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云胜 陈星
曾任合肥轴承厂厂办主任的王学华细细数来：“从金寨路望过来，望江路上第一家是叉车厂，第二家是锻压厂，第三家就是我们的轴承厂......”
如今的“轴承厂”只停留在望江西路公交车的站牌上，而轴承厂老宿舍区退休老人们关于轴承厂的记忆却绵延不绝。
轴承厂在望江路上只遗留下两处员工宿舍区，是“58系”（1958年参加工作的第一批工人）老员工们的家。几名退休老人坐在小区的老年活动室聊天，回忆起过往的岁月。
1958年6月，轴承厂已经处于筹备之中，第一批轴承厂员工于7月份从上海来到合肥。
“我在学校念书，横幅就是‘支援安徽建设’，轴承厂当时组织了一批人来上海各个学校里招工，所以我们轴承厂上海人特别多。”
今年77岁的蒋韵珠老人就是轴承厂的元老级员工，当时，年仅16岁的蒋韵珠既单纯又好奇，跟着同学一起报了名，光荣榜下来后就乘着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合肥工人文化宫，与同校的十几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轴承厂。
那时的望江路远不如今天繁华，环境也不咋地。袁玉珍比蒋韵珠大两岁，她们在轴承厂相识，如今已过六十多年。说起当时的条件，袁玉珍戏称道：“安徽安徽都是灰。”
初来时，呈现在这群上海小姑娘面前的是泥泞的路面、广阔的农田以及即将成为厂房区的坟堆地。
“我们自己建厂，造砖头、抬砖头，自己种树，自己修路，一切都是自己来。”
袁玉珍和同事们就住在木工房里，外面是男同志，里头是女同志。
多少年过去，曾经的木工房连同厂房一起烟消云散。“我们是把厂建起来的第一批人，是元老，现在厂也没有了、搬走了，不是我们的了......”袁玉珍的语气似回想又似留恋。
厂房没建成时，所有员工都要外调进行培训。这些老人分别去了不同的省份和城市，有的奔赴上海学习，有的前往大连......
当时全国已有不少轴承厂，享誉盛名的三家分别是：瓦房店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和洛阳轴承厂。王学华去了1938年建立的瓦房店轴承厂，也是全国最大的轴承生产基地。
袁玉珍在上海待了8个月，学习的是车工。但回来后并没有从事机床生产，而是在厂区的工会中担任广播员。蒋韵珠夸赞她当年普通话讲的好，声音也好听。
睡梦中的厂房每天都被广播唤醒，袁玉珍会放歌曲喊大家起床，随后就广播报纸。
“大会战的时候要下厂房采访，采访之后就要‘放卫星’！”
袁玉珍解释什么叫放卫星，“哪个人生产的套圈多，就叫放卫星，这个人出了20个，另一个出了25个不就放卫星了嘛！”
这是生产者的热情，大家都有上进心。袁玉珍补充道：“那时候干活是热火朝天，特别忘我的，你干的多，我比你干的还要多。礼拜天要抬砖头，厂长和我们一起抬，本来一趟20块，你加一块我还要加，厂长还要加两块，这就叫你追我赶！”
大家年纪相仿，都是从学校初入社会的年纪，豆蔻似的年华、青葱般的岁月都揉碎到一天天的生产热情中去了。
蒋韵珠的年龄较小，厂里曾考虑让她重回上海。她没有贸然回家，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询问自己的父亲。作为党员和全国的先进工作者，她的父亲劝她莫回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既然来了，就不要当逃兵。
蒋韵珠最初在检查科做检查员。轴承生产分为四个部分：内圈、外圈、钢球和铆钉。检查员检查钢球是否合格，最原始的筛选办法就是在铁皮上凿出符合规格的圆洞，钢球滚在上面，能够穿过圆洞的即为合格品。虽然是最简陋的设施，但要有最严格的要求，不合格的一律返工重新锻造。
度过最艰难的时光，轴承厂员工们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座座厂房矗立，宿舍楼也一一建好。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员工搬进了新楼房。同时，合肥轴承厂的名气也打响了。
“最鼎盛的时期是70至80年代，合肥轴承厂是安徽第一家做出口生意的。”
袁玉珍和蒋韵珠都很骄傲，这是大家伙儿一起打下的“江山”。
现已退休的王学华当年是大学生出身，在成为厂办主任之前，也曾是检查科的科长，他介绍说：“轴承厂初期只有四五百名员工，最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人。”
王学华自1958年入厂，一直到1999年才退休。他亲身经历着轴承厂从一穷二白到兴盛鼎立、又从强盛转而沉寂的三个时期。1992年是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的发端，王学华说：“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人有这方面的专长，给合适的人，让他们有效利用继而富裕起来。”
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当年的姑娘小伙子如今都已步入暮年，多年的老同事在活动室谈谈心、打打牌。许多邻居都是同一个厂里的，闲话家常的时候能牵扯出许多故人和往事来。
袁玉珍老人指着小区外的望江西路说：“这边变化好大，现在这边交通很方便的，轴承厂的公交站牌就在那边。”
袁玉珍当年作为广播员，礼拜六要给大家放电影。从工人文化宫骑着三轮车出来，望江路不像现在这样平整，下坡的时候车没有刹好，整个人就从车上灌下来。
袁奶奶和蒋奶奶两个人同时笑着发出了声：原来那个路就是一坡上去一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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