬥勝負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武器。
舒積成
8月21日，舒積成再次擊落美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架。
不到半年時間，連續打下三架美軍裝備先進的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沉重打擊了美軍囂張的氣焰。而我航空兵打得勇敢，打得果斷，打得堅決，打得非常漂亮。
1965年5月24日，國防部授予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3中隊先鋒1號艇為“海上先鋒艇”光榮稱號。
8月6日，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及快艇11支隊，在兄弟嶼海區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海戰，經過近四小時激戰，一舉擊沉蔣匪“劍門”、“章江”兩艦。這一仗，是一場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小艇打大艦，以弱勝強的戰鬥，是一場英勇頑強的海上近戰夜戰，更是一場漂亮的海上殲滅戰，是海軍在近幾年來海上作戰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戰鬥結束後，海軍發佈命令，授予護衛艇41大隊611艇“海上英雄艇”稱號，授予快艇11支隊1中隊119艇“英雄快艇”稱號。
在這場海上戰鬥中，護衛艇41大隊611艇機電兵麥賢得，在頭部負重傷的情況下，堅守戰鬥崗位三個多小時，體現了我海軍戰士的大無畏硬骨頭精神。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麥賢得戰鬥英雄稱號。
在戰後的記功評獎中，由於金剛山觀通站掌握敵情準確，報告敵情及時，海軍發佈命令，給予該站雷達分隊記集體一等功。
8月17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八六”海戰有功人員。毛主席稱這次海戰“打得好！”
我代表海軍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彙報的《“八六”海戰的基本經驗》，受到毛主席的好評。毛主席不僅仔細地審閱，還在很多地方劃了著重線，有的地方劃了雙道。
9月20日，美F一104C型戰鬥機一架，侵入我海南島西部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大隊長高翔及黃鳳生當即起飛戰機迎戰，一舉擊落敵機，並生俘美上尉飛行員史密斯。此戰中，高翔發揚我軍敢於近戰，敢於空中“拚刺刀”的精神，抵近敵機到291米開火，直打到距敵機39米才脫離，打得美機凌空爆炸，敵機碎片將我機擊傷，可見兩機的距離之近。史密斯被俘後說：“這麼近的距離開炮，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擊落敵機後，高翔又駕駛受傷的飛機安全返航。
這次勝利，粉碎了美軍吹噓的“海上空中優勢”。戰後，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參戰有功人員。
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不到一年的時間，共擊落美機四架、擊傷一架，是一支政治思想、戰鬥作風、軍事技術都過硬的部隊。10月，海軍黨委決定樹立該師為海軍標兵單位，號召海軍各部隊向航4師學習。12月，國防部授予該師10團“海空雄鷹團”稱號。
11月14日，我海軍福建基地護衛艇第29大隊、31大隊的高速護衛艇六艘和快艇6支隊第31大隊的魚雷艇六艘，於福建祟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匪“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取得海上作戰的又一重大勝利。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張逸民等參戰有功人員。不久，國防部授予護衛艇29大隊588艇“海上猛虎艇”光榮稱號。
1965年是海空對敵作戰捷報頻傳的一年。全年兩次海戰，四次空戰全殲入侵之敵，打了六場漂亮仗。是我海軍艦艇部隊、航空兵部隊成立以來，對敵作戰取得最輝煌勝利的一年。這不僅是參戰部隊的光榮，也是全海軍的驕傲。黨、政、軍、民皆大歡喜。我作為海軍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當然更加高興。但在實戰中，並不是毫無失誤的。無論海戰、空戰，失誤和錯過戰機的情況是有的。例如有一次，敵人兩艘中型艦竄到沙埕外海，我幾艘護衛艇勇敢迎戰，一頓猛打，當即擊傷一艘，另一艘見勢不妙，掉頭逃竄。被擊傷那艘敵艦已失去機動能力，漂泊頑抗，我護衛艇因火炮口徑小，無法將其擊沉。當時東海艦隊有一艘大型護衛艦在附近，這條艦裝備有大口徑火炮，如果及時加入戰鬥補上幾炮，就可以將敵艦擊沉。但沒有這樣行動，結果敵艦經過一段時間搶修，仍然逃走了。至於與入侵敵機的空戰，更是幾分鐘、幾秒鐘就決定勝負的。我機未能及時起飛，或在空中待機位置不當，都易喪失擊落敵機的戰機。但打一仗，總結吸收一次經驗教訓，就可以不斷提高部隊作戰能力，越打越聰明, 越打辦法越多。
我到海軍後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戰備工程建設。
海防戰備工程的修建是一個複雜的工程，它的內容包括軍港碼頭建設工程，各種艦艇停泊補給工程，飛機一線二線機場建設工程，空防、海防、陸防相結合的海岸防禦工程，對海對空雷達工程、通訊網工程，艦艇、飛機維修工程，師以上部隊陸上指揮所工程，後勤油料、彈藥、物資器材倉庫工程，部隊營房建設工程等等。
建設這些工程，涉及海防前線戰略和戰術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既要能夠應付當前對敵鬥爭的需要，又要能夠應付今後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既要高度分散，以防原子彈襲擊，又要加強機動能力，以保證部隊適時集中；既要以基地建設為主，又要建設地下洞庫和深水泊位；既要全面規劃，又要分先後、有步驟地進行；既要加強主要方向的工程，又不能忽視次要方向的工程；既要有足夠的數量，更要有堅固實用的質量；既要研究現實情況的需要，又要考慮財力、物力、人力的可能。我將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提高部隊戰鬥力、建設現代化海防工程之中。
為此，我每年中都用相當的時間在沿海各地反覆勘察定點，確定規模和要求。在施工現場反覆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反覆調整財力、物力和人力。到海軍的前三年中，我曾兩次帶領有關人員翻山越嶺，乘風破浪，北從鴨綠江口，南到中越邊界的防城，沿海岸線和長山列島、舟山群島、海南島等大島嶼進行全面的戰備工程視察，每次行程上萬裡。每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基層、在海島、在深山、在工地。幾年來，碼頭、機場、岸炮陣地、雷達通訊、洞庫等重點海防工程建設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可喜的成果。
當時，陸續開工建設了一批陸上指揮所、長波臺、觀通站和導航站等工程，其中，長波臺建設的深遠意義尤為突出。
長波臺是使用長波波段發射信號的臺站，是岸上指揮所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實施指揮的重要通信設施。
50年代，我國政府曾與前蘇聯政府達成援助建設意向，但赫魯曉夫卻利用此事提出搞“聯合艦隊”和“共同使用長波臺”的無理要求，遭到我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為此，蘇聯放棄了對我的援助。60年代初，中央決定，自行研製和建設長波臺。這不僅是我海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能否走向太平洋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到政治上獨立與國家自強的問題。當時長波臺的建設時期，正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工程建設困難重重，不僅有種種技術難題，而且施工部隊的物質生活也十分艱苦。我多次到施工工地視察，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協調解決問題。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1965年8月建成我海軍第一座大功率長波臺。
當時就有人稱我是“不突出政治”的日頭、人頭、石頭的“三頭”副司令。什麼是日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每年施工時間不應少於240天。什麼是人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必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員參加施工。什麼是石頭呢？就是對施工部隊的工程進度按定額石方標準檢查。工程進度快，工程質量好的施工部隊，我就現場表揚，反之我就批評。
這算不算不突出政治呢？當時流行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即為了“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與軍事訓練，戰備工程相對立、相割裂。不瞭解“突出政治”的真正意義，既是為了促進部隊思想革命化，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又是為了促進部隊戰鬥化，有力地推動部隊軍事訓練和國防建設等各項工作的健康的、全面的發展，保證部隊招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全殲入侵之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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