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許多高校曾合作辦學，由此出現了幾所聯合大學，如東南聯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教會聯合大學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南聯合大學。
“奢華”的師資陣容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同年10月開學。因日軍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師生們於1938年2月搬遷入滇。其中有200餘位師生從湖南步行至昆明，行程數千裡，被譽為“文軍長征”。1938年4月，學校定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分別覆校北上；師範學院留在昆明獨立設院，改稱昆明師範學院。在滇期間，西南聯大還曾先後設蒙自分校和敘永分校。
西南聯大設有校務委員會，由3位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任主席，實則始終由最年輕的梅貽琦主政。西南聯大內部俊彥雲集，巨擘濟濟。其中校內各院系和重要部門的負責人，亦均為一線名流，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法商學院院長周炳琳、工學院院長施嘉煬、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等，皆一時之選。此外，校中的陳寅恪、劉文典、朱自清、沈從文、錢穆、金嶽霖、吳有訓、周培源、吳大猷、華羅庚、陳省身、陳岱孫、張奚若、潘光旦等均久負盛名。
培養了大批人才
如此“奢華”的師資陣容，更是培養了大批英才。西南聯大8年，學生有8000人，畢業生3300餘人，湧現了眾多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及臺灣“中研院”院士。其中楊振寧、李政道2人獲得諾貝爾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徵鎰、鄭哲敏、于敏6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宋平、王漢斌、彭佩雲則成為國家領導人。
三校原在平津，遠離當時的政治中心南京；組成西南聯大後，更是偏安昆明，遠離政治中心重慶，由此獲得了高度的大學自治和充分的學術自由。在一次校慶中，時人曾用對聯描繪西南聯大說：“如雲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風氣：清華智慧如雲，北大寬容如海，南開堅定如山。幾十年後，有人問沈從文：為什麼當時條件環境那麼苦，西南聯大培養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的總和？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成就令世界矚目
西南聯大雖然物質條件極為困窘，但各系學人始終關注國際前沿的學術進展和教育改革，辦學水準和成績亦舉世矚目。1939年，陳寅恪獲選為首位牛津大學華籍講座教授（未就任）。不久後，牛津大學的知名學者休斯，亦不遠萬里到西南聯大訪學，並長時間地求教於陳寅恪的學生、當時年僅30來歲的少壯派教授邵循正。從劍橋大學來訪的李約瑟，到中國後為西南聯大極高的辦學水準而驚異。西南聯大不僅在中國學研究方面遙遙領先，數理、地學等學科也是全球矚目。物理主要得益於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基礎，它曾是當時中國“最接近國際水平、最有望啟渥未來大師的搖籃”，系中的吳有訓、趙忠堯都曾作出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果不其然，最早的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即出自西南聯大物理系。
西南聯大教師中的青年才俊比比皆是。其中，清華“物理四傑”的林家翹出類拔萃。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又以頭名成績畢業，隨即留校執教。其在學術上的表現，令許多名師都刮目相看。1939年，競爭最為慘烈的庚款留英考試舉行，全國大批優秀青年都參與角逐，林家翹自然也在其中。物理學只有1個名額，然而，林家翹、錢偉長和郭永懷3位西南聯大的才俊，同時並列第一名。在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等人的極力舉薦之下，3人均得以出洋深造。
1943年，周培源赴美訪學並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學院。此時錢學森（清華庚款生）、錢偉長、林家翹、郭永懷、傅承義等均在此學習或工作。這批中國人在學術上極為活躍。錢學森的導師、猶太人馮·卡門見此，亦極為驚喜，戲稱：“全世界最聰明的就是猶太人和中國人。”他為清華物理系卓越的辦學水準而驚訝，並非常後悔當年訪華時不曾專門訪問清華物理系。截至1965年，美國科學院院士的華裔人士有6位，其中4人曾在西南聯大求學或任教，分別是陳省身、林家翹、李政道和楊振寧；還有一位是清華校友趙忠堯的愛徒吳健雄。
傑出大學的背後必有傑出的領導者。而其中，梅貽琦等人的貢獻居功至偉。日後，新加坡南洋大學肇建時，在全球範圍內遴選校長，其首選就是梅貽琦。
民國時期，病亂腐敗的政治、衰敗蕭條的經濟和繁榮蓬勃的文化教育，形成鮮明的反差，這在亂世的中國，不可謂不是奇蹟。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一位英國著名學者曾斷言：毫無疑問，20世紀前半葉，至少就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全球學術水平最高的地方，除西歐北美，就是中國——的確，對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共同體來說，這是當之無愧的。(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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