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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像蝗蟲一樣串聯起80多家公司‘圍標’，中標後把項目賣了1400萬元，回報超過6倍。”辦案人員的桌上堆放著數沓厚厚的案情材料，勾勒出一個隱秘的圍標江湖。
自去年以來，全國多地警方出手打擊串通投標犯罪，成效明顯。有的地市半年間便偵破案件100餘起，項目標的金額超過66億元。
“圍標”，一個略顯晦澀的詞語，看似與民眾風馬牛不相及，但你我身邊有些金額動輒以億計算的房建、道路等項目，正是圍標團伙角逐的獵物。農民工欠薪、“豆腐渣”工程等一系列問題，也可能與“圍標”有關。
金錢之上，還滋生了一批職業串標人，他們堪比這個領域的“職業殺手”，製造了一個個讓人瞠目結舌的故事，正如業內俗語所言“圍標累死自己、餓死同行、坑死百姓”。
“蝗蟲式”圍標如聚眾火拼
關於“圍標”，很難在字典上找到一個通俗易懂的解釋。通常來說，“圍標”又稱串通投標，即招標人與投標人串通或是投標人之間串通，排擠對手從而使自己中標的行為。
“圍標”通常是團伙作案，如聚眾火拼，動靜大的一方能組織近百家企業“壟斷”項目投標，小的也能拉來十餘家企業撐撐場面。他們分工明確，比如有專人代繳投標保證金、為投標製作標書、為他人到場投標等。
為適應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一些地區會對轄區主要道路進行改造升級，這些工程便成為一些圍標團伙覬覦的目標。
2016年，彭有平盯上了中部某縣一條省道改建工程，其中一個標段的工程預算為4900餘萬元。為把這塊蛋糕收入囊中，他找到圍標界頗有名氣的鄒強幫忙“圍標”，並承諾支付高額酬金。
彭有平沒有想到，自己很快為食言付出了代價。
鄒強的主要工作是儘可能多地籠絡符合招標條件的企業加入自己的團伙，從而排擠競爭對手。“現場來開標的企業有40多家，還有一部分企業沒到場但收取了鄒強等人的好處費後放棄投標。”辦案人員介紹，能來現場的公司可分得好處費約5萬元，不來參與投標的公司也可以分到3萬元。
經過運作，彭有平等人成功中標。然而，他並沒有完全兌現向鄒強等人許諾的酬金，由此遭到舉報，並在當地打擊串通投標違法犯罪的行動中落網。
在全國各地警方破獲的眾多串通投標案中，像這樣成群結隊“蝗蟲式”圍標的不在少數。“這些團伙長年盤踞在一地，掌控了諸多有資質企業的資源，與眾多工程建設領域的公司結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只要有利可圖，就群起攻之。”辦案人員鄧增華介紹。
調查發現，這起事故與施工單位資質不合格、監理單位缺位有直接關係。由於相關制度不健全，受不法利益驅使，一些施工、監理單位往往採取轉包、掛靠等形式進入市場。
此外，極低的犯罪成本更讓職業串標人有恃無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慣犯”。我國刑法規定，串通投標罪的最高刑期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嫌疑人僥倖完成一起較大工程的串通投標，其獲利通常高達千萬元，三年有期徒刑並不足以對其產生震懾作用。”程華說。
標後管理失序也助長了串通投標犯罪的猖獗。“許多工程項目都是當地政府的重點工程，有的即使發現了中標企業有轉包或違法分包行為，但礙於項目推進進度，相關部門也不敢制止和處罰。”一位業內人士透露。
對此，部分專家建議，將打擊串通投標犯罪和掃黑除惡、反腐相結合，剷除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此外，進一步規範投標保證金設置，壓縮專業投標公司生存空間，增加“圍標”串標成本；創新招標方式體現擇優原則，加大信用評價機制的運用，提高優質企業中標概率；加強招標文件審查力度，規範招標條件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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