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3 当代建筑思辨丨超高层建筑的创作力与产品力

高层建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让建筑空间沿着高度向上发展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大愿望，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追求就永远不会停止。

从城市规划以及基于金融资本的地产开发规律上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均引发对于城市高密度、机动性、集聚性的重新布局，这一系列变化和进程中，建筑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在当代的都市空间，恐怕没有一种建筑类型能像超高层建筑那样激发人类的兴奋和想象，它们一次又一次刷新着城市的天际线，一遍又一遍改写着城市地标的格局。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高层建筑发生的袭击和倒塌事件，显然没有对亚洲城市建造高层建筑的热情产生丝毫动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亚洲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人口的集聚、经济的蓬勃，使得世界高层建筑的重心完全转移至此。

深圳江苏大厦

（于CCDI1997年设计，是对中国文化符号的简约回应）

在世界范围内看，尽管早在1870年代，美国第一轮城市化从起步走向繁盛之时，建筑领域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了以高层建筑作为都市主流建筑物的设想，但实际上直到1894年之前，除了不具备连续逐层功能塔桅结构，例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地球上并没有任何一座日常使用的建筑物高度超过100米。而在1894这一年，美国纽约的一座保险大厦达到106米的高度，成为当年世界最高的建筑物。随后的20年里，曼哈顿就像安装了竖向发动机一样，把世界最高建筑的高度不断推升，在这片小岛上，曾经荣登全球第一高度宝座的著名建筑有Woolworth Building（241m，57F，1913）、Chrysler Building（319m，77F，1930）以及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381m，102F，1931年），在它建成后长达4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高楼的席位，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纽约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417m）和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442m）先后夺冠。而在1998年之后，世界最高楼的席位就再也没有回到过纽约，而是在亚洲轮席至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Petronas Tower（452m，1998）、台北101大厦（508m，2004）、迪拜Burj Khalifa（828m，2010）先后领衔着“世界最高”，并极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被同样身处亚洲的更高的建筑所超越。

深圳华润中心

（CRTKL+CCDI联合设计，由四座超高层建筑组成，是中国第一个成熟的城市综合体实例）

而在中国大陆，高层建筑物的发展依然有着戏剧性的起伏和波折。如果一定要追溯到古代的记载，中国据说曾在公元516年就建造过高达136米的洛阳永宁寺塔，不幸的是该塔只存在了十多年就倒塌了，并没有充足的实物证据。到了近代，中国上海的摩登都市其实没有比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太远。上海国际饭店（83m，24F，1934）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虽然在世界范围看这个高度并不出众，但由于战争和中国封闭政策对经济环境的巨大制约，使得中国的建设停滞了40多年，才把最高建筑的高度略微突破了二十多米。在新中国，广州白云宾馆（108m，34F，1976）和南京金陵饭店（110m，37F，1983）先后成为中国第一高楼。三年之后，深圳国贸大厦（155m，50F，1986）将“中国高度”转移到了南方，随后，广东国际大厦（200m，63F，1992）、深圳地王大厦（324m，69F，1996）、广州中信广场（390m，80F，1997）这几座塔楼在广深两地轮流坐庄，均短暂地引领了全国第一的席位，直到上海金茂大厦（420m，88F，1999）的建成。从此以后，“中国高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准确得说，是没有离开过距离金茂仅200米的贴身范围，同样地处陆家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m，101F，2008）和上海中心（636m，119F，2016）不断刷写中国的高度，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未曾在任何时刻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CCDI与KPF合作完成）

平安金融中心的入口大堂

在过去和未来，如何理解高层建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来寻找答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都市的格局，只是在近代的发展存在一些停滞。从宏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步所呼唤的城市和区域对于建立自身标识的意愿显得愈发强烈，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意愿被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制，没来得及释放。而步入21世纪之后，投资环境、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建筑设计和建造的技术都得到了与世界水准的同步化，至少是不断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准。即使在微观上观察，生活在高层建筑里、在高层建筑里工作、出行下榻于高层酒店可以帮助中国市民快速地建立起在现代城市定居的空间自信，并且比起分散在郊区，在空间资源和生活资源的使用上都更合理、更高效。这个情况非常贴近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言：如果你真心热爱自然，就远离瓦尔登湖，到城市中去定居。在那里，高层建筑、公共交通、公共资源的集聚，会使得人均碳排放量要远远低于农村或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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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铁（而不是飞机）解决了十多亿中国人口的日常迁徙问题，高层建筑（而不是低密度社区）也正在解决十多亿中国人口的日常空间问题，这是不可替代的趋势。

从设计思维到产品思维
面向中国城市环境的整体提升

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规定：建筑高度超过100m时，不论住宅及公共建筑均为超高层建筑。这个限定显得有些保守，但却是中国高层建筑在历史上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写照。今日看来，100米仅仅是超高层建筑微不足道的起点。时至今日，中国至少有3000座建筑的高度超过了100米。对于更高的高度，在2000年时，世界上超过300米高度的摩天大楼26座（其中只有3幢位于中国大陆地区），而在可以预测的2020年，世界上至少有200座这个规模的超高层建筑，其中约有一半在中国。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认为：高层建筑正在形成中国城市环境的整体主流风貌

鹏瑞深圳湾壹号

（由CCDI与KPF合作设计，拥有“世界最高的音乐厅”认证）

这个目标与CCDI在过去15年以来在体育建筑领域取得的成就非常相似。在2003年CCDI+PTW+ARUP联合中标北京奥运会“国家游泳中心”时，我们的建筑师对于体育设施的理解还局限在文化意向、特殊的材料和结构形式方面。而在这个项目之后，公司集聚团队优势在参加多个大型体育设施的竞赛时，发现客户更为需要的是建筑师如何对巨型场馆的消防安全设计、赛后运营策略、看台场地的视线分析、钢结构总装优化等等关键技术环节给予充分的研究和定制，而不仅仅是“艺术和空间体验的创作”。CCDI立即成立体育事业部，指派专家定向研究，并与多所高校建立产学研课题，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初步奠定了这个领域的产品化领先。客户购买悉地的“体育建筑设计”，会获得方案图纸之外的一系列技术策略，极大地增强了项目成功的可靠度。在2009-2014这五年里，运用同样的产品思维，CCDI在轨道交通领域也快速从零起点做到了全国领先，赢得了数十座大型铁路客站的设计业务直到竣工交付。

徐州苏宁彭城广场

（CCDI与Aedas合作设计，成为这座城市最高的地标建筑）

提到产品思维，以项目制服务的设计院大多感到比较陌生。但如果把“产品”理解为“高品质+可复制”的技术能力，我们交付的设计服务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产品，而且项目越是复杂，对产品能力的要求越高。就像通常来说汽车比自行车的产品力更强，超高层建筑比起一般的小体量建筑设计，技术属性更加复杂，也更值得用“产品思维”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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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建筑的幕墙、核心筒的结构与机电的一体化设计、垂直交通的设计、抗风抗震的结构计算、与城市交通站点的TOD效应、高层建筑功能的复合化、高层建筑顶部空间的研究……这一系列课题，构成了CCDI在这一产品领域的技术积累。公司将具体实施的设计项目定义为PA系列编号，而将不直接实施但具备研发效益的项目定义为PB系列编号，并由集团总部的研究团队和公共建筑事业部的团队进行联合管控。2008-2018年间，公司大约设立了20多个与高层建筑或都市高密度环境相关的PB课题，其中大部分都获得了解题报告，解决了一线建筑师对技术积累的共性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创作的个性化”与“产品的共性化”之间的矛盾，增加CCDI为客户交付超高层建筑设计时的综合水准和可靠度。

悉地在超高层建筑领域的实践历程

如果说中国直到1970年代建筑高度才真正进入百米以上，40多年来的历程中，CCDI在超高层领域的实践其实占据了这个时间轴的一大半，“创作并陪伴”着整个中国进入高层高密度的城市化时代。

至今为止，这个历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1997-2005，高层建筑以类型学为基础开展多样化实践（类型学时期）。

尽管在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建筑界对于高层建筑复合功能的开展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论基础，但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师依然还是将高层建筑理解为一个建筑类型，并且大多以单一的办公建筑功能为主，辅以裙房部分的少量商业空间。大部分高层建筑与城市空间并没有足够细腻的联系，业主和建筑师追求的是建筑形态本身的象征意义，以及快速实现经济技术指标的可能性。

所幸的是，深圳作为特区，经济高速发展与土地面积限制的矛盾，使得这里成为中国高层建筑最早的“试验地”。CCDI在创业的第3年，就开始有机会设计200米高的地标项目，深圳福田区的江苏大厦（208m，53F，1997-2001），进而为这个类型学的实践奠定了极高的“起点”。

CCDI也是国内最早意识到高层建筑绝非单靠建筑专业就能实现领先地位的设计机构之一，利用2000年前后多次高层建筑的实践机会，公司在结构和机电工程快速进行招募，获得了专业人才和技术能力的宝贵积累。

在设计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上，这个时期CCDI的建筑师还是以借鉴了西方建筑曾经或正在流行的形式为主，从致敬新古典主义的丰立大厦（105m，26F，1999-2003）、回应密斯式的现代主义的地铁大厦（152m，35F，2002-2006）、追求幕墙精致构件的典雅主义的凤凰大厦（110m，29F，2002-2006）和联通大厦等等，均有不俗的尝试。在江苏大厦等及其个别的案例中，CCDI说服业主接受对中国传统形式的高层化，这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探索意义的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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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2005-2012国际合作与原创设计探索并进（地标化时期）

这个时期CCDI在高层建筑的设计领域最大的观念变化，在于从本土视野提升到国际维度来思考高层建筑的设计。既然中国的现代建筑起步已晚，学习和引进国际一流的设计，是不可回避的“补课行为”。自从SOM和KPF等国际顶级的事务所连续中标中国作品之后，大量的国际顶级的设计公司进入中国，急需本土合作的设计机构。CCDI立即调整战略，将配合国际事务所的“当地设计院”角色做到极致，并从中学习和提升有关高层建筑的一切设计方法。

CCDI在这几年与境外事务所合作成功的著名案例有：与Leo A Daly合作设计的卓越皇岗中心（279m，62F，2006-2011），与CRTKL合作设计的深圳华润中心君悦酒店（193m，38F，2005-2010），与KPF合作设计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593m，115F，2008-2017）、与Aedas合作设计的徐州苏宁中心（266m，62F，2010-2016）、与SOM合作设计的福州升龙大厦（249m，53F，2012-2020）、与Zaha Hadid合作设计的望京SOHO（200m，45F，2010-2015）等等，这一批建筑作品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缺乏想象力的天际线。

北京望京SOHO

（CCDI与Zaha Hadid事务所合作设计）

福州升龙环球大厦

也是在这个时期，CCDI凭借十年积累的大量业绩，也凭借境外事务所的合作口碑，从深圳走向全国开展超高层建筑设计，在上海、天津、北京、成都、厦门、徐州、南宁、合肥、三亚、南通等多地赢得了项目机会，甚至开始走出国门拓展高层建筑的设计业务，例如著名的多哈塔（205m，44F，2005-2010）。

多哈塔

(为CCDI第一次在海外进行的超高层设计实践)

同时，大约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CCDI形成了设计集团的企业格局，以此为背景，通过成立多个工作室的形式，扶持中国青年建筑师提升高层建筑创作能力，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CCDI原创工作室的设计哲学和技术取向，不再借鉴西方既有的形式，而是探索与中国国情和地理特征相适宜的解决方案。其中表现卓越的有：东西影工作室设计的腾讯大厦（174m，39F，2006-2010）和百度大厦（182m，42F，2011-2017）、境工作室设计的中铁西南总部（170m，36F，2011-2016）、21工作室设计的湛江财富汇（196m，45F，2012-2017）和中虹总部大厦、墨照工作室设计的香港停车塔概念方案（180m，2011）等等。这些工作室的主创建筑师在主持这些超高层建筑设计时都仅仅30岁左右，这从整个行业平均水平看，已是非常超前的职业成长经历。如今，伴随着这些建筑的落成，这批工作室的主创建筑师逐渐步入40岁的人生阶梯，团队规模和技术储备也有了长足的增加，成为CCDI高层建筑领域最重要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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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2012-2018，重新反思高层建筑的城市性与关联性（复合化时期）

在为中国几十座城市贡献了“高度地标”之后，CCDI开始思考的问题是：高层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是否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对中国的超高层建筑而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回顾为“地标化”的十年，第二个十年则可以理解为“复合化”的十年。这个阶段，大量的城市化综合体以多功能相互连接的方式，主导了城市节点空间的开发。高层建筑也不局限与最常见的办公和酒店模式，而是与城市交通、居住、商业的结合更为紧密，在高密度的前提下提供了步行空间范围内更加多样化的体验。当然，这也意味着建筑设计的复杂程度更高，对设计公司的“产品力”其实是更大的挑战。

深圳航天大厦

这个时期的一些高层建筑往往伴随更大的开发体量，总建筑面积常常在40万平米以上，迫使我们再次反思高层建筑与城市的相互作用，从更多元的维度来研究高层建筑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而在建筑形式上，则呈现更为收敛、稳定的特质，建筑形态更加简约，同时具备更开放的城市界面。在这些方面最为典型的设计实例是CCDI的REAL工作室主持设计的壹方中心，一座当时全国最大体量的城市综合体，规模高达88万平方米，由10座超高层和复杂的商业空间组成。为了将城市功能引入综合体内部，建筑师提出了“复合动线”的设计策略，重点加强了Mall外空间对城市社区的牵引作用，并重点考虑了超高层住宅对城市环境和消费活力的贡献。出于这些实践的突破，该项目获得了2019年CTBUH（世界高层建筑学会）的人居环境杰出奖。

深圳壹方中心

（开创了超大规模的人居型都市综合体社区典范）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CCDI设计的百度大厦双塔在这个时期全部竣工落成。这座建筑开创了将日常空间垂直地引入互联网科技型办公环境的先驱，建筑形态并不夸张，但开放而连续的空中阶梯在城市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建筑师来帮助百度找到文化层面的“关键信息”，用古诗与二进制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手法是一种巧妙的转译，隐藏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建筑表皮之下，使其世界上唯一用超高层建筑形式，带有中国文化内涵，实现灵活多样的工作空间组织方式的科技办公建筑，该项目也获得了2019年CTBUH（世界高层建筑学会）的高层建筑杰出奖。

学术研究与未来展望

人类社会即将步入21世纪的第3个十年，科技的变化逐年加快，使得我们对身处的环境出现了担忧和焦虑。时装、手机、汽车品牌每年都在推陈出新，而高层建筑是百年大计，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时尚一样轻易迭代，如果没有十年以上的观察周期，我们很难对风格、技术、观念上的变化加以定论。

斯里兰卡 KRRISH商业中心

斯里兰卡 KRRISH商业中心

（近地界面保持了亚洲热带传统的街巷体验）

CCDI在过去的五年中加强了与CTBUH（世界高层建筑学会）的紧密合作，成为中国设计机构中为数不多的顶级会员，并且是CTBUH亚洲办公室的联合发起机构之一。公司派驻了研究总监与学会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从学生竞赛的评估、学术期刊的投稿、重要的专题论坛和出版物，以及学术会议和奖项的参与。这些投入的积累，使得世界的舞台开始关注到CCDI：一家中国本土的设计机构，从学习和借鉴西方建筑的设计模数，到反过来介入和影响高层建筑在国际上的观念，可以说是不小的突破。

厦门海峡中心

（CCDI原创设计的第一座复杂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包括一座1500座的大剧场）

厦门海峡中心的高层建筑立面通过锯齿形幕墙来抵抗百年一遇的台风

在过去二十年中，CCDI大约有40篇有关高层建筑的学术论文在行业重要期刊发表，主要是在建筑和结构两个专业。这些学术成果也确立了公司的专业敏感度和对设计实践不断反思的立场。

近十年来，超高层建筑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学科的结构工程和机电工程的技术延展，表现为更为精密的计算软件以及针对风和地震荷载的结构分析方法和隔震措施，也表现更为复杂的设备系统应用，以及由此而生的大量生态可持续的技术可能性；二是建筑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始在垂直向度上追求更多的自由，塑形、旋转、扭曲、倾斜、裂变等动态创意语言，在新一代设计软件的应用下，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实现，也为建筑的标志性和功能扩展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持。

建设中的青岛海天中心

由于超高层建筑有着上述两方面的技术壁垒，行业内对超高层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技术层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只有在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才有可能出现建造超高层的动机——“都市属性”才是高层建筑最本原的起点。超高层建筑往上看（改变天际线）的同时，也值得往下看，看看它与城市环境的融合程度，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超高层建筑的功能过去多以工作空间为主体，并与城市生活保持着矜持的距离。而在今日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超高层建筑开始在商业、办公、酒店等传统功能设置模式外融入居住和休闲娱乐功能，形成集工作与生活为一体的混合发展模式——这是对城市新聚居模式的尝试，也是基于高层建筑都市语境的思考。针对对于中国的人口和城市化现状，我们也呼唤进一步研究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类功能在超高层建筑中的配置。

青岛海天中心效果图

概括来说，未来十年内，CCDI对超高层建筑的产品研究将继续立足五个方面：重点研究高层建筑近地界面的城市化空间；重点研究高层建筑作为人居的功能特征；重点研究高层建筑的竖向和横向交通体系；重点研究高层建筑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体化设计；重点研究超高层建筑的经济与社会价值的评估等等。这些思考代表这一家成熟的大型设计机构从“创作思维”出发，迈向“产品思维”的过程，也是促进中国城市整体环境品质提升的必要途径。

关于CCDI：

CCDI悉地国际创立于1994年，是在世界城市建设和开发领域从事综合专业服务的大型工程实践咨询机构，其业务涵盖广泛的行业与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们拥有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悉尼、纽约、青岛、苏州等区域公司，建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络。

朱翌友：CCDI集团总建筑师

艾侠：CCDI集团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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