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雪藏六年的國產電影《無問西東》近期熱映，電影本身爭議頗大，但其中關於西南聯大的段落，尤其是結尾的彩蛋涉及部分著名知識分子，讓不少人再次懷念起那個大師雲集的特殊時代。

西南聯大，這所與抗戰共始終的大學，存在僅僅八年多，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特所在，知道今天——儘管經過反覆的敘述而被神化——人們還是會不斷地議論和提起。究其所以，談及大學教育、大學精神、學術自由、知識分子等問題，總也繞不開。

但也許不少朋友對西南聯大的瞭解仍停留在“大師雲集”這一印象，而它是怎麼形成的，後來的命運怎樣，或許瞭解不多。

今天，讓我們跟著汪曾祺先生，一起回到崢嶸歲月中西南聯大的中文系。

西南聯大中文系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

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

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

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

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

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

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沬（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劉文典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

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只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麼？”罵有些註解家，只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個有註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註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

他講了一學期《文選》，只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擬聲法”。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了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菸。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

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

聞一多

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裡裡外外都是人。

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

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

他是教古文字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豔）。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了。

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沈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了一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

他講創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云”。

沈從文

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月旦，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囉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除了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家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餘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麼回事。一般都只是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系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

有一個同學交了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聞先生，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佈該生可以免考。

聯大教授大都很愛才。羅常培先生說過，他喜歡兩種學生：一種，刻苦治學；一種，有才。他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去教書，叫學生拿了他的親筆介紹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題一張抽象派的畫的）“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了一先生，

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之於今天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我在西南聯大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去看書。有時只我一個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牆外是墳地，非常安靜。在系裡看書不用經過什麼借書手續，架上的書可以隨便抽下一本來看。而且可抽菸。有一天，我聽到牆外有一派細樂的聲音。半夜裡怎麼會有樂聲，在墳地裡？我確實是聽見的，不是錯覺。

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畫家。如果考不取聯大，我準備考當時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