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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女排的历史上，曾经的主教练栗晓峰是个极易被遗忘、忽略的悲情人物，在他带队的21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女排曾跌落至历史最低谷。他和管理层、他和队员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个说不清的话题。排球星空特发此文，让我们回顾中国女排那段多事之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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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这个摊子，栗晓峰确实想有所作为。
主教练是一个队的灵魂，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威，令行禁止，言出行随。这是他执教八一女排15年，把这支队员条件并不特别优越的队伍训练成一支排坛劲旅的重要原因。
在八一队，他以严厉著称。队员训练不到位，他发起火来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气急了还拿球砸队员。但那时上下左右团结，他的这种做法就被视为“严格治军”，并没有受到过指责。
来到国家女排，栗晓峰也期望有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为此，他改善了姑娘们的生活和休息环境，以增强队伍的集体意识与凝聚力；对副手的选择，也是基于同一个想法：把女排训练成一支能征善战，上下一心的精锐之旅！
3月16日，粟晓峰在拉出了上报国际排联的大名单后，又与周晓兰和中国排协副主席王志强一起，列出了国内年富力强的教练名单，最后选中了四川女排主教练李秋江，理由是：李秋江为人正直，观察力敏锐，思路清楚，训练细腻；而且很好合作。
（周晓兰）
李秋江果然不负重托，可是栗晓峰没有想到，球队以外的干扰从一开始组队就如影随形。 那是组队后的第一次汇报会，训练局、球类司的有关领导都在场。排协的一位负责人沉着脸走进会议室，“哗啦”一声拉出椅子坐下，把水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冲着栗晓峰责问道： “你是怎么说的啊，小栗！”
栗晓峰不知道他气从何来，一时不知以何作答。 这位负责人喝了一口水，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怎么能对那些离队的队员说，是上一任教练放他们回去的？” 栗晓峰这才恍然大悟。 他组队时重新调整了阵容，在和四川队的一个队员谈话时，栗晓峰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大适合留在国家队，你的位置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选。” 胡进在组队时，也拟放这个队员回省队，栗晓峰上报国际排联的名单中也未将她列入，所以栗晓峰又补充了一句：“胡进教练和我都有这种考虑，希望你回到省队后好好打！”
这本来是极为正常的工作调度，把责任推给上届教练，在一名已离队的队员面前买好，不是栗晓峰的风格。况且，如果这名队员为国家队听需要，栗晓峰能因为胡进没用自己也就不用吗？ 于是栗晓峰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 “我大官儿没当过，小官几倒也当过几年。我再蠢也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吧？”
事后栗晓峰了解到，那次训练局的某领导请女排队员吃饭时，这位姑娘也在座，她发些牢骚本可以理解，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名主管领导，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地向排协领导汇报？而且随意将事实夸大！ 见栗晓峰否认，这位领导气消了一些，他端起茶杯，吹吹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说： “小栗啊，作为主教练，说话一定要讲究方式嘛！” 栗晓峰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然后张口嘴，仿佛要让心中的闷随着烟雾一起吐出。 他没有想到，上任伊始，就兜头挨了一顿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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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航空港。 一架大型的波音747飞机在跑道上平稳地滑行。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机头抬起，机身如脱缰烈马，倏地脱离跑道，呼啸着插入蓝天。 1993年7月20日，栗晓峰率中国女排移师上海，第七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将在这里拉开战幕。届时，将有14支女排劲旅展开激烈的争夺，冠军获得者将代表亚洲参加1994年在巴西举行的世界女排锦标赛。
中国女排是上届冠军获得者。
这也是罩在女排头上的最后一只光环了。如果出师不利，连进入世锦赛的资格都可能丧失。 而在这之前，中国女排同几支亚洲强队交手时战绩并不理想。在5月份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上两负韩国队，四川绵阳四国女排赛中又败给日本队。由于苏联的解体，这次锦标赛首次吸收了前苏联国内联赛亚军哈萨克斯坦等中亚球队加盟，为中国女排卫冕又横添障碍。
栗晓峰不敢说卫冕万无一失，但也充满了信心。 此时，这位新任教头虽然称不上威风八面，但后院尚未失火。排协领导尽管听信了一些汇报，对粟晓峰略有微词，但对他还是支持的。 顶头上司周晓兰的态度也很明朗： 5月份举行的女排大奖赛上，栗晓峰因为刚刚接手，使用队员上有顾虑，担任团长的周晓兰是排坛宿将，一眼看出了问题，问： “你临场指挥为什么老是换上换下？苏立群打得挺好的，怎么又把王怡换上去？”
栗晓峰把王怡换下来基于两层考虑：一是王怡虽然条件不错，但当时技术并不全面，不能很好贯彻教练意图。同时，她训练中也表现出一种懒散和傲气，好像主力位置非她莫属。他想杀杀王怡的傲气，因为这种心态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会造成影响，但他又不时把王怡换上去则是有自己的顾虑：苏立群场上发挥得虽然不错，也是胡进任教练时就启用的老队员，但毕竟是八一队送到国家队的，他作为以前的八一队教头，要“避嫌”；同时，他也怕王怡对自已被换下场心里不通，与教练造成对立情绪。毕竟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队员，以后还要用她。
他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周晓兰爽快地说： “你是国家队教练，不要顾虑那么多。” 那次大奖赛打了第二，和上下一致不无关系。 这次亚锦赛，栗晓峰做了充分准备。赛前，他请了天津体育学院一群老教授搞了专门课题，根据大奖赛二负韩国，四国赛一负日本所遇到的情况，搞了一本心理测试题，输在了什么地方？是技术，意志，还是心理素质？逐条填写，一天一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训练，因为栗晓峰认为：中国队比韩国队技术上应该说略胜一筹，只是心理素质我们不如韩国。
在技战术上，栗晓峰也准备了细致的方案。 半决赛中与韩国队狭路相逢，中国姑娘因为心理准备比较充分，又克一城。 决赛中，中国姑娘与“东洋魔女”对垒。 中国队亮出了经过几个月的比赛训练调试出的最佳阵容：副攻手赖亚文、王怡，主攻手潘文利、孙玥，接应二传崔咏梅。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比赛。
对韩国比赛时，中国队首局失利，出于战术的需要，栗晓峰将两名主攻手的位置作了调整，效果颇佳。观看比赛的日本队主教练米田一典看在眼中，回到队里便让队内陪主力阵容训练的B组队员，佩戴上中国队主力队员的号码，按照中国队调整过的位置站位，模仿中国队的打法进行针对性训练。
一名观看训练的中国记者把信息通报了栗晓峰。 栗晓峰和副教练李秋江急忙商量对策：31日晚就要同日本队决赛，究竟是采取原来的阵式还是采取对韩国队比赛时第2局以后的阵式？两人冥思苦想，一直推敲至深夜，光是烟蒂就塞满了整整两个烟灰缸。最后，栗晓峰一拍大腿，道： “秋江，我看潘文利与孙玥的位置需要对调，马芳和崔咏梅的位置也要对调！” 李秋江略一沉思，拍手称妙：“对，这样日本队的战术就要受制于我们的高拦网！”
为了不打草惊蛇，中国队直到31日早晨才将队伍拉到练习馆，按照这个新的站位阵式，让替补队员穿上日本主力队员的号码衣，模仿日本队的打法进行针对性演练，效果果然极佳。这时即便米田一典知道也无计可施了，因为距正式比赛不过还有几个小时。 果然，晚上决战时中国队的阵容刚一亮出，坐在教练席上的米田一典便暗暗叫苦不迭，懊悔自己中计。
有备而来的日本队也傻了，主攻手福田记代子本来要从中国队身材矮小的马芳头上打开缺口，站在网对面等待她的却是拦网最为凶狠的潘文利；大林素子也看到身高接近1.90米的赖亚文和王怡正对她严阵以待…… 中国队攻势凌厉，日本队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到20分钟就痛失首局。
米田一典在第二局急忙调整了轮次，将主攻手福田记代子换到马芳的对面，力图打开网上缺口，没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栗晓峰估计到米田一典有可能改变战术，在换场地时已先于米田将马芳与崔咏梅的位置对调，福田记代子面对身材高大的崔咏梅难有建树，中国女队很快又以15比9再下一局。 第三局米田一典虽又变幻招数，终因网上实力稍逊而回天无力…… 中国队以全胜战绩卫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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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教练：栗晓峰——！”
扩音器把国际排联竞赛委员会主席的声音送到上海万人馆的每一个角落。 乐队奏起了欢快的进行曲。 伴着观众有节奏的掌声，栗晓峰走上领奖台，从亚洲排联官员的手中接过了一只做工精巧的景泰蓝奖杯，然后双手高高托起，面带微笑地转动身躯，向热情的观众致意。
其实，此刻栗晓峰的心里并不感到轻松。 摘取了亚锦赛的桂冠，只是取得了进军世锦赛的“入门证”。要在圣保罗一试身手，可谓强手如林：古巴队的实力为世人公认，自不必说；光是实力和中国队旗鼓相当的就有巴西、秘鲁、美国、俄罗斯等好几个队，要在世锦赛上取得好成绩，不但需要技战术上的调整与出新，更需要全队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需要体委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与协作。
可是，参加亚锦赛，居然没有人出钱负责为女排买机票。还是栗晓峰和队员一起凑的钱，托了关系走的后门，才好不容易买了机票。以致他的妻子颇为不解：“你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怎么要靠你们自己凑钱，托关系走后门去买机票啊？”
栗晓峰无言以对。 他更为想不到的是，夺魁回来，竟没人给他们报销旅费。主管部门说这是国际比赛，经费应该由业务部门负担，业务部门则认为这是在中国进行的比赛，应该由主管部门支付。栗晓峰像皮球似地被踢来踢去…… 当然，这是后话。此刻，罩在粟晓峰心头的是另外一块阴影，挥之不去。
那是前两天，中国女排和日本、韩国女排同住一个饭店，同在一个饭厅吃饭。他看到，日本和韩国姑娘一起来，一起走，吃饭也都集中在一两张桌子上；而中国姑娘则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像赶庙会的一样，有前有后；吃饭时也是东一桌、西一桌，“战线”拉得好长。 军人出身的栗晓峰实在看不惯。 他把队员召集到一起，绷着脸，说：“赢不了球，咱也别丢人。从下午开始，吃饭要一起去、一起走，集中坐到一起。而且，要确定值日生，负责管理。” 他扫视了一遍姑娘们，又缓和了一下语气，道： “我们不能追求形式主义，但必要的形式还是要有。因为有些内容，比如一个集体有没有战斗力，纪律是不是严明，往往是通过一些外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一点，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另外，吃过饭大家抓紧时间回房间休息，不要满世界乱转。你们看看人家韩国队、日本队，什么时候东转西转的？”
姑娘们没有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想法。 也许，教练和队员之间最早的隔阂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了想法没有及时地通过交流去消除。 也有过交谈，但交谈与交流是两回事。 什么是交流呢？弗洛姆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次我的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有点累了。”另一个答道：“我也是。”
弗洛姆提示我们：初看起来，这番对话不值一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从事同一种工作，他们疲劳的滋味是一样的。双方都知道对方如何感受。这样，他们之间才开始了真正的，人性的交流。 栗晓峰和队员之间的谈话，彼此往往忽略了对方的内心感受，他们想让对方领会的每每是各自的想法。于是，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认识上的“盲区”： ——我这样要求，从根本上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吗？ ——噢，教练对我们有成见，怎么看我们怎么不顺眼。 仅此而已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外力的“介入”。因为外力一旦“介入”，“盲区”往往就变成了“死角”。
栗晓峰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晚餐，一个老队员先吃完了。其实等等其她的伙伴，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她却问值日生：“吃完了，我有些不舒服，能不能先走？”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栗晓峰听到了，他很生气。要知道，一起来一起走，这是他刚刚在全队宣布的规定啊！你是一个老队员，怎么这么不支持配合我的工作呢？所以，当值日生转过身来请示栗晓峰时，栗晓峰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是一种表示，没想到，栗晓峰没有说话，团长——那位曾在天坛饭店宴请女排老队员的局领导说话了：“吃完了就走吧？出去转悠转悠！”
这个老队员闻言，站起身就走了。
栗晓峰呆若木鸡！此刻，他的心境已不能用“生气”，而只能用“愤怒”来形容了。他只觉得，全身的血仿佛一下子部涌到了头上，一用力，手中的竹筷竟被折成两截！这不是成心在全队面前拆自己的台吗？
回到队里，栗晓峰要就此事开会。 李秋江不同意，劝他说：“算了吧，栗导。你开会就等于冲团长去了。他是主管领导，关系搞不好，以后怎么开展王作？” 栗晓峰点燃一支烟，闷着头坐在那里一劲儿抽。突然，他把烟蒂狠狠摁灭，站起身说： “秋江，我不是在争个人的面子，树个人的权威。你想想，这不是公开向教练挑战吗？如果教练的话连屁也不顶，那咱们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还能干不能干了？”
李秋江也对团长的作法不大理解，他只是希望不要把事情进一步扩大。 栗晓峰气愤难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转了足足有10分钟，他吼出一句：“开！” 李秋江见栗晓峰主意已定，便问：“那，叫不叫团长参加？” 栗晓峰也怕和团长正面发生冲突，便摇摇头说：“领导我管不了，队员我总可以管！” 会上，栗晓峰铁青着脸，把那位老队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最后说：“全队12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找出一条理由来违反队里的规定。那么，全队就成了一盘散沙，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 那位老队员委屈得哭了。我身体不适，提前离开饭厅，是团长批准了的，怎么能说我不守纪律呢？
因为大赛在即，栗晓峰会后又安抚了她一番。 第二天早晨，排协一位领导听说了这件事，找到栗晓峰说：“要比赛了，怎么能激化矛盾呢？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全队的情绪和士气，当了这么多年教练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明白吗？” 栗晓峰承认，领导的批评在理；但是他心中又隐隐有一丝不服：更该批评的难道不是另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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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锦赛落下战幕，中国女排旋即解散，队员回省备战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再次集中，已是1993年9月27日了。为迎接11月3日在香港举行的超霸杯女子排球赛和11月4日在日本举行的冠军杯女子排球赛，栗晓峰带领队员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这期间，发生了令栗晓峰颇为尴尬的“王怡事件”。 王怡是一名来自上海的运动员，身高1.89米，22岁，打副攻位置。她18岁进入国家队，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是国内排坛的佼佼者。这个俊俏且颇有灵气的姑娘属于“老国字号”选手，但因为身上有娇骄二气，在训练中却常常令教练头痛。
这天的训练内容是一攻以后的保护再攻。 栗晓峰站在对面场地端线的发球区发球。 助理教练李秋江站在网前抛球。他根据6名主力在第一次进攻后，是不是站回自己的位置上了，不时把球抛向空档儿，以强化队员的保护意识。 栗晓峰要求，每个轮次要完成10分。 打一个球得一分，丢一个球扣一分。
王怡因为懒，扣完球后常常不转身参加保护，连丢了几个球，她觉得训练难度大了，不高兴，当李秋江又抛过一个球时，她没有用手去接，而是起腿一脚，正巧，球踢在了李秋江的身上。 李秋江很生气，走过去责问：“你这是干什么？” 在对面发球区的栗晓峰目睹了这一切，也走过来批评道：“王怡，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在训练场上，你只能服从，对训练有什么意见可以下来说嘛！” 王怡辩解：“我又不是故意的。” 栗晓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想踢，也不一定这么准。不过，你这种做法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错误的情绪！” 王怡不服，嘴里嘟嘟嚷嚷。
栗晓峰生气了：“你这种情绪明明是错误的，怎么解释都不通，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他看看场上的队员，“好啦，不要影响正常训练，大家先完成课业！” 训练课结束，栗晓峰在队前讲评时又对王怡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王怡今天在训练中反应出来的情绪和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格格不入的。在训练场上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在比赛场上同样有可能发生。一旦把这种情绪带到比赛中去，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王怡和大家在思想上能有充分的认识。”
王怡仍然不服。
晚上的队务会上，已领略到王怡孤傲、倔强脾气的粟晓峰，决心就此事抓一抓队伍的作风建设。娇、骄二气已成了妨碍女排重现辉煌的障碍之一，如不认真整肃，训练质量无法保证，在未来的比赛中也很难和强手抗衡。考虑到王怡的承受能力，栗晓峰在先讲了三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后，又点名批评了王怡。并强调，所以单独提出王怡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训练当中，已在全队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说到这儿，脾气暴烈的栗晓峰又来了气，他提高嗓音道： “女排缺了谁都照样干，不受影响，如果觉得呆在这委屈的话，可以找个不委屈的地方去，中国这么大，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嘛！” 栗晓峰扫视了一下会场，略事停顿，又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女排是个先进的集体，不是说进就进，说出就出的地方，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女排打翻身仗！”
如果王怡不是“国字号”的老队员，并且，她对教练的看法在有关领导那里也找不到市场；栗晓峰是隆重上任，并明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那么这种教学之间的矛盾本不该结成“死扣”：遗憾的是，事实正好与我们的假设相左。
而栗晓峰开始又过分相信了手中那支并没有被镀上一层“灵光”的“权杖”，天真地以为，上任时局领导曾说过：“我们是主教练负责制，你就自己干吧！”既然是主教练负责制，他就可以凭借被赋予的权威指挥和调动这支队伍。
天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把统治的合法化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与法理型。传统型的统治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服从我，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这样做”；个人魅力型的统治建立在英雄人物或神授天赋者的个人魅力上：“服从我，因为我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而法理型的统治则建立在执行规则与法令的正当要求之上：“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的长官！”
栗晓峰上任伊始，便竭力想抹去罩在女排头上的那一道虚假的光环，用新的一套来重现辉煌，无疑不属“传统型的统治”；同时，他也还没有机会如袁伟民那样通过战绩与实践来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从一开始，他就想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可是，这一基础倘若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后果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王怡便打了离队申请。 栗晓峰很尴尬。从内心，他是不希望王怡离队的。原因很简单，自己刚上任半年，便有主力队员离队，对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光彩的；再则，王怡很具潜力，如果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队员。 其实，王怡也并非真心愿意离开国家队。可是栗晓峰虽再三做工作，王怡却表示去意已决。
出于无奈，栗晓峰最终在王怡的离队申请上签上了六个字：同意本人要求，并将与王怡发生矛盾的经过写了正式报告呈报有关领导。 申请和报告一井送上去不久，训练局的一位领导来到了训练场地，问：“王怡这么好的条件，你怎么同意她走呢？”
她或许是出于好心，只是选择的时机和方式欠妥，她可以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先做一做栗晓峰的工作；同时找到王怡，让她主动向教练认个错，这样，本不想放王怡走的主教练和并不真想走的副攻手就可以握手言和了。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当着王怡的面和栗晓峰进行了一场颇不愉快的谈话： “为什么放她走，我的报告上写清楚了！” 接着，栗晓峰重复了报告中申明的几条理由：1．队伍建设的需要。2．严肃纪律的需要，3．体现教练主导作用的需要。同时，也是尊重王怡个人的选择。 “你要做工作嘛！怎么能随便就签字？” “我已经再三做了工作，她还是要走。” “那说明你工作不细，要再谈！” “她这是向教练示威，特别是大赛当前，她这样做就是向教练施加压力。我没法再和她谈了，如果教练到了求队员的程度，那么这支队伍就没法带了！” “那不行，我不同意，你还要再和她谈。” “没法再谈了。” “谈不谈？” “不谈！” “一定要谈！” “没法谈了！” 稍后，训练局诸领导一起找到栗晓峰，仍让他再找王怡谈话。栗晓峰没有想到，一个队员的去留，竟惊动了诸位局长，他上任时能有一位副局长到场也好啊！
栗晓峰坚持不谈，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球队作为一个整体，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只服从权威，崇尚力量，它要求自己的领袖果敢、坚强而不易屈服，如果在王怡的问题上栗晓峰屈从于压力，那么，一旦和其他队员在教学上发生矛盾，王怡就将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 最后，由于局领导和副教练李秋江出面做工作，王怡留在了队里。 栗晓峰的执教从此蒙上了阴影……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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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像一只温暖的巨手，悄悄伸进窗棂，在人们的头上和脸上轻轻地摩挲。
房间里，青烟袅袅。 排球界的各路诸侯聚集在国家体委主任会议室，正磋商着排球的振兴大业。 刚刚在香港夺得“超霸杯”季军，在日本夺得“冠军杯”亚军的中国女排主教练粟晓峰脸上仍有一缕疲惫。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所以，我认为1994年，我们把中国女排的指标定在第四名比较适宜。”
超霸杯和冠军杯虽然成绩不俗，但这两次取胜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女排9月27日重新组队，11月份即披挂出征，所以小胜，在于排坛列强对中国女排的新阵容还不十分摸底；但有了这两次交手，他们就要综合各种资料对中国女排仔细研究，中国女排再想一鼓而胜就不容易了，此其一，第二，这两次比赛都是在亚洲地区，时差与生活习性我们都比较适应。
第三，综合各队的实力，古巴队技高一筹，巴西、俄罗斯、韩国也与中国旗鼓相当。较之美国、秘鲁、日本，我们虽略占一些优势，但也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所以栗晓峰觉得指标定在第四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形势。
栗晓峰认为：中国女排的目标应该盯住1996年的奥运会。这两年，先扫清外围，对韩国、秘鲁、日本，从略占优势到绝对占有优势；对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也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从旗鼓相当到占有相对优势，然后再倾其全力攻击古巴！奥运会重振雄风便大有希望。
不知什么原因，从栗晓峰一上任便申明不了解情况的那位全国教练委员会负责人，却在会上发表了一番调子高昂的议论。他认为，从两次大赛的成绩看，女排把目标定在第四太保守了。 他喝了一口茶，抬头扫视了一下会场，说：“我们有老女排的光荣传统，有袁伟民同志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战术，而且，今天的女排是历届女排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问鼎冠军的可能性！”
栗晓峰不以为然：“各位老前辈，喊口号我也会，但是喊口号并不利于我们正视问题。我正是对中国女排的情况负责任，才这样分析问题的。” 排协领导对栗晓峰的低调发言也不甚满意，说： “小栗啊，如果打不了冠军，叫你来干什么？要有勇气，敢于向世界冠军冲刺嘛！” 这之后，那位教委会负责人便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好像女排振兴在望，巴塞罗那的阴影已不复存在。
读着这些报道，栗晓峰的感觉就如同曹操收到了东吴送来的劝进表，只不过，他无法像曹孟德那样决定自身进退。 他觉得，自已被放到了火炉上烘烤。 其实，当年女排靠的是全面技术、整体实力以及坚强斗志，才克服了许多自身弱点，取得了“五连冠”的荣誉，而目前的女排只有身高优势，其他方面相对欠缺。 以文化水平为例。老女排的队员大都是初中毕业后进队；“五连冠”后提倡早期训练，对一些排球苗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训练了。文化素养相对较低，妨碍了队员对教练意图的理解与执行。
其次是敬业精神，现在的女排也不如老女排了。这固然有教练管理方法上的问题，批评多，表扬少，平时与队员的交流和沟通不够；但也有客观上的因素：对于大多数老女排的队员来说，打球在当时是最好的出路。而现在的队员，大都是老运动员的第二代，家庭条件优裕，有的还是独生子女，除了打球之外，她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当模特、上大学、出国、做生意。打不打球已经没有了威慑力。再者，由于体制的变化，教练对队员的实际问题已无力干预。
第三是身体条件。身体条件不仅仅指身高，还包括力量、速度、韧性、耐力、反应，爆发力、协调力和判断力等等。身体测试表明，新女排除了在身高上占有优势外，许多方面都不如老女排。
再一个是基本技术，老女排队员在人队以前，就已经被基层教练打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因为那时候教练的心理是：从我手上出去的队员，不能让人家挑出毛病，至于出不出成绩是次要的；后来成绩与职称挂勾，基层教练的思想有所变化，只要拉出去能打出成绩来就行，基本功的训练被忽视了。由于基本功不够扎实，技术上起伏就较大，像踩在电门上一样，时好时坏。
最后一个是心理素质，当年中国女排卧薪尝胆，直到6年后才问鼎世界冠军，队员出成绩的时候正是在25岁-27岁之间。新女排的姑娘到二十三四岁已开始考虑退役问题了，她们在场上拼杀时大都在20岁上下，由于人生阅历的欠缺，心理素质自然和老女排不能相提并论。
还有一层更深的顾虑栗晓峰未说出口。那就是：女排上下所掩盖的一些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产生的内耗力对女排前景的影响。 袁伟民执教中国女排时，教学矛盾也曾尖锐存在，一些队员开始时接受不了袁伟民的严格训练，不但背后骂他，还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要求撤换教练，如果体委领导当时不是用人不疑，中国的排球史恐怕就将改写。 那么，他栗晓峰能有这样坚固的“后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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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不久，发生了肖建华离队事件。
栗晓峰接掌国家女排的兵符以后，由于辽宁队的周红因故没有报到，国家队尚差一人。因为马上就要参加世界女排大奖赛，需上报名单，栗晓峰在训练场地上和排协领导商量，这次大奖赛反正是国际排联出资，能多带一个人就多带一个人，也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至于人选，一是八一队的吴咏梅，一是辽宁队的肖建华，因为八一队已有几位战将效力于国家队，所以原为八一队教头的栗晓峰提出调辽宁的肖建华入队。
电话打到省体委领导。体委领导表示：国家队需要，我们支持。不过大奖赛完了以后，要立即送回辽宁，因为要备战七运会。 肖建华来到国家女排，马上随队出国。1993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后，栗晓峰如约将肖建华送回辽宁，七运会上肖建华表现出众，不久即回到国家队担任主攻。
大奖赛时，因为肖建华人队时间不长，和整个队伍的配合上尚不默契，技术也不很全面，为稳妥起见，栗晓峰用了原八一队的主攻手潘文利，而让肖建华帮助随队翻译管了两次录像。 亚锦赛上，中国女排以全胜纪录卫冕成功。在稍后拉开战幕的香港超霸杯和日本冠军杯的比赛中，栗晓峰开始让肖建华打主力。因为肖建华接发球和后排防守比较薄弱，用她打主力，成绩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栗晓峰着眼1996年奥运会，他知道肖建华是一个极有潜力的队员，训练得法，在1996年的奥运会上就可能创建奇功，为了有利于肖建华技术水平的发挥，他对轮次和站位都做了调整。
可是，当肖建华正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在粟晓峰的心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在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巡回赛中，肖建华鼻后动脉流血不止。那是从南京比赛结束赶往上海的途中，于是临时在无锡停车，将她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亚运会前的1993年6月，国家体委科研所对女排全体姑娘进行了心脏、脑电、心动等一系列检查，以全面提供队员的身体素质状况与疲劳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恢复与治疗。
检查结束后，科研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和队医一起来到训练现场，把栗晓峰叫到一边，带有几分神秘与不安地说：“栗指导，根据各项身体指标的检查，肖建华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栗晓峰闻言一愣，有些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 “我们怀疑，可能是‘马凡式综合症’。” 栗晓峰有如被当头打了一棒，眼前一阵发黑。他知道，这种病不能承受大运动量，美国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海曼就是因此病突发而猝死在赛场上的。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使劲摁了一下前额，然后掏出烟点燃一支，猛吸了两口，以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稳一些，略停，又盯问：“检查结果准确吗？” “还不能最后确认，”队医的神情有些忧郁，她略一沉思，回答，“但是可能性很大。”
栗晓峰望了望正在场上训练的肖建华，心中不由一阵伤感，难道一颗排球新星还未升起就要陨落吗？难道刚刚配至成熟的阵容又要毁于一旦吗？他不愿承认这一现实，便心存侥幸地对队医说： “马上安排让肖建华去复查。注意，确诊之前，一定注意要保密！”
为了不致引起肖建华的疑虑，栗晓峰让队医通知她去复查时，再拽上一个“陪绑”的。后来，赖亚文、苏立群分别和肖建华一起又到科研所复查了两次，结果都令栗晓峰十分沮丧。为了慎重起见，他又让队医领肖建华到安贞医院找专家做进一步会诊，同样得到了专家肯定的答复。
栗晓峰失望了，他把肖建华的病情上报了训练局。 局领导问栗晓峰：“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栗晓峰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1994年8月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马上就要拉开战幕，肖建华的技术水平已趋成熟，冒险用一用；第二，跟省里讲清楚，让肖建华休息。他知道，第一个方案是没人敢拍板的，因为一旦出了问题，谁也无法承担责任，但为了不使一些人以此为口实攻击自己，这样处理较为妥当。第三，带着肖建华出去参赛，转一圈，但不上场打主力。
局领导没有表态。他决定将这个情况上报体委领导。报告上报之后，伍绍祖亲自做了批示：为了对肖建华负责，进一步请有关专家会诊。根据伍绍祖的批示，安贞医院、北京医院的专家再一次会诊，结果仍然残酷而无情。
参加大奖赛前，排协领导亲临女排做战前动员。 他说：这次出去，你们肩负的责任很大，实际上是世界锦标赛的一次前哨战，每个人都要拿出顽强拼搏的精神，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比如肖建华。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肖建华的身体状况，将不允许她以后从事大运动量的活动。
这之后不久，肖建华离开了国家女排回家休息。 栗晓峰没有想到，肖建华的离队，会被一些人说成是：栗晓峰故意泄露病情，刁难肖建华，以造成肖建华的心理压力。
（马芳）
14
世锦赛上中国女排折戟而归，舆论一时大哗。
栗晓峰走下飞机，心境真是难以形容，女排名列第8名，滑入“五连冠”以后的谷底，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亚运会、世锦赛，两大赛事竟无一名主管领导随队前往，这是没有前例的。
记者蜂拥而上。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把话筒伸到栗晓峰面前，问：“请问栗指导，与八百伴的比赛是谁决定的、您能否说明一下‘以赛代练’的问题？” 栗晓峰无法回答，他快步向外走去。
1993年12月25日至1994年1月16日，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结对厮杀，转战中国八个城市，共30场比赛，而且每次都是连赛两场。舆论抨击栗晓峰“以赛代练”，圈内人则指责他与八百伴的几十场比赛中尽遣主力，致使本来就不成熟的中国女排成了疲惫之师，而且也暴露了自己的“家底”，让排坛列强可以收集各种资料，对中国女排仔细研究，为以后的惨败埋下“伏笔”。 一家报纸更是撰文指责：“早春伊始，栗晓峰断然放弃闭门训练，与‘八百伴’结对厮杀，捞取大奖赛的丰厚酬金。”
面对一片指斥之声，栗晓峰自有难言的苦衷。
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赛事，最早是由中国排协领导与日本著名教练山田重雄协商并提出意向的。山田是带领“东洋魔女”夺得三连冠的有功之臣，解甲后原想到中国执教，被中国排协婉言拒绝，后来为八百伴国际流通集团与中国排协牵线，拟以八百伴的名义组织多国籍职业女子排球队，首先在中国开始巡回比赛，尔后再扩展到其他国家，八百伴是为了通过赛事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而山田重雄则可以从中有所收益。为此，八百伴专门成立了体育部负责筹备与协调此事。
八百伴招募了两支球队，形成两个阵容。 具体的工作是由体委球类司长运作的。他主持起草了文件，明确了这次赛事的意义在于：增加和国际强队交手的机会，锻炼队伍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亦可给运动员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报告上报中国排球协会批准。 栗晓峰看到文件后，此事已成定局。
他并不赞成这种搞法。他本来想利用这一段宝贵的冬训时间，搞封闭式训练，但是，事情已经定了，他也不便拒绝。 训练局对这一系列赛事未经他们同意便定了颇为不满。但他们又不便向体委领导发作，便把一肚子不快发在了前来汇报工作的栗晓峰身上。 一位局领导沉着脸批评粟晓峰：“八百伴的问题值得考虑，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你是主教练，应该给他顶回去嘛！”
栗晓峰未置一言。
他心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们都一清二楚，有不同意见也应该向此事的决策者提出，跟我发的哪门子火呢？再者说，训练局管的就是各运动队，要顶，也应该你们去顶嘛！ 与八百伴共打了30场比赛，“捞取大奖赛丰厚酬金”一说，更是让栗晓峰有口难辩。 这一系列赛事的费用由八百伴出不假，但50万美元的酬金已划归中国排协，所有费用均由这50万里出，具体承办的是北京兰飞广告公司。
“哈瓦那金牌队”和“超级明星队”，队员均有可观的出场费，惟中国女排没有，后来还是袁伟民说：“队员们打得这么辛苦，从排协的经费里拨一点做出场费”，每个队员打完一场，才有一二百元的收入，如何“捞取巨额酬金”？ 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比赛共转战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福州、青岛、济南8个城市。在每个城市都是第一场，观众期望值甚高，栗晓峰只能派遣主力，以不让当地观众失望。
接连证战，女排一些姑娘是带病上阵的。 栗晓峰在上海时也患了感冒，移师南京后已高烧39度，而且持续不退，头总是昏昏沉沉的，走起路来有如腾云驾雾。但赛事频繁，他无法休息，仍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于赛场。南京《周末》报一位记者来访女排，栗晓峰一边吃药，一边回答了他的问题，随后又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去输液。那天晚上难得没有赛事，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医院躺一二个小时了。
记者把耳闻目睹的一切写进了报道。
元旦那天，杨亚光偶然得到了这张报纸，晚上，她读给女儿听，读着读着，小栗娅的泪水就扑簌扑簌地流了下来：高烧39度，还要打吊针，多难受啊！她想为爸爸唱一支歌，弹一首曲子，让过于疲劳的爸爸轻松一下。可是，正如记者叔叔所说，此时爸爸也许正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在灯下研究明天的作战方案呢！
杨亚光劝女儿：“别哭，这是28日的报纸，你爸爸的病也许早好了！”小粟娅不说话了，她知道，自己一哭，妈妈会难受，于是闭上眼，装作睡觉，可是眼泪不听话，还是一个劲儿往下流。忽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声，小栗娅一个鲤鱼打挺，钻出被窝，抢过听筒，呀，果然是爸爸！“爸爸，你好了吗？你还发烧吗？头还疼吗？还打吊针吗？”栗晓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妈妈刚才还给我读报纸呢！”栗晓峰的喉头有些发紧。“爸爸，你说话呀！你好了吗？”“我没事，告诉你妈妈，不要为我担心。今天是元旦，我祝你们节日快乐，在新一年里万事如意。”“我也祝您万事如意，在新一年里多赢球，当冠军。”…… 万事如意？电话另一端的栗晓峰不由叹了一口气。
1月16日，赛事告一段落，栗晓峰回到了北京，他向训练局领导提出，能不能在北京休整一段时间，队员的体力要恢复，伤病要医治，比赛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技、战术方面的问题，也拟在休整时着力解决。 要求没有被批准，女排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漳州。此时，离访美的时间还有4个礼拜。访美是中美双边文化交流，栗晓峰曾三次推脱未果。
这期间，除了参加漳州训练基地成立2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外，又被安排参加了两场与八百伴的比赛。 3月，栗晓峰挥师飞往美国，尔后又移师加拿大、瑞士打了多场比赛。紧接着是四国邀请赛、全国甲级联赛，世界女排大奖赛，其后便是征战亚运会，世锦赛。 据统计，从与八百伴交手直到此次圣保罗兵败，女排平均每三天便有一场比赛，还不包括路途、转飞机等花费的时间。
频繁的赛事使女排难以安排正常的训练。场上配合不默契、队员打法单调、快攻不快等问题，栗晓峰已有所认识，但却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加以调整和解决。 而所有这一切，他能向记者解释吗？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紧盯着不放，追着栗晓峰问： “栗指导，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哈哈哈！”栗晓峰想把话题岔开。 “是谁决定的与八百伴的比赛，能否明确回答。” 说着，记者举过话筒，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了栗晓峰，这是现场直播，栗晓峰实在无法回避，便尽量委婉地说：“这是上面安排的。” 不想就这样一句话，在有关部门竟炸了窝： “栗晓峰怎么能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呢？”
那天现场直播的新闻，妻子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知夫莫如妻，只有她才能体会得到，表面微笑的丈夫，内心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煎熬。 8岁的女儿还理解不了爸爸。那天粟晓峰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一进门，迎上来的栗娅就责问道：“你哈哈哈，笑什么呀笑，像个傻瓜似的！”
15
女儿的话不错，栗晓峰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像傻瓜似的。
他常常身不由己。 他的想法往往受到多种外力的掣肘，而最后每每以自己的退让告终。比如，江苏女排的二传手沈岚，头脑清楚，手感好，组织战术比较灵活，是排球界公认的一位比较优秀的二传手，国家女排二传薄弱，长期形不成场上核心，栗晓峰从组队之初就想调她。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最后报名时，栗晓峰都写上了她的名字，但名单报到有关部门以后，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一位官员传达了有关领导的意见，栗晓峰只得将沈岚“忍痛割爱”，他不死心，几经周折，又“暗度陈仓”，将沈岚的名字再次报了上去，但最终沈岚还是没有能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打一场球，休息一礼拜，这样的队员怎么能到国家队？” 栗晓峰听了，只有苦笑，因为表面的原因，是沈岚个性太强，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教练委员会的负责人和沈岚的父辈有过节。而这位负责人，在排球界又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栗晓峰怕沈岚就此消沉，专门打电话给她的教练和江苏省排协的一位负责人：“你告诉沈岚，好好练，千万不要搁泄了！”
按栗晓峰以往的风格，他是不会迁就这种不正常状况的，但他迁就了。 还有那一次，几位老队员把栗晓峰叫到她们的宿舍，要求调换二传手，并且说：“如果她作二传，我们就不能打了。”按照栗晓峰的执教风格，他该狠狠地批评这几个攻手，二传形成核心要有一个过程，大赛在即，怎么能这样向教练提出问题呢？再者说，是教练指挥队员，还是队员指挥教练？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做出笑脸，感谢这几位队员对自己的信任，并表示将郑重考虑她们的意见。
栗晓峰说话、办事，越来越小心了。因为他在队前讲的一些话，常常被断章取义地反应到排球界的最高领导层，过后，有关领导就会批评他：“怎么搞的嘛，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我能管那么具体吗？”其实，栗晓峰不过是在讲到队伍的作风建设时强调了要在场上呼应起来，为了加强这一说法的权威性，他祭起了一面大旗：“袁头都说了，要抓呼应，抓配合，抓集体主义！”
栗晓峰还常常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知道，“群体形成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激励或者强化群体中每个成员产生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在群体中所能达到的强烈程度在其他条件下很难达到，而一旦情绪振奋了，那么就可以先声夺人，稳定心理、从而焕发出高昂的斗志。
呼应，则是情绪高涨的催化剂。 于是，有一天训练结束，栗晓峰说：“大家不要走，我们再练练呼应。” 这时，那位正在观看训练的教练委员会负责人却拂袖而去。从内心，栗晓峰是多么希望他能走过来支持自己一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好。因为他是排球界的前辈，在姑娘们的眼中，他有时便是权威与真理的象征。 负责人的离去或许是潜意识的。
他并不是故意要给栗晓峰难堪，他只是对栗晓峰的做法看不惯，看不惯就走了，如此而已。 E·弗洛姆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的某些行为其实是受潜意识支配的：一个平素对弗洛姆毫无好感的同事摁响了他的门铃。弗洛姆打开门，这位同事脸上堆出笑容，伸出手，嘴上说的不是“你好”，却是“再见”！因为尽管他的主动造访是为了表示友好，但是潜意识却希望他马上离开。
（孙玥）
如果昔日的栗晓峰，他不会在意别人的做法；可是今天的栗晓峰，阳刚之气已日见消磨。 妻子也明显感到了丈夫的变化。在八一队执教的时候，丈夫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妻子说，一天到晚情绪高涨；到了国家队，丈夫渐渐地变了。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不开心，还常常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 什么是自卑？欧洲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认为：当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感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无法解决了，此时便可能出现自卑情结。自卑情结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愤怒、眼泪、懊悔，叹息亦或解释。
从上任时踌躇满志到后来的谨小慎微，栗晓峰渐渐变得不那么相信自己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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