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
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八十週年
1868.01.11-1940.03.05
時至今日，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蔡元培先生的絕無僅有，不僅在於他憑藉著一己之力，締造了中國大學應有的模樣和精神；更在於他以一己之力，樹立了一個老大帝國向現代文明轉變進程中所當有的人格典範。
大學雖已遍天下，世間再無蔡元培
文 | 群學君
01
1940年3月24日，按照民國時期的電報代碼，是“敬”日。
這一天，以戰時陪都重慶為首，大後方幾乎所有尚未淪陷的省份，都舉行了莊嚴肅穆的公祭儀式，祭奠二十天以前去世的蔡元培先生。
這一天，全國寄出的信件上，都被蓋上一枚特殊的郵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紀念。
這一天，國內幾乎所有大報，無論何黨何派，都發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輓聯、悼詞與評論，人們用的最多的兩個詞，一個是“楷模”，一個是“完人”。
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如此備極哀榮，又如此受到衷心哀悼的，恐怕唯有蔡元培一人而已。北大教授王世傑說：
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裡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
1919年，美國學者杜威（John Dewey）在中國訪問，目睹了五四運動的風起雲湧，曾感嘆說：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蔡元培先生的絕無僅有，不僅在於他憑藉著一己之力，締造了中國大學應有的模樣和精神；更在於他以一己之力，樹立了一個老大帝國向現代文明轉變進程中所當有的人格典範。
他的學生傅斯年說：
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02
1898年，蔡元培三十歲。
這年深秋，維持了短短百日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翰林院編修、兩榜進士蔡元培，憤而從北京回到故鄉紹興。
這一年他剛滿三十。
蔡元培同情變法，卻認為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太過草率。在他看來，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從根本上培養人才，把希望寄託在皇帝的幾道聖旨上，是不可能的。“聽說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裡彼此通條子，不寫西太后，只寫老淫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
蔡元培選擇回鄉辦學堂，教育救國，擔任紹郡中西學堂總理，這是當時紹興唯一的新式學堂。在大半鄉民還是阿Q和孔乙己的江南水城，蔡元培提倡新學，他在學校裡增加了日語、法語教程，還開設了化學、物理、生物等科。
這是大教育家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教育改革。
學堂裡有一位年僅十二歲的小學生，他晚年回憶說：蔡元培先生來中西學堂後，我才第一次瞭解了現代科學，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圓說，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第一次知道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而非電神鏡子裡發出的閃光；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龍在雲端張口噴水。
這個小學生叫蔣夢麟。幾十年後，他從老師蔡元培那裡接過了北京大學的大印，成為北大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也備受讚譽的一任校長。在蔣夢麟眼裡，蔡元培先生的做人之道，“出於孔孟之教，一本於忠恕兩字”。所謂“忠”，是忠於自己內心，不苟且、不流俗；所謂“恕”，是能雅量容人，寬宏大度。”
蔡元培去世後，蔣夢麟給老師送上的輓聯，只有十個字：
大德垂後世
中國一完人
03
1908年，蔡元培四十歲。
一年前，蔡元培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放下國內一切事業，自費去德國唸書。原因很簡單，“救中國必以學”，而“世界學術德最尊”，所以“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
旺盛的求知慾，是保持年輕最好的秘笈。幾年前，蔡元培已身為南洋公學特班擔任總教習，卻依然堅持每天早晨從徐家彙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灣馬相伯家上課。
由於求學心切，頭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天邊剛有一絲曙色，他已在馬宅叫門。馬相伯感到驚奇，大清早的，誰來喊魂？打開窗子望去，來人是蔡元培。老先生急忙搖手說：“太早了，太早了，八九點鐘再來吧！”雖然敗興，蔡元培並沒有不悅，三個鐘頭後，他又回來了。
那一年，蔡元培三十四歲，仍是程門立雪的熱血青年。
剛到德國時，為解決生計問題，蔡元培一邊學德語，一邊做家庭中文教師，還為商務印書館編書、譯書，“半工半讀”，“半傭半丐”。1908年10月15日，四十歲的蔡元培正式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系註冊，成為這座德國第二古老大學的正式學生。在學籍卡上，蔡元培填寫的年齡，卻是三十五歲——他生怕德國教授會因為自己年紀太大而拒絕他入學。
這張超過一個世紀曆史的學籍卡，迄今仍保留在萊比錫大學檔案館裡，它見證了一箇中國學者孜孜不倦，焚膏繼晷的勇氣和毅力，也見證了近代中國努力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尋求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艱辛歷程。
在萊比錫，四十歲的老學生蔡元培埋頭讀書，潛心學問，三年中共選修了大約四十門課程，平均每學期選六門。他晚年回憶說：“我看那些德國人所著的美學書，也非常喜歡。因此，我就研究美學。但美學的理論，人各一說，尚無定論，欲於美學得一徹底的瞭解，還須從美術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術史，須從未開化的民族的美術考察起……”
以美育喚醒國人，以美育救亡圖存，成為蔡元培一生的學術主張。
04
1918年，蔡元培五十歲。
蔡元培收到了一份特別的禮物——這一年是北大創校二十週年，吳梅教授代表全體師生，做了一首校歌，送給北大，也送給校長蔡元培。
棫樸樂英才，
試語同儕：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
景山麗日開，
舊家主第門桯改。
春明起講臺，
春風盡異才，
滄海動風雷，
弦誦無妨礙，
到如今，費多少桃李培栽。
喜此時幸遇先生蔡，
從頭細揣算，
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
這是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首校歌，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首寫入校長名字的校歌。
恐怕唯有蔡元培，擔得起這份尊榮。
蔡元培是一年前來北大的。在此之前，他應孫中山邀約，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民國剛成立，什麼都沒有，他一個人帶了幾個手下，在南京滿街找地方辦公。在如此簡陋的辦公環境下，蔡元培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主持制定《大學令》、《中學令》，並奠定了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高中，乃至大學研究院的中國現代教育體制。
半年後，為抵制袁世凱專制獨裁，蔡元培向袁當面堅辭教育總長。袁世凱以“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相留，蔡元培脫口而出：“元培亦以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何等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1917年1月4日，新校長蔡元培邁進國立北京大學校門那一刻，就震驚了全校。與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長不同，蔡元培脫下禮帽，謙遜地向迎接他的校工們鞠躬，校工們都驚呆了。他們哪裡會知道，這一躬不但徹底改變了北大，也就此拉開了中國現代大學之帷幕。
民國以前，北大叫京師大學堂。蔡元培十分清楚：“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所以，一到學校，蔡元培就發表了就職演說：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儘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
“北京大學，當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這篇演講，抱負之宏大，志向之高遠，驚震中國。當時還是一名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
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為打破惡習，蔡元培先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先拿文科開刀。《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不是學者，沒有著作，也不是什麼家。但蔡元培很堅定並以最快速度聘他為文科學長，一月四日蔡元培上任，十天以後陳獨秀也上任了。
蔡元培大刀闊斧改革，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幷包”。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拖著長辮的辜鴻銘不買胡適的賬，堅持舊文學的黃侃在課堂上大罵倡導新文學的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但校長蔡元培絕無門戶之見。於是北大有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名師陣容。既有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也有主張恢復帝制的辜鴻銘、劉師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張競生，也沒被封建衛道士的唾沫淹死。
陳獨秀稱讚：
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彼時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養成所，而是真正實現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許校外生旁聽課程，正式生、旁聽生和偷聽生共處一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就常跑去聽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講馬克思主義。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問他：“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他比誰都清楚教育部的規定，那是他在教育總長任內製定的。
蔡元培在任十年間，北洋政府總統換了五次、內閣總理換了三十餘次。時局動盪下，他卻一再強調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核心是讀書。北大學生顧頡剛說：“這所維新變法遺存下來的舊書院搖身一變，遂成為中國現代大學之楷模，成為新思潮旋風之中心。”
05
1928年，蔡元培六十歲。
這一年，他擔任大學院院長，籌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楨、梁思成、陳寅恪、李濟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構起中國現代科技體制，又強調“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
這一年，六十歲的蔡元培，不拘一格地任命二十八歲的林風眠為國立藝術院首任院長，造就中國最年輕的一位大學校長。民國著名女畫家、蔡元培最疼愛的女兒蔡威廉也任教於國立藝術院。教務長林文錚娶了蔡威廉後，蔡元培對女婿說：“你不要從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藝術事業中去，就在這裡幹一輩子，幫助林風眠把學校辦好，他一個人是很難辦下去的。”
講到這裡，蔡元培多少有點兒激動，也有點兒傷感。“以美育代宗教”是他這些年來逐漸形成的主張，但除了幾個藝術家，應者寥寥。從十多年前起，大家就忙著社會革命和聲討舊文化，很少有人想一想，應當用什麼東西來取而代之。
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太多，教育和文化建設，相比之下就不那麼急迫了。蔡元培卻願意把更多的心思花在這個上面。
對於西方文明的理解，蔡元培與同時代那些人不盡一樣。通常把五四精神的內核歸結為追尋“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在他看來，至少還有一樣重要的東西，甚至是更重要的東西，即“美育”。
蔡元培說：
人類有兩種慾望：一是佔有慾，一是創造欲。佔有慾屬於物質生活，為科學之事。創造欲為純然無私的，歸之於藝術。人人充滿佔有慾，社會必戰爭不已，紊亂不堪，故必有創作欲，藝術以為調劑，才能和平。
這話的潛臺詞中，也許就埋藏著他對革命隊伍中也會出現兄弟殘殺的追究和詰問。
稍稍放大一些聲音，蔡元培繼續說道：
文化與物質生活之改造同樣重要。原始的人類，於艱難苦鬥的生活中，仍有文身、雕刻、裝飾器物的精神生活之需要，可見文化與物質生活同時發生，同樣重要。生活問題既有物質與精神的兩種，那麼我們為民生問題而有的國民革命，必須於打倒阻礙民生進行的北伐工作之外，同時兼到精神上的建設，將來方能有完滿的成功。
這種遠見卓識，恐怕唯他獨有。
06
1938年，蔡元培七十歲。
年過古稀，蔡元培垂垂老矣。一年前，他就攜家人到香港避難，卻時時關注著抗戰的進程。
1938年5月20日，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舉辦美術展覽會，蔡元培參觀後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講，他說：
抗戰期間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強毅的意志。“羽扇綸巾”，“輕裘緩帶”，“勝亦不驕，敗亦不餒”，是何等寧靜！“衽金革，死而不厭”，“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是何等強毅！這種寧靜而強毅的精神，不但前方衝鋒陷陣的將士，不可不有；就是後方供給軍需，救護傷兵，拯濟難民及其他從事於不能停頓之學術或事業者，亦不可不有。
1940年3月5日，貧病交加的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長逝。他的死，令舉國震動，是那幾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林語堂說，蔡先生就是蔡先生。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儘可有長短處，但是對於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麼可說的。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但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但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
周作人引用同鄉老輩壽洙鄰先生的話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先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羅家倫說：
千百年後，蔡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嚮往的境界。
老輩學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處：他們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們堅守信念，不避刀俎；他們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將知與行打成一片，決不與時俯仰，與世浮沉，決不放空言講假話，於一己之艱難處境，甚少掛懷，甚少計慮。蔡元培念念不忘“學術救國，道德救國”，其人格魅力，其愛國精神，至死而光芒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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