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民與閩粵贛山區畲民的關係
漢族是中原華夏族不斷與其他民族接觸、融合而發展成為我國主要民族的，而客家作為漢民族共同體內的一個支系，也同樣在南遷的過程中和其他民族不斷地融合同化，並最終在閩粵贛交界區形成有自己獨特個性的客家民系。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時間問題上，有多種說法，筆者認為，應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時形成的。在這之前，遷入閩粵贛邊區的漢人稱為客家先民或叫中原漢人。客家先民進入閩粵贛邊區時，與當地的土著畲族民互相學習、融合，產生了密切的關係，為共同開發該地區取得顯著成效。客家民系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它的形成過程中與閩粵贛地區的畲民的同化融合比較典型。可以說客家先民到達閩粵贛邊區後是經過與當地土著畲民的磨合而發展壯大起來，並“反客為主”成為閩粵贛邊區的主要居民。千百年來閩粵贛邊區的土著畲民、客化畲民與客家人共同開發了“客家大本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客家先民遷入前，畲民是生活在閩粵贛邊區最主要的“土著”
上面講到客家與畲族有如此密切之關係，研究客家文化的許多問題就免不了要與畲族相聯繫。那麼又何謂是畲族、他們又是怎麼來的呢？據有關史料和文獻記載，族，自稱“山哈”。“哈”，畲語意為“客”，“山哈”，即指居住在山裡的客戶。傳說他們的始祖盤狐因為幫助皇帝平息了外患，得以娶其第三公主為妻，婚後遷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長子姓盤，次子姓藍，三子姓雷，女婿姓鍾，子孫逐漸繁衍成為畲族，但這個名稱早期並不見於史料記載。唐代，居住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地區的包括畲族先民在內的少數民族被泛稱為“蠻”、“蠻僚”、“蠻”、“蠻夷”、“峋僚”、或“山都木客”等。南宋未年，史書上開始出現“畲民”和“契民”的族稱。從這以後，閩粵贛邊區的少數民族幾乎都以畲族稱之，不再有其他稱呼。現，讀音she或yu。讀she意為刀耕火種，讀yu指新開墾的田地。“畲”字作為民族名稱，大概是由於他們從事刀耕火種的農耕而被命名的。據顧炎武的說法，就是在山裡搭棚而居的人。如今大部分畲民分佈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五省80多個縣（市）的部分山區，使用接近於苗瑤語族苗語支的瑤族“布努”炯奈話的語言。
畲族的來源目前說法紛呈，有的人認為畲與漢晉時代長沙的“武陵蠻”（又稱“五溪蠻”）同源，這種說法較為普遍，得到廣大學者的認可，相關依據的材料也較多；有的人甚至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淮河與黃河之間的“東夷”裡靠西南的一支“徐夷”，說徐夷與武陵蠻有淵源關係，所以與畲族也就自然有一定的關係；有的人卻認為畲族由“南蠻”的一支發展而成，持此說者認為畲族來自古代“蠻”或“南蠻”，是廣東的土著居民；還有人持畲族是古越人後裔說，認為畲族是春秋時期越王勾踐或范蠡的子孫，秦漢時期“百越”的後裔或漢晉時代山越的後裔等。在唐宋文獻中，這部分人被稱為“蠻”、“啊僚”，其後代即今畲、瑤、壯、侗等少數民族。從中可知，早在七世紀初隋唐之際，族就已居住在閩、粵、贛三省
交界的山區，宋代才陸續向閩中、閩北一帶遷移。在隋唐之際居住在閩粵贛邊區的主要是畲族先民，當時那裡尚屬荒涼之地，到處是深林叢蟒，人煙稀少。他們以刀耕火種的原始方式在那裡世代繁衍生息。《太平御覽》載：“鄧德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瞰之’。”《牛肅紀聞》載：“山東採訪使奏於處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裹，山深林木秀茂，以令長汀，黃連（今寧化）雜（新)羅（今長汀縣西南）三縣。地多厲，山都木客表本其中。唐杜佑《通典》曰：“五領之南，人雜夷僚”。當時嶺南越族體往往以“夷僚”、“俚僚”或“蠻僚”稱之。他們人多勢眾，遍佈各州郡。從中可知，在唐代閩粵贛交界地區是“蠻夷”、“蠻僚”、“峋僚”和“山都木客”主要居住地。而到了南宋則開始出現了畲族的稱謂，這也是有史可查據《臨汀匯考》載曰：“長汀為光龍洞，寧化為黃連峋，蟈者苗人散處之鄉”。“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畲客”。由此可見，在客家先民遷入前在閩粵贛邊區生活的土著是以畲民為主。客家先民為何唯獨選擇原畲民的居住地——閩粵贛邊區眾所周知，客家先民在歷史上有幾次向南大遷徙。究其原因主要可歸結於兩大因素：其一是為了生存，因為當時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天災嚴重，土地矛盾突出，加上中原地區人口壓力大，所以許多中原漢人紛紛舉族南遷；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應是戰爭的迫害。其二是為了發展，當時中原地區人多地少，加上統治階級的高壓政策，許多客家先民苦不堪言，有一些人便想到南邊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又相對安定的閩粵贛邊區另謀發展。那麼客家先民在南遷過程中又為何沒有在其他地方長期定居，而唯獨選擇閩粵贛邊區並在那裡安家落戶呢？要揭開這個謎底，我們就要聯繫到閩粵贛邊區的地理和社會環境。首先從自然環境來看，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是一片大山區，那裡群山重疊，林木茂盛，更是戴雲山、聯指山、博平山、鳳凰山和武夷諸山脈的交匯處，這些山海拔幾乎約在400-500公尺。這裡群山交錯，丘陵起伏，如贛南在許多山脈的腳下天然形成了許多盆地，這些盆地大小不一，但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易於耕種，這些盆地後來成了客家人世代的糧倉。在閩西雖然沒有那麼多的小盆地，但是那裡山勢平緩，可依山築田，也適合農耕。這對於當時對土地有極大依賴的農耕社會來說，不愧是一處“世外桃源”。
從交通上來看，閩粵贛邊區雖然與當時中國內地天然隔開，但是那裡卻是閩粵贛三省的交匯處，交通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再說那裡水路卻極有優勢，有贛江、汀江和閩江上游等主要支流可供泛筏使用。寧化開山鼻祖巫羅俊就組織“開山伐木，泛伐於吳”。據後人統計，當時贛南集水面積達1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1000多條，總長度達一萬多公里。在閩西也有閩江、九龍江和汀江等河流發源於三明、閩西，其中閩江全長300多公里，流域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是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由於這裡水路交通便利，從而使這一地區為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從氣候上看，閩粵贛邊區不像嶺南那樣長夏無冬，極適合住人。再者由於地處高山地區水災較少，又由於林木茂密雨量充沛，這在《三明市志》的記載裡可以得到證實。其載曰：“境內氣候總特徵是：氣候溫暖溼潤，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還有就是這裡人煙稀少，當時僅一些畲族等少數民族散居各地，土地寬廣有許多肥沃的土地尚未開發，這和當時客家先民南遷前在中原時土地矛盾尖銳，自然災害不斷的情況相比，這裡無疑是他們的理想之處，有這樣優越的地理環境，客家先民看中這裡也就不足為奇了。從社會環境來看，當時中原地區連年征戰，天災與人禍並存。中原地區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從西晉“永嘉之亂”到唐朝的“安史之亂”，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如關於“安史之亂”《舊唐書·地理志》這樣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唐朝著名詩人杜甫也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傳世。從中可知，當時中原許多漢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閩粵贛邊區戰火波及較少，如三江（閩江、汀江、贛江）源頭地區的客家祖地石壁及其周邊地區數百年沒有戰火，社會安定。而經過長期戰爭折磨的客家先民早已對戰爭深惡痛絕了，他們一路南遷下來發現這裡社會環境安定，同時對這裡的安靜優越的環境產生巨大的吸引力。由於歷史原因，閩粵贛邊區開發較晚，有些地方當時可能還沒有納入朝廷的版圖，據資料顯示，閩粵贛邊區建制都比較晚，許多地方仍然還沒有軍隊入駐，自然統治者對這裡的統治力量相對薄弱，這對於飽受剝削的客家先民來說，是安家置業的好地方。所以不管是從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來看閩粵贛邊區都是客家先民落地生根的理想之地，既然客家先民相中了這塊地方就免不了與在閩粵贛邊區的畲民發生密切的關係，並最終融為一體。
南遷的客家先民對畲民產生重大的影響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邊區以後，與當地的畲民雜居而住。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在精神、心理特徵、風俗民情及情感等方面都產生了共鳴，無庸置疑這就導致他們在各方面都產生密切關係。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期間兩族雙方都取長補短吸取對方的精華，所以可以說不管是任何民族間的融合都是雙方面同時進行的，而不能簡單地說是某一民族融合吞併了另一民族。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許多專家學者中注重客家先民對畲民的影響，而忽略了畲民對客家先民的影響。在客家先民大批進入閩粵贛邊區以後，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雖然也有客家先民接受畲族文化，但那畢竟是少數，因為當時客家先民與世居閩粵贛邊區的畲民相比更為先進，也更有勢力，理所當然客家先民對畲民的影響就更大更明顯。
在客家先民入遷閩粵贛邊區之後漫長的歲月裡，畲民在整體上與客家先民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同化與融合的關係，故而畲民在客家先民入遷後逐漸地向先進的客家文化靠攏，總體上來講主要是客家先民對畲民的影響，同時畲族的許多獨特的優秀傳統也對客家先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現就對兩族在耕種技術、修族譜、唱山歌、語言、服飾、婚姻等方面進行一番比較，以說明兩種文化互相吸取、互相影響。客家先民重修族譜，畲民受其影響也開始修譜，客家先民（即中原漢人）自古就重視修族譜。據清代史學家錢大聽研究，漢人修族譜始於漢代，魏晉時盛行。修譜的目的是借譜以抬高其社會地位。客家先民或漳、潮人都很重視修族譜，幾乎各姓均有。凡所見族譜，他們都把自己的祖先說是來自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區。而畲族是少數民族，與中原並沒有直接淵源關係。可是在族藍、雷、鍾三姓族譜中，同樣也把自己的祖先說是來自中原，出身於權貴之門，藉以抬高社會地位。上杭《雷氏族譜》雲：“雷氏源於黃帝諸侯國。秦漢以降，代有傳人。上杭一世德雷梓福，其先居山西平陽府馮翌村，郡望故馮翌。”從中可知，畲民開始學漢人修族譜除了也像漢人一樣借譜抬高自己的身份，說明他們的身份並不比漢人低外，我們想他們修族譜其實應該主要是受了客家先民重視修譜的風氣所影響吧。由於漢人對修族譜有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畲族人修族譜經常請漢人幫忙或者寫序。可想而知畲族族譜與漢人族譜是何種關係，所以畲族的族譜往往從語言、內容到風格都與漢族譜的差不多。從中可以看出畲民修族譜是受了客家先民的影響。
在耕種等生產技術上，兩族互相學習。客家先民向畲民學習最明顯的體現在“畲禾”的種植上。在歷史上，畲族是一個依山而處，居無定所的民族，在長期的開荒墾山過程中，他們曾培育種植了著名的早稻——“畲禾”。這種早稻適宜缺水的山地種植，高產耐旱。據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各州縣的地方誌文獻記載，這種畲禾在該地區客家人聚居地廣泛種植。客家先民到了閩粵贛邊區後發現那裡的畲禾質量高，便向當地畲民學習種植方法，同時當地畲民也向客家先民學習先進的耕作技術，這就是漢人與畲民在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互相學習的體現。
從閩粵贛邊區客家人服飾來看，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客家人的服飾可以找到當時畲民服飾的痕跡。中國南方的畲民因為與漢族人民在生活習性、審美方式、氣候條件、生活方式和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在服飾上表現出自己的特色。唐代居於漳州地區的“蠻僚”（畲族先民），其服飾“椎髻卉服”，“左居椎髻之半”。潮州的少數民族頭飾，至明代仍行“高髻”。現今畲族婦女服飾雖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但保留其民族服飾特點仍很明顯。但是從總體來講畲族婦女的服飾上衣為黑色大襟交領式，兩旁開深衩；領囗、兩襟及袖端均飾有花邊或花紋圖案；下身穿黑色長褲，有的穿短褲、打腳綁，腰間繫圍身裙、腰帶，髮式系用一支細長飾物（竹木或鐵絲）梳成高暑、插上銀簪和各種料珠。如今，三明、閩西客家婦女的服飾，與中原婦女的服飾迥然不同，卻與畲族婦女的相似。顯然，這是客家服飾文化受了畲族服飾文化的影響。
香族山歌與客家山歌互相影響，族民間文學是以傳說故事和山歌為主要內容，他們以歌行樂，以歌當話，以歌敘事，以歌抒情；其特點是七言一句，稱四句為一條，曲調多半以一條四句構成一個樂段。畲民唱山歌都是清唱，很少伴有動作。其形式有獨唱、對唱、齊唱和二聲部重唱等。山歌的歌調均有嚴格的韻腳，第一、二、四句一定要押韻，不押韻，稱為“不平”。客家人和畲民唱山歌均使用方言，即景、即物、即率，隨口而出，與一般詩歌之用文字撰寫不同0。客家山歌也大都七字一句，四句一條，這些在畲族山歌同樣具備。客家人與民山歌均以歌唱形式口頭流傳，成為一種民間口頭文學世代相傳。客家山歌與畲族山歌曲調也不相上下。“閩東羅源縣畲族人民中流行一種山歌曲調與閩西長汀客家山歌的一種唱法甚為接近。在閩東畲族山歌中，有一種“福鼎調’與閩西武平桃溪、上杭城關等地的客家山歌也有緊密聯繫。”客家山歌與畲族山歌除在內容、形式、曲調諸方面有許多相同或近似之處外，還有不少甚至名稱都是一樣的。從中可見畲族這個有獨特文化的民族逐漸為客家人所吸收、同化並最終作為客家自己獨特的文化加以發展，而畲族山歌中也吸取了許多客家文化的內容，由此體現了客家山歌也是在逐漸地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後才形成的。
客家先民入遷閩粵贛邊區以後，在民俗風情上也對畲民產生了影響。顯著的變化體現在畲民與客家先民及其後裔通婚上。在客家先民及其後裔未遷入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之前，畲族的婚俗實行嚴格的族內婚制，即在本族不同姓氏、或同姓不同香爐（即同姓不同宗）間通婚。自客家先民及其後裔大量遷入閩、粵、贛邊區並與畲族人民交錯雜居後，逐漸打破了族內通婚的局面，他們與客家先民一起開發山區經濟，在一起勞動生息中不斷接觸，通婚便理所當然。由於客家先民的影響，畲族也從族內通婚中走出來，逐漸演變為族外通婚。
在客家文化與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接觸中，與畲族文化的關係最為密切，互相影響和整合也十分典型。從中可知，客家文化是同其他民族不斷接觸、整合和同化而形成的，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經過一段漫長的歷史歲月，獨具特性的客家文化才應運而生。
南遷的客家先民與畲民進一步開發閩粵贛邊區閩粵贛邊區在客家先民入遷前，即在唐以前還是“林邃密”的荒野之地。這種狀況特別在閩西和粵東尤其為甚，到處是猛獸出沒，“瘴昏”、“惡溪”的景象。因為當時居住在閩粵贛邊區的主要是過著原始般生活的畲、苗等少數民族先民，他們刀耕火種的生產技術，以及稀少的人口沒有能力去開發這一廣大山區。然而，伴隨著客家先民的入遷，閩粵贛邊區自唐未以來特別在北宋，這種局面大為改觀。以閩西為例，宣和元年至二年（1119-1120年）被貶在沙縣監管稅務的李綱便這樣稱讚他所處過的閩西北山區：“今閩中深山窮谷，人跡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園水竹，雞犬之音相聞。禮裕淳古，雖斑白未嘗識官府者，此與桃源何異？”這說明北宋未年包括閩西在內的閩粵贛邊區已經有許多人居住，也可以看出閩粵贛邊區已經由客家先民與畲民逐漸開發。甚至連偏遠之極的山區都已有人在開闢“田園水竹”安家落戶了。關於畲民與客家先民築田開發閩粵贛邊區的現象在《古今圖書集成·藝術曲·農部》也有這樣的記載“田盡而地，地盡而山，雖土淺水寒，山嵐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養，無不少獲”。由此可見，到北宋時期閩粵贛邊區經過客家先民與畲民的努力，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加上辛勤耕作收穫喜人，客家先民把從中原地區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與畲民熟悉當地地形知識相結合，共同設計創造出許多新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促進該地區的發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築壩引水灌溉，如寧化“其在縣東百二十里，居民障溪以成，自宋迄今為利者，日大陂”。還有比較典型的是長汀的定光陂，它攔汀江築堰灌溉附近大片旱地，是北宋未年定光禪師設計的，它的建築奇特，築於河床寬闊的水流較緩處；採用三角捺刀形狀，陂壩分三道溢流口以減輕承受水流的正面衝力。它歷經汀江江水千年的沖刷，仍傲然屹立，這充分體現客家先民與畲民聰明智慧融合、創新的成果。由於客家先民與閩粵贛邊區畲民的共同努力，使這一山區在農業、手工業、建築、文教和建制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這一地區成為日後的“客家大本營”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
勤勞的客家先民與民共同促進閩粵贛邊區採治的興盛。唐末以前，閩粵贛邊的金屬開採，僅限於幾個建置較早的州縣幾處，到了北宋，則大多郡縣都有金屬開採和冶煉，並且品種多樣，採場眾多，還設立了不少有關管理機構。據《元豐九域志》記載，當時閩粵贛邊各片區採治狀況為：贛南，贛縣有一銀場，虔化有一鉛場，瑞金有銀場和銅場，南康有一錫場，上猶有一鐵務。閩西：長汀有一銀場二銀務一鐵務，寧化有四銀場，上杭有一金場。粵東：程鄉有一銀場一鉛場和一鐵場，興寧有一銀場，海陽之松囗、三河口有二監務。
客家先民的入遷與畲民進一步促進陶瓷、造紙等手工業的發展。眾所周知，唐未至北宋時期閩粵贛邊區手工業比較突出的有陶瓷，從大量出土文物可知，閩粵贛邊區在客家先民遷入前，當地的畲民已經掌握了陶瓷製作方法，但那些陶器都是原始而粗糙的食用器具，客家先民遷入後，他們先進的陶瓷製作加工技術與畲民所掌握的生產經驗相結合，促進閩粵贛邊區陶瓷業的興盛，也促使該地區陶瓷工藝以精美而著稱於世。贛南：最著名的是贛縣七里鎮古窯瓷器，它在古代與江西境內的景德鎮和吉州古窯齊名。閩西：比較突出的是今長汀境內近年發現的縣城西門窯址和南山村北約一公里處的碗片山。據有關專家鑑定都是宋代瓷窯遺址，其中碗片山的兩座“龍窯”，產品色澤均勻、溼潤而光亮。這說明閩西在宋代的燒瓷技術已達到相當先進的水平。粵東：最典型為至今仍享譽嶺南的大埔陶瓷。據民國《大埔縣誌·地理志》記載，當地歷史上有二十九個村辦廠；而據地名考查，當地有二十六個村落以“陶”、“窯”、“碗”字作地名，可見其歷史上陶瓷製造之盛。
從許多相關資料可知，由於客家先民的入遷也促進了閩粵贛邊區造紙的發展。據有關調查和研究成果表明，“肇始於唐宋”的汀州造紙業在北宋時已發展得相當完善，造紙作坊到處都是散佈面極廣，造紙的收入也成為當時汀州人重要的經濟來源。宋人蘇易簡《紙譜》載，各地造紙，“蜀人以麻，閩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麥麩、稻杆，吳人以繭，楚人以格。”用嫩竹造紙這一古老的技術，至今仍在民間可見，將樂、永定、連城、上杭等地一些山區就繼承了這一傳統造紙技術。從中也可以說明，閩粵贛邊區在唐末到北宋時期造紙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
客家先民進入閩粵贛邊區以後，除了促進陶瓷與造紙業發展外，該地區的紡織、制蠟、茶葉及食品加工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如《太平寰宇記》載閩粵贛邊各地土產：贛南虔州為“鉛、糖、竹梳箱、蜜梅”，閩西汀州為“鼴鼠、茶、龜”，粵東梅州為“山蕉、竹布”等。客家先民的大批遷入，促使閩粵贛邊區人口急劇上升，也促使該地區建置的增加與城池的拓建。據乾隆《汀州府志》記載：南宋中期，汀州境內共有主客戶223432戶，比北宋崇寧年間淨增長141978戶，短短的150年間，戶數翻了近三倍。由於人口的激增，南宋朝廷開始重視並加強這一地區的管制，他們在閩粵贛邊區不斷升級和增加建置。如在閩西，唐末前有一州二縣，即汀州與長汀縣寧化縣。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汀州添置上杭、武平兩縣，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又置清流一縣，又增設了蓮城（連城）一縣。
在贛南，人口增長也很驚人。據明嘉靖《贛州府志》記載，南宋寶慶中葉（距南宋亡約50年），贛州主客戶合計217880戶，人口639394人。從元豐三年到寶慶年間，短短130餘年，贛南的人口淨增長3倍多。顯而易見，在這一人口增長的過程中，北宋未年的北方人民南遷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贛南在唐未以前有一州七縣，即虔州與贛縣、虔化縣、南康縣、信豐縣、大瘦縣和安遠縣。在五代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置瑞金、龍南、上猶、石城等四縣，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又添興國、會昌二縣，贛南至北宋有二州十三縣。
粵東在唐未以前完全獨立的客家縣有程鄉與興寧兩縣，五代南漢乾和三年（945年）於程鄉置敬州領縣僅程鄉一縣。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改敬州為梅州，領仍僅有程鄉，熙寧四年（1071年）置長樂縣（今五華縣）。至北宋粵東建置也至少有一州三縣。客家先民進入閩粵贛邊區以後，與畲民雜居開發該地區，當時朝廷也派兵駐守贛南地區，對它極其重視，宋朝還將各級行政區按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分為望、緊、上、中、下五個等級。因此，在客家先民及其客家後裔不斷入遷閩粵贛邊區並與畲民融合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直線上升。
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邊區以後，與民在信仰和文教等方面也不斷地磨合、同化並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產生了獨具特色的風格。
在信仰方面，有些客家先民受畲民的圖騰崇拜的影響，也開始相信圖騰，而更多的是畲民受客家先民的影響也開始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等，這也就促進了這一地區塔寺、祖廟等建築技術的進步和完善。如客家著名的土樓、走馬樓等建築風格的創新。
客家先民及其後裔入遷閩粵贛邊區對當地畲民和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到推動的作用。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邊區以後與當地畲民共同開發了閩粵贛邊區，使該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出現了空前局面，這為閩粵贛邊區後來成為客家大本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客家民系在此形成提供了前提條件。
①《太平御覽》卷884，《神鬼部》。
②《太平寰宇記》引《牛肅紀聞》。
③《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
④《臨汀匯考》卷1，《方域》；卷3《風俗考畲民附》。
⑤《三明市志》
⑥蔣炳釗：《試論客家與畲族的歷史關係》，《中國客家民系研究》
⑦丘權政：《客家的源流與文化研究》
⑧毛宗武、蒙朝吉：《試論畲語的系屬問題》，《中國語言學報》
⑨蔣炳釗：《試論客家與畲族的歷史關係》、邱權政主編《中國客家民系研究》。
⑩丘權政：《客家的源流與文化研究》
⑾蔣炳釗：《試論客家與畲族的歷史關係》
⑿ ⒀丘權政：《客家的源流與文化研究》
⒂李綱：《梁羚集·桃源行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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