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履祥到祝洤
——清初朱子學在浙西的傳承及其特點
張天傑
2019年第3期
【摘要】
清代中前葉的浙西有一批傳承有序的朱子學者，以張履祥為發端，呂留良為助手，經過呂葆中、柯崇樸、嚴鴻逵、車鼎豐等呂氏門人的接續，直到張氏之私淑祝洤，為拯救風俗人心起而“尊朱闢王”，將朱子學作為道德踐履的思想資源。他們將朱子後學與朱子本人的著述並重而分別加以刊刻或選編，在選編之時喜好使用朱子《近思錄》的學術詮釋範式，這些努力，對於朱子學的重新詮釋與廣泛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清代中前葉的浙西一帶，出現了一批傳承有序的朱子學者，他們為了拯救風俗人心，起來“尊朱”而“闢王”，使得盛行已逾百年、弊端叢生的陽明心學逐漸淡出士人的視野，朱子理學得以復興。
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學者稱楊園先生，浙江桐鄉人)作為“清儒中闢王學的第一個人”[1]，成為“尊朱闢王”思潮發展的關鍵人物。其影響可以歸納為兩條線索：
其一，通過其友人呂留良(1629—1683，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2])轉而影響了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諡清獻，浙江平湖人)等人，從而促進了康熙朝朱子學在官方的推行；[3]其
二，還是通過呂留良，以及呂留良的長子呂葆中(？—1707，初名公忠，字無黨)與弟子柯崇樸(生卒不詳，字敬一，號寓匏，浙江嘉善人)、嚴鴻逵(1653—1730，號寒村，浙江吳興人)、車鼎豐(？—1733，字遇上，號雙亭，湖南邵陽人，寓居南京)，再到私淑張履祥的祝洤(1702—1759，字人齋，初名游龍，字貽孫，浙江海寧人)等人，選編、刊行朱子學以及張履祥等朱子後學的著述，極大地推動了朱子學的重新詮釋，以及在民間的傳播。
這第二條線索，學界尚未見關注，然而其影響面廣、影響時間長，還有將朱子後學與朱子本人並重、《近思錄》範式之傳承，以及尊朱闢王為標識等三大特點，因此很有必要對其加以作細緻地考察，從而可以更為全面地瞭解清代前期朱子學詮釋與傳播的整體面貌。
一、張履祥與呂留良之傳承朱子學
張履祥與呂留良是重要的學術夥伴，他們二人一唱一和，對於朱子學在清初的傳播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
呂留良是張履祥晚年最重要的友人，他們二人的正式交往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那年冬呂留良聘請張履祥到他家處館，被辭卻，第二年呂留良又一再託張履祥的好友朱韞斯傳遞聘請之意，又被張履祥辭卻。
康熙六年(1667年)，呂留良就不別請塾師，虛席以待，於是張履祥寫信給呂留良，其中說：“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強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4]勸其不要因為自己而耽誤子弟的讀書。
康熙八年(1669年)，張履祥才正式到呂留良家處館。蘇惇元(1801—1857)《楊園先生年譜》說：“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5]從呂留良聘請張履祥的一番盛情，可見對於張履祥的敬重。這一敬重，在呂留良《與張考夫書》中也有表達，其中說：
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6]
呂留良對張履祥的嚮往，受他的姐夫朱聲始的影響。朱洪彝(字聲始)與張履祥一樣從事程朱之學，非程朱之書不讀，對呂留良從事於程朱之學有一定影響。呂留良為了進一步醫治“陽明之病”並深入鑽研程朱之學，力請於程朱之學有“躬行實得”的張履祥到家中處館。
康熙八年(1669年)，張履祥開始在語水呂留良家處館，一邊教授呂留良的兒子與侄兒等人；一邊與呂留良相與論學。康熙十年(1671年)何汝霖(1618—1689，字商隱，浙江海鹽人)因為張履祥已經年老，故而與呂留良商量：“宜以餘年優遊書籍，……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相與講論，住留任便焉。”[7]
接下來的四年，由何、呂兩家供給家用，張履祥就在兩家之間走動，其中大多時間還是在呂家講論理學。一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二十三日，張履祥逝世前幾天，他還在呂留良家，可見二人友誼之深篤，論學之投合。
張履祥與呂留良二人交往之後，進行了許多與朱子學相關的學術活動，除了參與何汝霖、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號曉庵，江蘇吳江人)、吳蕃昌(1622—1656，字仲木，浙江海鹽人)等浙西一帶的朱子學者共同舉行講會活動之外，主要就是選編、刊行朱子學相關的著述，具體則有三個方面：其一，評《傳習錄》；其二，刊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等理學著述；其三，選編《朱子近思錄》、《四子近思錄》。
其一，呂留良與何汝霖一起請張履祥評《傳習錄》。康熙十一年秋，張履祥在呂留良家評《傳習錄》，最初是由何汝霖提出，蘇惇元《楊園先生年譜》說：“先是館半邏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商隱復請。……至是，館主人復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8]
此處的“館主人”即指呂留良，經過呂留良的再三敦促，張履祥才開始評《傳習錄》。張履祥遲遲不動筆，不是不敢，而是不願，他在與呂留良信中說：
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中間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亦未之舉筆。[9]
最初張履祥不願動筆，主要就是因為當時士人陷於王學弊病的久而且多，即使以程朱之正學來重新評點《傳習錄》，做一番筆舌之爭也恐怕難以有什麼成效，更何況其中弊病“辨不勝辨”。呂留良在回信中就評《傳習錄》的意義進行了闡明：
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為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即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出矣。[10]
張履祥接此信後，開始評《傳習錄》。他因為對王學的厭惡，此事進行也不順利，張履祥說：“此等文字，屏而絕之，不接耳目者二十餘年。今不得已為一展卷，每閱及一、二條，心緒輒復作惡，遂爾中止者數四。”[11]關於張履祥評《傳習錄》的經過，陳梓(1683—1759)《張楊園先生小傳》有詳細的記載：
澉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沉，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為炯鑑。蓋自此書出，而《閒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12]
張履祥深知《傳習錄》關係學術純正，闢王就必須從《傳習錄》開始。與明代程曈(1480—1560)《閒闢錄》、陳建(1497—1567)《學蔀通辨》、羅欽順(1465—1547)《困知錄》這三部著名的“尊朱闢王”著作相比，陳梓認為張履祥評《傳習錄》闢王更精。
可惜此書後來遺失，僅在《楊園先生年譜》中輯錄其《總評》和《評晚年定論》二篇。根據《楊園先生全集》附錄《未列年譜書目》，其中有《王學辨》一種，小注說：“海昌範北溟鯤刻先生《全書》，取《傳習錄》評語彙為一卷，題為此名。”[13]至少應該有《王學辨》一卷當時曾有流行。
其二，張履祥勸勉呂留良刊刻程、朱遺書。晚明以來，士人只讀陸王之書或袁黃《了凡四訓》等書，程、朱之書竟然難以尋覓。張履祥對此現象深表憂慮：
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為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14]
或問：“程、朱之書，何以今人讀之者少？”曰：“王守仁推倒於前，袁黃掃除於後，至於今日，書尚不易得見，何從而讀？雖有其書，父兄師長先有指摘批駁之言，充塞子弟之心，又安能篤信深求，而得其旨趣哉？”[15]
張履祥“尊朱闢王”，呂留良同樣有這樣的思想主張，所以張履祥勸呂留良刊刻程、朱遺書，他很快就答應並在張履祥的指導之下實施起來。
《楊園先生年譜》提到：“先生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16]據查呂留良所刻《朱子遺書》有：《近思錄》《延平答問》《雜學辨》《中庸輯略》《論孟或問》《伊洛淵源錄》《謝上蔡語錄》等。
其中他們最為重視的是《近思錄》，張履祥就曾對門人姚璉說起：“呂先生所刻《遺書》四種，最救時急務，有益學者。而《近思錄》，某謂治經之階梯，尤不可不熟復深造也。”[17]呂留良認為：“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18]
呂留良所刊刻的《近思錄》有呂氏家塾讀本與《朱子遺書》本(即御兒呂氏寶誥堂重刻白鹿洞原本)兩種，前一種是清代最早刊刻的《近思錄》原文本，這兩種後來成為清代最流行、最重要的原文本。[19]
其三，《朱子近思錄》與《四子近思錄》的選編。《朱子近思錄》的計劃首先也是由張履祥提出來的。這一想法對其弟子姚璉與呂留良等都曾說過，姚璉記載：“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為《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異日此意而敬成之可也。”[20]
此處又附記說：“先生辛亥歲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璉鈔出選目。癸丑歲選《朱子語類》，至甲寅夏畢，璉亦鈔出選目藏之。”
從康熙十一年(1671年)到康熙十三年，張履祥只編輯出部分選目，沒有完成全書就去世了。張履祥去世之後，呂留良還在繼續做《朱子近思錄》一書的補編、輯錄工作，不過到他去世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
除選編《朱子近思錄》之外，張履祥另外還打算將明代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四人的著作，也按照《近思錄》的體例來加以選編而成為《四子近思錄》，最後也只完成薛瑄的《讀書錄》、胡居仁的《居業錄》二書的選目，這些選目後來也沒有保存下來。[21]
二、呂留良門人之接續張、呂事業
張履祥發端、呂留良續補的《朱子近思錄》，到了呂留良的長子呂葆中那裡得到部分完成。此書之書名在張、呂二人生前未定，如姚璉稱《朱子近思錄》，呂葆中則稱《續錄》。
後來呂葆中將張、呂二人從《朱子語類》中選編的，與《四書》相關的部分加以刊刻成書，書名改為《四書朱子語類摘鈔》，他在《序》中說：
昔者先君子與楊園張先生欲續朱子《近思錄》，謂諸書皆經朱子手定，唯《語類》一編出於門人所記錄，其間或有初年未定之說，且條多繁複，雖同出一時之言，而記者之淺深工拙不無殊異，精別之為難，遂相約採輯之功當自《語類》始。甲寅之春，先生坐南陽村莊，既卒業，乃掩卷嘆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一過否？”然是歲而先生歿矣。
癸亥之夏，先君子自知病勢日亟，皇皇然唯以《續錄》未成為生平憾事，乃取張先生所定本，重加簡閱，易簀前數日，是書猶在几案，竟絕筆於《論語·泰伯》之篇。然則《語類》一書，為先君子與張先生未竟之緒，而實其平生志念之所繫焉者也。[22]
從此序可知，張履祥與呂留良之所以要選編此書，是因為《朱子語類》過於繁複、採輯不精。張履祥生前已經大致完成選編，呂留良去世之前又加以重新修訂，以此處記載來看他的修改並不多。
呂葆中接續張、呂二人的事業，除了完成《四書朱子語類摘鈔》之外，還有整理並刊刻張、呂二人的著述，以及繼續刊刻朱子學相關的著述。呂留良的《晚村先生文集》等著述大多是呂葆中整理刊刻，這些都不必細說，此處簡單說明一下呂葆中傳播張履祥著述的事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陸隴其偶然見到張履祥的《備忘錄》一冊，認為“其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然後立即寫信給呂葆中，其中就說：“惠教行略，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刊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23]
兩年後，康熙二十八年三月，陸隴其與呂葆中見面，呂葆中就說起張履祥還有《家訓》一書，並且還說：“考夫為人，以謙讓為主，於老生多推以為勝己，於後生多方鼓舞。”[24]
這應該是對陸隴其關心張履祥遺書的反應，而他當時能夠讀到張履祥的《備忘錄》等書也與呂葆中有關，所以他希望呂家繼續刊刻張履祥的遺書。
呂葆中在呂留良生前就是呂家天蓋樓刻書事業的主要經營者，呂留良去世之後，仍然在經營天蓋樓的事業，他繼續刊刻朱子學的著述，主要就是參考張、呂二人生前所制訂的規劃，此處僅重點提一下《近思續錄》。
南宋蔡模(1188—1246，字仲覺，學者稱覺軒先生，蔡沈之長子)編輯的《近思續錄》是朱子後學依據《近思錄》的體例，將朱子的著述加以選編的早期《近思錄》續編本之一。
蔡模《近思續錄》原本今已失傳，目前在國內能見到最早的《近思續錄》刻本，就是天蓋樓刻本。此書卷首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呂留良的弟子柯崇樸所作《近思續錄序》，其中說：
朱子生平諸經之傳注，交友之書疏，同堂之講論，至精至詳，惜後世更無有如朱子者起而述之。故其廣大閎博者，猶散漫無統，惟忠憲高景逸先生集為《朱子節要》，然其明或未足及之，故我師呂晚村先生謀更為纂輯，會疾革不就。嗚呼，豈天之無意斯文耶？何後起者之不得與於斯文也!猶幸是編尚存，崇樸獲購而讀之。[25]
當時流傳較廣的朱子《近思錄》續編本為高攀龍(1562—1626，號梁溪，江蘇無錫人)《朱子節要》，然其體量較小，所以呂留良打算重新纂輯。這個工作尚未完成，柯崇樸發現了蔡模的續編本，於是重新校訂之後由呂葆中經營的天蓋樓書局將其刊刻。此書刊刻之後，在當時流傳甚廣。
嚴鴻逵是呂留良最為著名的弟子。嚴鴻逵編撰《朱子文語纂編》，與張履祥、呂留良一樣，從朱子《文集》《語類》之中選擇語錄，並按照《近思錄》體例編輯為十四卷：道體、總論為學、致和、存養省察、克治力行、齊家、出處、治體、治法、臨政處、教人之法、警戒、辨異端、總論聖賢及古今人物。由呂留良的另一弟子車鼎豐於康熙五十九年刊刻於南京。
後來因為呂留良文字獄案，所以《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六十、《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三僅著錄“《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而不著編輯者名氏；《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存目之中也說：“前後亦無序、跋。蓋草創未完之本也。”[26]
現存康熙五十九年刊本的卷首，刻有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嚴鴻逵的序文，其中說：
昔先師呂子嘗病蔡覺軒《近思續錄》，失之太簡，至如《學的》、《節要》等書，非編類雜集而少當，則採擇略而不精。因欲除凡朱子所已成書外，約取《文集》、《語類》二書為《朱子近思錄》。書未成而遂歿，學者至今以為恨。鴻逵不敏，讀朱子書患弗能記，自歲甲申始合二書，掇其精要纂錄成帙。凡以自備遺忘，為朝夕觀覽之便而已。[27]
嚴鴻逵的說法，比柯崇樸更為詳盡，提到了呂留良不滿意蔡模的《近思續錄》，認為“太簡”，還有丘濬(1421—1495)《朱子學的》、高攀龍《朱子節要》兩書也是“略而不精”。他還說了呂留良原本計劃選取朱子《文集》、《語類》二書而編成《朱子近思錄》，書未編成就去世，其實此計劃發端於張履祥。
不過由此可見，張履祥與呂留良未完成的《近思錄》續編之遺恨，在呂門弟子之中影響甚大。嚴鴻逵選編《朱子文語纂編》的目的也是為了接續張、呂二人的事業。序文接著說：
稿凡數易，閱十年，癸巳之秋甫就稿。楚邵車遇上自金陵來見之，便攜歸謄寫，且約將付諸梓。鴻逵竊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豈末學小生之所能窺顧？此編纂集之時，恐微言或有遺漏，故前後參互，不厭詳復。
蓋所謂宗朝之美，百官之富，庶幾於此盡在。世有默契道要，由博反簽約者，則《近思》之續，故將可以不外是而他求矣。因更與遇上反覆商訂而出之，願與世之善讀朱子書者共質焉。
嚴鴻逵康熙五十二年編就之後，就與呂留良的另一弟子車鼎豐“反覆商訂”，到了康熙五十九年才正式刊刻。車鼎豐於康熙五十七年秋為此書所寫的序，其中說：
自有明中葉以述，俗學束陳閣不觀，良知家橫肆譏詆陵夷，至於末季，而紫陽流傳版本亦俱漸就磨滅滅，晦盲否塞莫此為甚。晚村呂子出，痛聖學之將滅，憫人心之陷溺，購刊遺書，廣播宇內。於時文評語中輒為之釐正是非，大聲疾呼以震醒聾聵，而朱子之學始較然復明於世。
晚將輯《朱子近思錄》以便學者朝夕誦覽，齎志未遂。而其門人寒村先生起而承之，反覆於兩書者，蓋十有餘年而編始成。不以餘為不肖，俯就商訂，而餘亦因得與聞決擇之富旨。
雖其取捨次第不知於呂子何如，在寒村亦並不敢襲“近思”之名、謂能成呂子之志。而要其於朱子所謂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亦庶幾塗徑井然，可以得其門而入，而不為他岐所惑矣。[28]
車鼎豐指出晚明以來王陽明良知之學傳佈太廣，朱子之書少見流行，呂留良刊刻了大量程朱之書，又以朱子之學來進行時文評點。從文化傳播而言，確實呂留良天蓋樓刻書事業對於朱子學的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呂留良選輯《朱子近思錄》未能完成，門人嚴鴻逵接續老師的事業，經歷十多年才得以編成。車鼎豐參與此書的修訂工作，對於其中語錄的取捨決擇也當多有討論。
書完成之後二人還是感覺並不滿意，所以不敢用張、呂二人所定的《朱子近思錄》的名字，也不敢認為已經實現了老師的遺志，故改名《朱子文語纂編》，希望此書對於後來的朱子學者能夠有所助益，幫助他們從此而入朱子之門。
不過此書編成之時，就有過於繁複的嫌疑，後來祝洤也說：“《文語纂編》一書差為醇備而失之繁。”[29]對此車鼎豐的《序》中曾有過一番說明，其中說：
顧或猶有執《近思錄》條數之無多，而病是編為太繁複者，不知朱子之書之流傳較之周、張、二程本不啻數倍，又況其辨析毫芒，樂誨不倦，精微廣大，實超出四子之上而集四子之大成，讀其書者雖若浩無津涯，而逐辭條味之，無不根極理要，穩愜人心，協乎無過不及之中，而切於日用事物之實。
蓋其單詞片語，皆如布帛菽粟之難以一日缺焉!寒村之為是編也，方懼多所遺漏，而世顧且病其太本繁，尚安望其熟復潛玩於《文集》、《語類》之大全耶？此適足以見其信好之不篤，而朱子之書之懸日月而豁群蒙者，固不可以繁簡論也。[30]
車鼎豐認為朱子之書本身數量頗多，但是“辨析毫芒，樂誨人不倦，精微廣大”，遠遠超過了周、張、二程而集大成。所以，即使讀之感覺“浩無津涯”，只要逐條去鑽研就會感覺“根極理要，穩愜人心”，朱子之書如同衣食一般是一日都不可少的。
這麼說來，嚴鴻逵所編的《朱子文語纂編》雖已繁複還唯恐遺漏，沒有決心讀完此編的學者，很難說會對朱子本人的《文集》、《語類》有興趣，所以關鍵不在於繁簡而在於研讀之決心。
三、祝洤之私淑張履祥以及對朱子學之傳承
祝洤生而未滿週歲就成為孤兒，四歲時，其母吳孺人教他識字，首舉“人”字，並說“人與天地並列，謂之三才，汝當知所以盡為人之道。”[31]他聽了之後暗暗記下，長大之後就自號人齋，以表示不忘母訓。
這些情形與張履祥十分相像，祝洤從小就勵志於學，《六經》《四子》之外，嗜好於理學諸書，後來讀到張履祥之書，心有慼慼焉，於是私淑之。祝洤存留的詩文不多，他的《日新書屋稿》卷一為詩集，其中就有兩首表達了對張履祥的私淑之情，詩集第一首就是《讀楊園張子遺書》：
鄒魯開萬古，千載一考亭。微言紹絕學，鴻業託遺經。人心好奇異，坦道生荊榛。姚江揚洪波，流毒莽無垠。於維楊園子，好古識其真。巖巖想泰嶽，浩浩觀滄溟。私淑邈難逮，盛德詎終湮。撫卷再三讀，慨然念斯人。[32]
祝洤與張履祥一樣，對朱子學十分推崇，而對陽明學流弊滋生多有批評。祝洤私淑張履祥，也就是因為他能夠承繼於朱子“好古”而能“識真”。祝洤另有《楊園張子遺書甚博既錄其全為刪訂以示學者》，大概是將張履祥的遺書刪訂為《淑艾錄》之後的感慨：
異代仰師表，吾生足楷模。德言傳至味，教思在遺書。有斐方圭璧，無才竭步趨。斯文應未喪，下學是真儒。[33]
祝洤將張履祥晚年的著述《備忘錄》，依照《近思錄》的體例選編為十四卷：道體、為學大要、致知、存養、克己、家道、出處義利、治體、治法、政事、教學、警戒、辨異端、觀聖賢。《淑艾錄》卷首有祝洤乾隆九年(1744年)所寫的序，其中說：
楊園先生，生於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其所為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直義方之則，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為能有以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
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餘韻，被及四方。雖以洤之固陋，尤得與聞而思奮也。蓋嘗讀其遺書，昌言貞教，與子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
其《備忘錄》四卷，為先生晚年札記，充實之積，發為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挽近，不啻粟帛之療飢寒，鍾鏞之警聾聵焉!洤反覆有年，弗能自已。既訂其全書，乃秉朱子《近思錄》義例，採輯精要以為此編，名曰“淑艾”，志私願也。
若夫先生聖德所至，回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為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非洤之私言敢云爾也。讀其書當有以見其概者。[34]
祝洤對張履祥評價特別之高，稱其書“昌言貞教，與子朱子先後一揆”，又稱其人“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祝洤的這種讚揚後來被推崇張履祥的學者多次引用，張履祥為“朱子後一人”的說法就出自此處，[35]對於張履祥在同治年間成為從祀孔廟的聖賢當有影響。
他對張履祥的肯定有兩個方面，一是肯定其個人的道德踐履之篤實，能遵循“孔門博文閱歷、敬直義方之則”等等；一是肯定其尊朱闢王之功，“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成為朱子學傳承的關鍵人物。因此，祝洤才認為編訂張履祥的遺書非常有價值，他參與了張履祥的全書的修訂工作，又完成了《淑艾錄》的選編。
祝洤甚至認為張履祥的言論比朱子更為“痛切”，他在《下學編序》中說：“今去朱子又五百餘年，楊園先生危言苦口，視朱子尤多痛切，殆亦有不得已者乎!餘之為《淑艾錄》，既志向往亦欲俟論定於後世雲。”[36]
因為張履祥曾經明清鼎革之亂，踐履更為篤實，以“痛切”二字來評價其語錄的特點當不為過，張履祥不事著述，所發言論都是“不得已者”，與一般儒者大不相同，祝洤精心編撰《淑艾錄》，也是真切感受到作為清初朱子後學代表人物的張履祥其著述之特殊價值所在。
《淑艾錄》之後還有祝洤的同窗葉赫養善所作跋文，其中說：“甲子秋，人齋復纂楊園之蘊為《淑艾錄》。餘反覆讀之，益有見夫楊園之學，精微廣大，體實用宏。所謂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誠不虛也。是書也，吾願與天下共讀之。”[37]葉赫養善對祝洤選編此書的價值非常肯定，認為“精微廣大，體實用宏”，把握了張履祥學術的精華。
書後還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楙德(1787—1853)的跋文，其中說：“張楊園先生精於理學，深得紫陽之奧。……後學之士未見楊園全書，得此錄讀之，可以盡窺其蘊而於學術不致混淆，其有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38]對於《淑艾錄》傳承朱子學的意義十分肯定，同時也指出此書的價值就是避免學者混淆於諸如陽明心學等等。
祝洤編撰《淑艾錄》，期望學者能夠通過此書進而讀張履祥本人之書，同時也期望學者能夠通過張履祥進而讀朱子之書，因為張履祥的學術篤實、正大，為接引至朱子正學的良途。
祝洤在將張履祥的《備忘錄》選編為《近思錄》之續書的同時，也將朱子《文集》《語錄》選編為《近思錄》之續書，這就是《下學編》十四卷。與柯崇樸、嚴鴻逵一樣，他對蔡模的《近思續錄》等書很不滿意，祝洤在乾隆十六年寫的《下學編引》，其中有對其他《近思錄》續編本的評價：
自覺軒蔡氏纂子朱子精義為《近思續錄》，五百年來嗣而之輯者日已眾，朱子之道日尊，而朱子之教益晦。《文語纂編》一書差為醇備，而失之繁。梁溪《節要》簡略矣，又多偏主之弊。其他迂疏滅裂，失其本來者什七八焉。(39)[39]
祝洤認為蔡模續編《近思續錄》之後五百年來也多有另外的續編，但都離朱子之教太遠。嚴鴻逵選編的《文語纂編》他評價較高，雖醇、備但“失之繁”，至於高攀龍的《朱子節要》則相反，過於簡略，又偏主於某一方向，所以祝洤要重新選編一冊。至於選編所應持有的態度，祝洤在此文中曾說：
嗟乎，古人之有傳述非苟焉已也!夫其好學深思，追往哲之精神，而與為默契，體諸身心，驗諸日用，必有所不能已。於天下後世之故，以隱相待者，而後沉觀博取，會而通之，以折其衷。昔朱、呂作《近思錄》，旬日而畢，觀其本末具舉，顯微無間。
此蓋本於生平講習之甚精，而操存踐履之已熟，豈徒一時玩索探討之力所能擷而取諸？後之人識力所至，未及撤斯道之藩籬，而遽欲窺室家之好而稱量之，為己乎？為人乎？亦終無與而已矣。
餘讀朱子文集，甚美且富，既浩博無涯埃，而諸家所錄往往限於一隅，蔽虧膠固，罔識其可。夫以古大賢躬行心得之所存，為百世而下篤志求道之士所賴藉，而竟莫為之提其要而識其歸，見仁謂仁，見知謂知，混淆乖隔，餘滋懼矣。
在選編之前，要做到真切理解，為先儒選編語錄先要追思其精神，與之默契，並且體驗於身心、日用。在選編之時，要從有益於天下後世著眼，泛觀博覽而後選擇，所選擇的語錄又當能夠會通、折衷，不能自相矛盾。
祝洤的這兩個原則應該說是非常精良的。他又從朱子與呂祖謙二人當年選編《近思錄》的實例來說明他的原則，朱、呂二人當年能夠成功選編的關鍵就是生平講習與操存踐履做到精、熟的緣故。
後人見識與踐履都不足，盲目去做選編自然很難做好，大多都侷限於某一方面，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實際則是將朱子之學搞得混淆、乖違、間隔了。祝洤接著就講了對自己的選編的看法：
爰匯其全書，掇取精到切近之言，為初學者樹之鵠。凡六百九十二條。楊園張先生曰：“三代而下，群言淆亂，折衷於朱子而可矣。”是編之輯，猶此志也。遵《近思》之例，而以《下學》名，師其意不敢同其辭也。
洤識淺力薄，茲所抄撮其能無差謬，惟是因其本然求其當然，內不敢執己，外不敢徇人，以期無失乎當日立言之旨，則自誤誤人，庶幾其或寡也。志學之士誠使篤信力行，而不致徙倚於岐途，徘徊於方軌。
庶乎朱子之學可得其門而入，即《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擇善固執，由是而之焉，無異程矣。豈能廢準繩、舍規矩，而別有所謂徑捷要妙之術，可以量平直而測方圓者哉!
祝洤認真研讀《朱子全書》，而且精選出692條，不似嚴鴻逵那麼繁複。但與嚴鴻逵一樣，他也不敢與其他《近思錄》續編本一樣名之“近思”，不敢與朱子比肩。“下學”之名，是希望學者能夠“篤信力行”，從此而入門。祝洤選編此書也是為了遵循張履祥的教誨，張履祥曾說：
朱子於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亂，折衷於朱子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此是何等心術？[40]
張履祥認為“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子”，三代以下則“折衷於朱子”，因為朱子真正做到了集大成，對於天下古今的事理都已經精究、詳說，所以後來之學者不必多去著述或發明新說，至於指摘朱子則更是心術不正，這是針對王學而言的。祝洤非常讚賞張履祥的這些觀點，所以他本人幾無著述，一心編選先儒遺著與道德踐履。
再看祝洤《下學編》，其編撰過程則是非常嚴謹的，其體例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特別是對朱子的原文作了一定的刪改。他在乾隆二十一年所寫的序中說：
是編始於戊辰，定於辛未，年來時復尋繹，恐學者不得其中曲折，重為增補。視原本加三之焉。……下學功夫所宜周詳透徹，而不可務求簡約也。朱子之書本諸躬行心得，而發見於文辭隱顯、精粗無間也。志於道者，豈宜有所別異自為迫狹？
今欲取資初學，分目類纂，即不能無刪節焉。若門人所記繁複雜亂，全非古法。近日習為謹願概置勿議，以雲傳述非其理也。是編間有改易，非敢妄作，期無悖當日立言大指而已。顧茲淺陋未能自信，謹附原本以便考校，惟有道之士匡其不逮而更正之。
祝洤選編《下學編》歷經五年多，“時復尋繹”、“重為增補”，他認為下學功夫，還是要周詳透徹為好，但是因為朱子本來的文辭“精粗無間”，而門人的記載“繁複雜亂”，所以祝洤的選編既有“刪節”，又有“改易”，選編者的個人色彩頗為濃重，這是《下學編》與其他《近思錄》續本的不同所在。
不過，祝洤在體現個人色彩的同時，也附上了原本，既因為他“未能自信”，也為了方便學者“考校”，這個做法還是比較嚴謹規範的。關於此刪改，《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存目”當中說：
其去取頗具苦心，然多竄易其原文。雖所改之處皆注其下，曰原作某句，然先儒之書，意有所契，簡擇取之可也；意所不合，附論是非，破除門戶，無所曲阿亦可也。學未必能出其上，而遽改古書，其意雖善，其事則不可訓矣。[41]
顯然四庫館臣並不認同祝洤的刪改，認為這種“竄易”雖然“頗具苦心”，也有註明，但是這樣做就有違先儒本意，所以這種做法不可取。可取的做法則是在選擇先儒語錄的時候有取有舍，或在先儒語錄之下加以附論，直接去刪改古書，確實不利於古書之傳播。
祝洤完成《下學編》之後，也曾賦詩一首：
尼山始刪述，鄒孟託微權。雄辨閒聖道，赤日麗中天。斯文一以喪，古訓徒簡編。運會有往復，昏蒙得昭宣。濂溪既挺生，程張亦聯翩。顯顯考亭翁，百世明薪傳。[42]
此詩主要就是讚揚周、張、二程之後，還有朱子薪火相傳之功，才使得孔孟之聖道得以“昭宣”。《下學編》的卷首也有祝洤的好友葉赫養善的序跋，其中說：
“在戊辰之歲，嘗以授經與吾友祝子人齋相晨夕，因得讀其所纂《下學編》者。當是時，餘誠見其可為後學津樑也，謀欲付梓，而人齋執未可。數年以來，攜之行篋，時一披誦，愈知朱子之文章一本於躬行心得之實而不可誣也。去年冬，人齋來粵，乃出此本見貽，餘反覆絀繹，益有以見夫朱子之學廣大精微，無所不盡，而教人之道至完且密也。”[43]
從此可知，祝洤選編此書之嚴謹態度，以及其目的本是為了自己與友人踐履工夫之參考，而不是為了著述傳世或商業企圖。
結語
從張履祥、呂留良到呂氏門人，再到張氏的私淑祝洤，這些生活在清代中前期的浙西朱子學者，他們的學術是一脈相承，而且在如何詮釋朱子學、發展朱子學上有諸多共同特點。
其一，朱子後學與朱子本人並重。張履祥、呂留良以及他們的弟子、私淑，都特別在意學術的傳承，他們對朱子本人的著述加以特別之推崇並重新詮釋的同時，也對朱子後學的著述特別重視。
比如張履祥，在傳承朱子之時有兩大計劃，其一是將朱子的文集、語錄選編為《朱子近思錄》；其二則是將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的著述選編為《四子近思錄》，這四位明代朱子學者其實在陽明學風行的時代很少有學者關注，與張履祥有類似想法的學者也很少。
再看祝洤，他首先是讀朱子之書，但直接讀朱子並未真正入門，通過本朝的先儒張履祥的著述的研習，才逐漸得以入門，他先將張履祥的著述選編為《淑艾錄》，再將朱子的著述選編為《下學編》。
無論張履祥還是祝洤，都認為“三代以下，折衷於朱子”，也都認為將離開自己年代較近的朱子後學可以作為接近朱子的“階梯”，而且此“階梯”也有其特殊的時代價值。
而且，他們並不是希望選編本代替原著，選編本只是進入原著的“階梯”而已。當年朱子選編《近思錄》，為的是作為《四書》之“階梯”，張履祥等人也就是承繼了朱子的這個用意。
其二，《近思錄》詮釋範式之傳承。朱子一生，創造了許多學術範式，比如《伊洛淵源錄》草創了“學案體”、《通鑑綱目》改進了“綱目”體，《近思錄》與《名臣言行錄》也可以說各創一體，都有歷代後來者承繼、續編。
《近思錄》的續編本尤其多，張履祥、呂留良以及呂留良的門人、張履祥的私淑也都喜好《近思錄》體例，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將朱子的文集與語錄以此體例好好選編，其次才是朱子後學著述的選編，而且他們前一代未完成或做得不夠到位，後一代就自覺接續，到了祝洤那裡可以說是做到了最為精良，將朱子所創《近思錄》範式的妙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尊朱闢王為標識。張履祥是清初“尊朱闢王”的代表人物，他的經典詮釋方向非常明確。撰有上文提及的《評傳習錄》，他對王學的批判，筆者另有文章討論。[44]此處僅舉一條，可見其學理深度：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
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為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中習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45]
張履祥非常細緻地梳理了宋明理學的發展歷程，認為理學一系是從朱熹的精微到薛瑄、胡居仁的謹嚴；心學一系則是陸九淵(象山)的簡率到陳獻章、王陽明的放曠。
發展到了明代中晚期，因為“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就造成程、朱之書不行而王、陸之書流行。張履祥、呂留良等人致力於刊行程朱遺書，其目的也就在於“尊朱闢王”。
另外，張履祥特別指出朱子的《雜學辨》一書當先看，他說：“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於此見得分明，辨別個綱領界分，便能不為詖淫邪遁所惑。”[46]
張履祥“尊朱闢王”的思想為呂留良所接受，此處不多討論，重點分析一下已處清代中葉的祝洤的“闢王”持論之嚴苛。在《淑艾錄》之最後，有祝洤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所作的後序，其中主要表達了對陸王一系學說的批判。其中說：
道一也。朱子言道不外人倫事物，而象山每曰卓爾，曰一貫。學亦一也。朱子言學在乎居敬窮理，而象山則曰主靜，曰即心即理。……夫居敬窮理，即言乎格致誠正之實。而卓爾、一貫，初不越信言謹行之常。
學者但從事於常且實者，以致其力，即靜悟良知，其謬悠可立見耳。……楊園先生謂：“初學功夫，辨惑為首。”又謂：“讀朱子書，《雜學辨》不可不先看，於此見得分明，辨別得個綱領界分，庶不至為詖淫邪遁所惑。”嗚呼，先生之吃緊為人亦已至矣!學道者宜三復斯言。[47]
此文結尾處引了張履祥兩條語錄，認為這正是其“吃緊為人”之處，並說後之學者“宜三復斯言”，祝洤對張履祥學術的精神有著非常好的領會。朱、陸都認為道一、學一，但是他們的途徑不同，朱子重人倫事物、居敬窮理，象陸九淵以及後來的王陽明則卓爾、一貫、主靜、心即理，一個實一個虛，祝洤傳承了張履祥的思想而辨析得更為分明。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淑艾錄》本身“持論頗為純正。”但是“其《後序》，則門戶之見，尚堅持而不化。必欲滅盡陸王一派而後已，如不共戴天之仇，是未免於已甚矣!”[48]應該說四庫館臣的話，正好說出了從張履祥到祝洤這一系的朱子學者詮釋經典的時候有“尊朱闢王”的鮮明標識。
註釋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2、今屬浙江桐鄉。呂留良出生時，石門縣還叫崇德縣，清康熙元年(1662年)改崇德縣為石門縣，崇德一帶還有地名語水、語溪等，呂留良在石門縣南陽村講習理學的地方叫作東莊。清代後期為避免文字獄，傳抄、刊刻張履祥、陸隴其等人著作，提到呂留良之處不敢用姓名字號，而用“石門”、“語水”或“東莊”。
3、詳見張天傑、肖永明《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闢王”思潮中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
4、張履祥：《與呂用晦一》，載《楊園先生全集》，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94頁。
5、蘇惇元：《張楊園先生年譜》，《楊園先生全集》附錄，第1511、1512、1513、1525、1512、1515~1516頁。
6、呂留良：《與張考夫書》，載《呂留良全集》，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1頁。
7、張履祥：《與呂用晦六》，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99頁。
8、呂留良：《復張考夫》，載《呂留良全集》，第5頁。
9、張履祥：《答張佩蔥十九》，載《楊園先生全集》，第318頁。
10、見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27頁。
11、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43頁。
12、張履祥：《願學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781頁。
13、張履祥：《訓門人語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473、1484頁。
14、程水龍：《理學在浙江的傳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
15、呂葆中：《四書朱子語類摘鈔序》，載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第343~344頁。
16、吳光酉、郭麟、周梁：《陸隴其年譜》，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51、165頁。
17柯崇樸：《近思續錄序》，載蔡模《近思續錄》卷首，康熙二十八年天蓋樓刻本，嘉興圖書館藏。
18、《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05、833頁。
19、嚴鴻逵：《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康熙五十九年刊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第2頁。
20、車鼎豐：《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第2~3頁。
21、祝洤：《下學編引》，祝洤《下學編》卷首，清乾隆刻本，中科院圖書館藏，第1頁上。《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29冊影印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
22、車鼎豐：《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第3頁。
23、錢馥：《祝人齋先生小傳》，載氏著《小學庵遺書》卷四。沈曰富：《楊園淵源錄》卷四，《桐鄉縣誌》光緒十三年刊本附錄。
24、祝洤：《讀楊園張子遺書》，載《日新書屋稿》卷一，道光十四年刻本，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第1頁上。
25、祝洤：《楊園張子遺書甚博既錄其全為刪訂以示學者》，《日新書屋稿》卷一，第19頁下。
26、祝洤：《淑艾錄》，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中科院圖書館藏，第1頁；《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29冊影印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
27、唐鑑：《清學案小識》，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5頁。
28、祝洤：《下學編序》，《下學編》卷首，第3頁。
29、葉赫養善：《淑艾錄跋》，載《淑艾錄》，第81頁。
30、沈楙德：《淑艾錄跋》，載《淑艾錄》，第82頁。
31、祝洤：《下學編引》，《下學編》卷首，第1頁。
32、張履祥：《備忘一》，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078~1079頁；另見祝洤編撰《淑艾錄》，第77頁下。
3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833頁。
34、祝洤：《輯朱子全書既復摘錄精要為下學編》，載《日新書屋稿》卷一，第21頁上。
35、葉赫養善：《下學編序》，《下學編》卷首，第1~2頁。
36、詳見張天傑、肖永明：《張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歷程及其對王學的批判》，《西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37、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43頁。另見《淑艾錄》，第72下。
38、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36頁。另見《淑艾錄》，第74頁下。
39、祝洤：《淑艾錄》，第80~81頁。
【作者簡介】張天傑，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政治與社會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浙學、明清思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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