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之風勢頭日勁，但隨之而來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的文化教育一如海中孤島，獨立於西方的影響之外，依舊沿著傳統的方向發展。儘管如此，中國的大門卻被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衝開了。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傳教士通過創辦教會學校等形式，將近代西方文化帶入了中國。1860年中國的洋務運動興起，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傳統教育終於艱難地啟動了向近代教育過渡的進程。
完全可以說，瓷器是古代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早在唐代之後，中國的瓷器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傳入朝鮮、越南、日本、東南亞、西亞、中亞、歐美等地。其後，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大體上到19世紀30-40年代已經基本完成。1868年日本，也隨之開始了明治維新。西方國家利用工業革命的輝煌成果，發明了以機械制瓷來替代傳統的手工制瓷。英德兩國甚至實現了制瓷機械化，其規模之宏大，技術之巧妙，都達到了極致。機器制瓷，不但成本比較低廉，其製品種樣亦更呈現多樣化，以至不可勝數。德國的工匠精神本就著名，故其所制瓷器品質堅實、價格低廉，最受世人歡迎。即如英國雖難比肩德國，然貨物亦贏有相當聲譽。這種以機器來製作的方式，一日可抵十人甚至於數十人工作，產生的效益極大。而反觀當時中國製造，悉於手工，雖然拙樸耐用，但未免費工巨大，在競爭中難免就要處於劣勢。
十九世紀末，陶學進入英國實業學校。1894年，美國也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立陶學院，其後不久，紐約州繼而成立陶業學校。其它如德國、法國，所設陶業試驗所及陶業學校，也頗負盛名。即使日本的陶業學術也很發達，東京高工陶科聲名尤盛，後更是升級為大學。窯業會社的諸多出版物，質量都非常高。
令人痛心的是，素以陶瓷著名於世界的當時中國，偏仍固守陳法，唯憑口傳心授，不圖改進，甚至沒有構建一套完整的陶學。學術落後的重雪，加之當時不平等條約中稅收優惠條款的嚴霜，使中國瓷亞更加舉步維艱。清時，凡洋貨進口，只需在海關繳納值百抽二點五的子口稅，領三聯報單，沿途呈驗，無論遠近概不重徵。而華商運貨出口，逢關納稅，遇卡抽釐，其所抽納稅款之巨，遠較洋商為甚。據當時出版物報道，“查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之名區，若由該處將瓷器運至上海，須完納厘金十八道之多，且有種種苛稅，橫生阻礙，致吾國瓷業有每況愈下之勢。”由於這些原因，中國陶瓷，這一曾讓世人歎服，國人自豪的行業，已經是江河日下，岌岌可危。民族的傷痛，終於讓一些有識之士猛醒。於是，制瓷業不斷響起呼喚培養陶業人才，與西方抗衡，以拯救瓷業的聲音。
中國籌辦陶業教育，最早倡議於清朝末期。清光緒二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上《江西紳商請辦小火輪、瓷器及蠶桑學堂折》於光緒皇帝。張之洞為晚清名臣，是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他在折中提出“以科學之理術，以實業之富庶，拓陶瓷之精進”的理念，建議在江西興辦陶業教育類專門學堂。由於張之洞的名望，或許也有當政者認識的進步，這一奏議天幸得到了清廷的首肯。於是，陶業桑蠶學堂便得到先生開設。
1910年（清宣統二年），由張謇、瑞徵等人發啟，由冀、鄂、蘇、皖、贛等五省協款40萬元（實際只籌到20萬元），在景德鎮成立江西瓷業公司，這是中國邁出興瓷救亡的第一步。
因曾參與百日維新被貶到景德鎮御窯監製御瓷康特璋受命擔任江西瓷業公司總經理康特璋在籌辦瓷業公司。然而，資金不足，瓷業公司沒有力量購置近代新式設備。加之，辛亥革命爆發，局勢動盪，五省籌資無望，商方投資中斷。雖然康特璋不負使命，運籌帷幄，整合了當時資源，初步緩解了騎虎難下之勢。但康特璋深知，欲要瓷業的振興，必須大力進行對瓷器的實驗改良。於是呈請學部批准在鄱陽城內高門設立分廠，並附設一所陶業學堂，名曰中國陶業學堂，學堂即在江西瓷業公司饒州瓷廠內。於是，五省協辦的中國最早的陶瓷專門學校終於誕生了。
學堂不設在陶瓷業集中的景德鎮，而選擇於饒州鄱陽，首先當因為鄱陽為當時饒州府治所在地，而饒州屬於景德鎮上屬行政機構。《民國鄱陽縣誌稿》指出：最初以瓷業原料均非景德鎮所產，須從星子、都昌、鄱陽、餘干等經昌江進原料，沿途灘險，運費又高，成本增加，而後製成的成品又需要溯江運至鄱陽，換船出口，幾經輾轉，破損較多，於是乃在鄱陽高門購置地皮，建設房屋，開辦中國陶業學堂。更何況，饒州陶瓷業歷史久遠，瓦屑壩製陶業的輝煌記憶早已銘入人心。選址於鄱陽可謂順理而成章。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蔡元培先生的《考察本國教育筆記》中或可見端倪：“景德鎮制瓷者，墨守成規不可改，擔心一經改良，手工技術竟被淘汰而無啖飯，勢且出於合群抵制之一途，故遷地以避之。”由此可見，中國陶業學堂也曾打算選址在景德鎮，以便利用景德鎮的工業基礎及其對外的輻射力及影響力。但擔心地方保守派思想的抵制，加上中國陶業學堂中出現的留美派和流日派的意見紛爭，而最終選址在鄱陽縣。
中國陶業學堂任命江西行省諮議局議員徐鳳鈞為堂長。這位曾有過“以一身抵一縣”事蹟的俠肝義膽之士，學識亦足以傲視當代。他從小聰明，家貧力學，能說會道，善於詩文。弱歲入邑庠，應試詩賦皆選入江西試牘(試卷)，足見其才華。為鄱陽迎賓樓撰擬的對聯“問客何來，似耳畔足根，猶帶些彭浦濤聲，匡廬雲氣；勸君且醉，看天時人事，無非是山頭風雨，水面浮舟。”更是讓鄱陽人至今傳誦。他將校訓定為“誠樸恕毅”，確立辦學宗旨為 “養成明白學理，精進技術之人才，以改進陶業”。中國現代陶瓷學術的確立豐碑，終於在鄱陽巍巍矗立。
辛亥革命後，清廷財產被接管。饒州瓷廠也無奈倒閉，外省對學校的協款被迫中斷，學堂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當時的江西省督李烈鈞認為陶業於江西舉足輕重，應設學校培養人才，於是將學堂收歸省立，“撥巨資續辦”，將其更名為江西省立饒州陶業學校，委任張浩（犀候）為校長。倒閉的饒州瓷廠，經整理後改作學校的附屬工廠。張浩在工廠逐步推行“石膏模型鑄坯，洋彩刷畫貼畫，機械轆轤壓坯”。學校研究成果，率先交公司採用。並開始試製煤窯，創建了一座10個火門的倒焰式煤窯。1913年，煤窯試燒成功。這是中國近2000年來創建的第一座煤窯，是一件須當大書特書的偉大事件，它標誌著中國陶瓷業的新時代已經開始。
後來，陶校之址幾經徙遷，校名數番變換，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正式成為中央文化部屬江西景德鎮陶瓷美術技藝學校，堪稱世界陶瓷學術研究的高端陣地。然而，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其發祥之地，那充滿江南水韻的美麗鄱陽。
圖：徐永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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