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树下看历史
肯定不全是。
先不说像《明史》这种编纂时长前后经历七十多年，对诸多原始史料（如明实录、满文老档）篡改、删除，已经失去了一定史实的史书，就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并为之交口称赞的前四史都是如此。
比如《三国志》。
我们来简单谈谈曹操这个人物。
受民间传说、戏曲小说，尤其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人们普遍印象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凌迫君上，残忍好杀，猜忌多疑，曾制造过徐州屠城，干过杀掉皇后及全族的残忍之事，说句枭雄都是抬举他，一副大奸大恶的嘴脸。然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读到的史料的增多，我逐渐对这个人物产生了一定的改观。
《三国志》整体倾向是尊曹魏为正统，对曹操的生平描写最多，其中不乏美化的溢美之词，当然也会对其残忍暴行进行一定程度的客观描述，这让后人读来觉得这本书可能在一定程度存在尊曹贬刘、孙的嫌疑，让人对这部书的史实性有所怀疑。
但是如果你细心阅读，联系前后文及裴松之的注，你会发现一个很小，却令人深思的记载：
“（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
曹操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同郡的官员以孝廉的名义推荐给了中央，当上了首都洛阳北区的公安局长。刚上任的曹操年少方刚，不畏权势，严厉处罚了当时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让人认识到了一个刚正秉公的年轻官员，于是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后来的事对三国熟悉的人都知道，无非是升官、谋刺董卓、逃亡、举兵讨伐、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一系列的人物成长史。
但是四十五年后的建安二十年（215年），在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的曹操急匆匆地率军回返洛阳，开始着手准备解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史书记载到这里，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引用了其他史料补充了下面这么一段话：
“更修治（洛阳）北部尉廨（xie四声），令过于旧。”
曹操在进入洛阳的时候，下达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命令，他让人修葺整理北部尉的办公场所，让它超越了原来的规模。
战事繁忙的他为什么会下达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命令？
难道这个早已双鬓斑白、气度威严的权臣，还记得他当年的意气风发和那些正义感和责任感吗？我想是的。一生戎马倥偬、见惯了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和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或许在此时的魏武王心中，他仍然是那个凭借一腔抱负想要拯救国家的热血青年吧。
我之所以喜欢读史，大概就像当面明月说的那样，当翻开一张张故纸堆，我们仍能看到那一个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人”而活生生地存在，无论他善恶忠奸、名流千古或遗臭万年。
强哥说文史
马未都经常说：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确实！没有任何一本史书是可以完全相信的，
史书 毕竟也是人写的， 而历史大多是后世写前世 当朝写前朝！难免会受个人感情及朝廷政治需要的影响！
我觉得读历史有三个必备的因素
第一
存疑不存惑
无论哪本史书 任何史实我们都是可以问一句，也应该问一句真的吗？ 这就是存疑！但既然存疑那就应该去客观证明， 而不可凭个人喜好甚至直觉去定论 ，甚至更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人一旦刻意就会很容易犯错 ，要推翻一个说法 往往需要几个甚至十几个证据去证明 否则只会落个一知半解有失偏颇！
第二
证有不证无！
！ 读史书我们可以怀疑 驳斥 推翻 只要有证据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唯一不可以的就是 ‘这事儿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存在’
要知道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两个途径就是 史书和实物！而获得实物的最主要方法 就是考古！即使现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件 ，没准哪天挖出来个墓碑 ，刨出来个竹简 一两句话就把这事儿推翻了！ 又没准儿挖出来个夜壶，都可能牵扯出另一段历史！.
第三
看史不听史！
当然这句话不是说不能听别人讲， 相反 要想研究历史必须要多听各家言论 尤其是一些权威大师 各个领域的专家 ，都是必须要多听多问的！但
更重要的是看，因为历史观的形成是需要积累的 但如果只听别人说 而自己不去看 那最后形成的也只能是别人的观念，最后落个萧规曹随就有些可惜了！
费率特
史书上记载的内容，肯定有假的。
以大名鼎鼎的《史记》为例，司马迁在高祖本记中，明确的记载了刘邦的亲爹，是一条蛇，还是一条白色的大蛇！同时，刘邦的亲爹还积极响应、现身说法，在多个公开场合多次说明，刘邦不是自己的亲儿子，而自己，带的是绿帽子。
这就是史书上的高级黑！
鉴于这种史料，实在是烂得厉害、假得出奇。也让后世的人都知道了，司马迁确实很苦，如何说实话，那是会掉脑袋的。也让汉武帝的暴君形象，昭然若揭。
然后再说说李世民。当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他要求看看史官写的材料，看看史官是怎么写自己的。按照制度设计，为了约束皇帝的行为，皇帝本人，是不能看史官怎么写自己的。这个制度，本来就很假，因为皇帝的儿子，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如果不往好处写，皇帝的儿子也不答应。
就这么一个很微弱的约束，李世民也不愿意接受。
他前后找了史官三次，前两次，史官都没答应给他看，到了第三次，终于还是看到了。这段历史被记载下来，也是史官在甩锅。因为给李世民看到的内容，肯定是经过大量修改、美化后的结果。唐朝的史官，也想多活几年，或者是活好一点。
李世民这样做的结果，让满朝文武都大吃一惊，人人都吓坏了，就连魏征这种，以敢于说实话著称的官员，都赶紧写文字，肉麻的吹捧李世民。
魏征撰写的《醴泉铭》，狠狠的吹捧李世民。“说他二十岁就从事统一天下的活动，三十岁便做了亿万百姓的君主，……皇帝舍身以利天下黎民，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为百姓着想，忧国忧民积劳成疾，皮肤和尧帝一样变成了干肉，手脚上的茧子超过了大禹。 李世民功劳高于大舜，勤劳胜过大禹，空前绝后，超过了三皇五帝。……”
皇帝阅罢，高兴得很。
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干脆就直接说明，本书就是历史经验合集，供统治者借鉴使用，顺便，还附带了中国历史。
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所有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写作者眼中（或者是饭碗里）的世界。
特别再补充一点，历史不会指引未来，我们的老祖宗，根本不会从坟头里，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来，给我们指引未来。
圆窗观点
首先历史是人写的，人是一种感情生物，会受到自己或是外界的干扰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历史是一个民族文化流传的载体，对于统治者维持统治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历代史书大都是隔代修史，即当代历史不由当代人修。
其次，历史本身是以前发生的故事，所以一定会有遗漏，歪曲的现象发生，这就需要考古探索，用那个时代遗留下的物件与文字来逐一反驳。
譬如说，《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当斩。”这样的一句话一直使史学界认为，大泽乡起义是秦朝百姓苦于秦朝严刑峻法，迫不得已掀起的反抗战争。然而通过调查最近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的刻文却发现这是错误的。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曰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征发民夫，不去的，就要罚两套盔甲钱；误了期限三到五天，要被责骂；六到十天，罚一盾钱；过了十天，罚一套盔甲的钱；如果由于大雨而误了期限，则不必惩罚。”
这就意味着，太史公错了，《史记》中对于大泽乡起义的真正原因记载错了，秦朝未必就是亡在苛政，这仍需我们继续去考察。
再次，前文说过历史是由史官编写的，史官是人所以一定有自己的好恶与操守。有的史官在写史书时会带入自己的情感，譬如还是《史记·李将军列传》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在这些文章中都带入了大量的私人感情，在描绘李广时，着重渲染了李广有功不得封的悲惨景象，但在斩杀霸陵尉的故事中却自然而然地一笔带过（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远远不如《汉书·李广苏建列传》中记载的详细。同样的也出现在《史记·高祖本纪》与《史记·项羽本纪》中刘邦丑角的形象与项羽英雄的形象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但刘邦狡黠多变和项羽残暴弑杀的一面却暗自隐去，这也是太史公个人感情的一面。
当然，我们不能说，史书都是假的，因为史官这个职位同样不是寻常人等就可以胜任的。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抒弑杀齐国国君，逼迫齐国太史将这件事按下不提。但是齐国太史伯却坚决不干，在齐国史书上坚定地记下：“崔抒弑其君”。崔抒勃然大怒，下令诛杀太史，太史的弟弟仲（春秋战国史官一般是家族内部任职）依然对兄长的笔记一字不改，最终被杀。当崔抒看见太史的幼弟季依旧硬着头皮不改一字时，终于崩溃了，放过了修改史书的想法。
正因为有一代代史官的坚守，我们能在英明神武的唐太宗背后看见玄武门之变的惨烈；我们能在九击匈奴的汉武帝背后看见巫蛊之祸的恐怖；我们能在清朝文字狱的白色恐怖下看见清朝的三大酷政。
所以，不要轻言史书的真假，而应该结合自己的思考，结合考古文献的发掘，我们才能辨别百年乃至千年前尘封历史的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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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生谈史
史书上的记载并不一定是真的，但也并非子虚乌有、凭空杜撰。
即使在正史中，时间、地点也不一定就100%地准确，对于事件的描述或表述，也肯定掺杂了记录者的某些有目等个人因素。其中也可能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干预或影响，难免有杜撰、制造之嫌，更何况所谓的野史了。反观从历史中流传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到显得靠谱得多。那些个人色彩及其强烈的文艺作品就像自历史长河遗落碎片，虽不完整，但起码自它们诞生的年代，因容易引发共鸣，才得以世代相传、流传；并非制度之手笔的编纂。既然史由后入所记，那已逝的风月与尘嚣在时间扑朔的风中，已迷离成遥不可及的不确定以及靠想象与演绎架构而起的亭台楼榭……
就拿《史记》为例
司马迁写《史记》，主要资料来源是他之前的史官记录，这些记录真实不真实是没人知道的，或者说哪部分真实那部分不真实也是没人知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大量的筛选工作，认为记载不实的都不引用，但是肯定不能去伪存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真实度应该能高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真实，因为历史都是由人记载的，记载的历史会受到记载人主观感受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基本历史书记载的同一件事情过程或结果不一样。所以《史记》记载的历史并非完全准确。
奉史为师
史书分为两种，一是正史，一曰野史。正史一般指的是26史，是政府也就是官方编纂的。野史是相对正史来说的，一般都是民间编纂的。
所谓历史，都是后世的人写的前世的事情。就拿正史来说，就是后一个朝代写前一个甚至很前一个朝代的事情。更何况，很多史书出于很多政治目的，比如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性，会刻意地去编纂史书。这样的情况，历史的真实性就会有折扣了。即便是野史，也会因为作者的情感或者观点有所偏颇，自然也无法做到完全的真实性。
更何况，老早发生的事情，谁能知道真相。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比如说《明史》，是在清朝的时候编纂的，相对于明朝，顺治和康熙都是胜利者，所以就有了书写明史的权利。
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康熙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相关官员便把皇帝所犯的错误及责任推到大臣及太监身上，并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当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
再看《隋史》，李家是因为革命得了杨家的天下，而杨广是因为无道昏庸才会十八路反王诛杀，在写的时候，对杨广就没有一句好话。
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书的政治功用性
很多史书都有其政治功用性。比如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宣化礼教。司马迁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其作用是为了服务于帝王。里面的很多观点和事实就有待商榷。
时间太长，无从考证
昨天的事情有时候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虽然古代帝王有起居录，但也还是会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编纂者写史书，一写就是几百几千年的事，即便是现在有考古技术，也不一定能把之前的事情说的清楚，更何况也不是只记录皇帝，其他人没有起居录啥的，只能靠推敲推理了。哪里能说的清。
所以，不管野史还是正史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尽信书不如无书。
疯哥哥l
司马迁的史记是建立在历史遗留下的记载--史书，以及民间的一些传闻，我们叫他为素材，经过大量的考证，分析，推测。才成就了之后的《史记》
但不乏其中有司马的个人思想感情因素在其中，只是说《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也是比较能为众多学人所接受的一部历史记载书籍。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对其中的一些记载抱有怀疑态度，其中有些的东西还待后人进一步考证。但是说实话，《史记》真的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史记里也有事实错误，自相矛盾的。而且有些事件太过久远，有些事情太过深密，到太史公那里，失实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治史的态度本身相当严谨。
战斗大黄蜂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史书发展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早期的史书
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史书分类
按真实性分类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泛指“野史”。
按体例分类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按学科分类
记载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史书称专史，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
史书未必一定能如实纪录历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编集成书。
中国王朝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被指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
刘知几称之：“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
其中有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龙气包围之类。而在当时修书时皇帝必定会对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说话，删除负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问题。而后代的皇帝亦会对前朝的历史加以篡改，以保证江山正统，清朝的历史则被指是褒扬满族对中国的贡献。
即便在现代，不论资讯如何发达，也常常出现消息被封锁的情况，所以学者认为史书中也有不少虚构成分。
凝祥聚瑞
你好，我是眉画张敞，我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史书上的记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像历史界有句行话：“你永远无法达到真实，只能无限地接近它。”
一、哪些东西较为真实？
1.历史人物，特别是有史书记载以来的人物基本是真实的。
2.大的历史事件，比如皇帝登基、战争、叛乱、自然灾害等是真实的，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会比较真实。
3.国家法令、政策、改革措施等。
二、哪些东西不真实？
1.一些不应为当事人之外的人所知的情节。编史者站在上帝视角，用文学色彩较浓的文字进行的描述，往往不够真实，这个在《史记》中表现较为明显。
2.一些年代久远的人物和事件。比如现在争议较大的“夏朝的存在与否”这个问题。另外一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不够真实。总之，越久远的历史越不可信。
3.一些较为隐秘或者牵涉到统治阶级的丑闻、统治者名誉、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历史。
三、史书为什么会失实？
1.史书是为统治阶级编写的，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个人编史往往是违法的，所以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内容是不允许出现的，或者是改头换面出现的。
2.编史者是有个人感情与好恶。编史者会美化自己喜欢的人物或事件，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或事件进行丑化，断章取义，甚至颠倒黑白。
3.由于当时通讯和统计等手段不发达。很多史实是根据野史和前人著作编撰的，甚至来源于编史者搜集的轶闻旧事，甚至是传说流言，肯定会导致史书失真。
4.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焚书和修史对史书的真实性也有很大的影响。本来历史是可以通过互相佐证来接近真相的，但是统治者的焚书，让很多野史、笔记毁掉，让很多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和形象的东西被删除和篡改，让史书更加失实。
总之，“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也只能让你了解部分历史的真实。我们也要抱着存疑和考证之心去读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你解决问题。
眉画张敞
1:由于年代久远，对古代的事件人物的相关认识，我们只能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记载来获得。
2:秦代开始正史记载的准确性还是很高的，至少在没有其它佐证证明它是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来相信。
3:而关于先秦史，我们可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里面的事件人物，毕竟秦始皇焚书以后所有的先秦史料几乎都是靠口口相传得来的，并无史书为证。
4:历代还有许多个人记载的历史和民间的野史这些，我们可以经研究考量后选择性的相信。
5: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管正史野史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都应该去求证，去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