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4 07:18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王晨辉 整理
又是一年清明时，春风落日寄哀思。一幕幕的记忆，因为永久逝去而更为珍贵。逝者远，生者念，在这个慎终追远的日子，我们邀请见证生命延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讲述她的牵挂与感动；也请来义务祭扫烈士墓52年的普通渔民，共致垂首哀思，感受鱼水深情。
临近清明，我的心里满是牵挂。近10年来，我协调了100多个人体器官捐献事例，经历了一次次生离死别，见证了一个个生命的重生。在这个寄托哀思的时节，我很想为这些捐献者做些什么。
我叫郑方，是金华一家公司的财务，也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同时还是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大部分工余时间，都往返于各个医院，为爱心市民捐献人体器官、遗体（眼组织）提供帮助。
这份志愿服务工作，没有时间规律，也很繁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我想，每一份信任和感动，都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
我想通过努力让更多人记住他们
我内心早已视那些捐献者为亲人，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脑海。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记住他们，将他们的精神传递下去。让我欣慰的是，今年我的清明纪念计划正一点点实现：金华市殡仪馆有了器官捐献者的宣传展板，金华市区街头的电子广告屏上也滚动播放着器官捐献宣传片。
我的本职工作是公司财务，是志愿服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01年我开始参与无偿献血，2006年正式成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2010年我国开始试行公民去世后非亲属间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相关知识培训后，成了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我省唯一一名志愿者协调员。
从那时起，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器官协调工作中。为了适应器官协调工作时间上的不确定性，2012年开始我选择了兼职财务工作。
第一例器官捐献协调发生在2010年12月。我记得那天是冬至，下着大雪，一名10岁的孩子从楼上坠落，意外离世。
孩子的家庭很困难，因为吃过爱心人士资助的营养餐，爷爷有了捐献孩子眼组织回报社会的想法。我得知后问他们是否愿意捐献其他器官，家属说可以考虑。
这家人很善良，他们就是想着受过别人的帮助，也希望帮助别人。但是当时人体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相关部门对此的认知度也不够，手续办理方面经历了一些波折。在这过程中，家属几度想放弃，我一直陪在他们身边，一杯热水，一个拥抱，给他们勇气。
最后，孩子的双肾、肝脏和双眼角膜都捐献了，起码可以帮助5个人。捐献的第二天，孩子的姑姑告诉我，说晚上梦见很多孩子来家里玩，很开心，这说明器官捐献对家人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这名10岁的小男孩是金华首位器官捐献者，也是浙江省的第二位。
郑方在向患者家属介绍器官捐献
无论家属是否愿捐，我都会尊重
器官捐献，就是在一个人过世后，将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帮助那些需要移植的病人。作为捐与受之间的桥梁，协调员需要及时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也就是那些器官功能状态良好而生存无望的患者，向患者家属介绍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理念，因此，为了生命随时出发是我的日常状态。
9年来，我已经记不清陪伴过多少户家庭经历生离死别，记不清出入过多少次重症监护室，对我来说，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日期不分工作日、休息日。比如前不久，我刚赶到兰溪准备处理公司的事情，听说金华某医院有一位危重患者的家人有意捐献器官，我马上安排好工作赶回金华。
适合捐献器官的患者，大多是因为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去世，家属没有思想准备，接受亲人离去不是容易的事，认可器官捐献更是难上加难。只有想家属之想，痛他们之痛，和亲人一样和他们相处，才可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201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外地一位热心肠的教师在金华出车祸，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我想他的家属人生地不熟，作为志愿者，能不能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每天与家属一起看望、陪护患者，并为她擦身，按摩手脚。这样大约一个多星期的接触，家属逐渐把我当成了朋友。他们向我提出了难处，希望我帮他们找一个短租的房子。我又到处找朋友张罗，帮他们在医院旁边找了一个房子。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与患者丈夫交谈时，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如果救不回来，有没有考虑捐献器官。”她的丈夫默许了。虽然最后因为妹妹反对，这次捐献没能实现，但我依然感谢她家人对我的理解和尊重。前不久，她丈夫还给我打了电话，表示自己如果哪天出现意外，愿意捐献器官。
协调员工作，失败是经常的，在所有协调案例中，只有1/5能成功捐献。对于付出努力没能成功的，我不会抱怨，无论家属最终决定捐献与否，我都会尊重。
郑方在重症监护室
器官捐献的价值激发了人们从善的心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贴钱贴精力遭人白眼还要坚持；也有人问，面对死亡害怕吗？其实我也害怕死亡，也时常感到焦虑，是一位位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感动着我，是一次次生命的重生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
2012年8月，一位叫“棒棒”的31个月大的男孩，因意外而无法挽回生命。我向他的父母宣传了器官捐献，年轻的父母觉得把孩子的器官捐出去，他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也是美好的。
可是，“棒棒”的家人在做这个决定时也一度犹豫、不舍。我一直陪伴着他们，与他们相处的两天，我不断鼓励、安慰他们，最终父母决定捐献孩子的肝脏、肾脏和眼组织。
器官获取手术完成后，我和同事们将孩子的身体轻轻擦拭干净，为他穿上爸妈准备的新衣服。整个过程，泪水一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捐献完成后的几天，我知道了受者的一些信息，“棒棒”的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位19岁男孩，另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位30多岁的女子。我觉得生命真的好神奇：这位小男孩的肾，竟能带给两个成年人新的生命，给两个家庭带去希望。
“棒棒”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后热泪盈眶，她觉得他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的孩子很伟大。“棒棒”爸爸告诉我：“以后有公益活动也叫上我！”
那一刻，我知道，器官捐献不仅挽救生命，它更大的价值是激发人们向善从善的心。前不久，我再一次见到了“棒棒”爸爸，他和我说：“每次出门我都会带着儿子的照片，就像他在我身边一样。我要好好地生活，和他一起成长，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活着。”
2011年，郑方拿到了第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之后每次年检换证，她都将老的证件收藏保存
捐献者是天使，我是他们忠诚的守护者
当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填写好捐献志愿书，握着我的手说：“我把我的后事托付给你，我就踏实了！”那份信任让我感动；当捐献者家属紧紧拥抱我说“谢谢”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百感交集；当捐献者母亲在捐献登记表上签下字、吃下了几天以来的第一口饭时，我知道是捐献让她在突然而来的痛苦面前有了另一种踏实；当心脏受捐者录下一段复检时心跳的“咚咚”声，以表达对捐献者的感谢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的延续和奇迹。
捐献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也是我们的责任。2015年，我和我的协调员伙伴们一起建了一个微店，通过销售商品筹得公益金，用于救助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孩子。到今年2月，我们共筹集公益金9.9万元，发放了4个学期助学款5.3万元，组织过“冬日暖阳送书活动”“六一送礼物”“新春你好活动”等，给孩子们带去关怀。我们还在杂货铺为捐献者家庭义卖葡萄，从策划、吆喝到发货、送货，既当老板又当伙计。每月我在微信朋友圈中按商品和顾客分别公布公益金的筹集情况、使用情况，让每一笔爱心款来去都明明白白。
器官捐献宣告一个人的死亡，也意味着更多人的重生。在生命结束的时候，选择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让自己的人生谢幕，这种特殊而美好的方式让我满怀敬意。捐献者是天使，而我是他们忠诚的守护者。他们给予我的每一份信任，我都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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