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4 07:18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王晨輝 整理
又是一年清明時，春風落日寄哀思。一幕幕的記憶，因為永久逝去而更為珍貴。逝者遠，生者念，在這個慎終追遠的日子，我們邀請見證生命延續的器官捐獻協調員，講述她的牽掛與感動；也請來義務祭掃烈士墓52年的普通漁民，共致垂首哀思，感受魚水深情。
臨近清明，我的心裡滿是牽掛。近10年來，我協調了100多個人體器官捐獻事例，經歷了一次次生離死別，見證了一個個生命的重生。在這個寄託哀思的時節，我很想為這些捐獻者做些什麼。
我叫鄭方，是金華一家公司的財務，也是一名紅十字志願者，同時還是浙江省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我大部分工餘時間，都往返於各個醫院，為愛心市民捐獻人體器官、遺體（眼組織）提供幫助。
這份志願服務工作，沒有時間規律，也很繁複。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堅持？我想，每一份信任和感動，都是支撐我走下去的動力。
我想通過努力讓更多人記住他們
我內心早已視那些捐獻者為親人，一張張鮮活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腦海。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更多人記住他們，將他們的精神傳遞下去。讓我欣慰的是，今年我的清明紀念計劃正一點點實現：金華市殯儀館有了器官捐獻者的宣傳展板，金華市區街頭的電子廣告屏上也滾動播放著器官捐獻宣傳片。
我的本職工作是公司財務，是志願服務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2001年我開始參與無償獻血，2006年正式成為一名紅十字志願者。2010年我國開始試行公民去世後非親屬間的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我以志願者的身份參加相關知識培訓後，成了我國首批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也是我省唯一一名志願者協調員。
從那時起，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器官協調工作中。為了適應器官協調工作時間上的不確定性，2012年開始我選擇了兼職財務工作。
第一例器官捐獻協調發生在2010年12月。我記得那天是冬至，下著大雪，一名10歲的孩子從樓上墜落，意外離世。
孩子的家庭很困難，因為吃過愛心人士資助的營養餐，爺爺有了捐獻孩子眼組織回報社會的想法。我得知後問他們是否願意捐獻其他器官，家屬說可以考慮。
這家人很善良，他們就是想著受過別人的幫助，也希望幫助別人。但是當時人體器官捐獻剛剛起步，相關部門對此的認知度也不夠，手續辦理方面經歷了一些波折。在這過程中，家屬幾度想放棄，我一直陪在他們身邊，一杯熱水，一個擁抱，給他們勇氣。
最後，孩子的雙腎、肝臟和雙眼角膜都捐獻了，起碼可以幫助5個人。捐獻的第二天，孩子的姑姑告訴我，說晚上夢見很多孩子來家裡玩，很開心，這說明器官捐獻對家人來說也是一種精神寄託。這名10歲的小男孩是金華首位器官捐獻者，也是浙江省的第二位。
鄭方在向患者家屬介紹器官捐獻
無論家屬是否願捐，我都會尊重
器官捐獻，就是在一個人過世後，將有用的器官捐獻出來，幫助那些需要移植的病人。作為捐與受之間的橋樑，協調員需要及時發現潛在器官捐獻者，也就是那些器官功能狀態良好而生存無望的患者，向患者家屬介紹逝世後人體器官捐獻的理念，因此，為了生命隨時出發是我的日常狀態。
9年來，我已經記不清陪伴過多少戶家庭經歷生離死別，記不清出入過多少次重症監護室，對我來說，時間不分白天、黑夜，日期不分工作日、休息日。比如前不久，我剛趕到蘭溪準備處理公司的事情，聽說金華某醫院有一位危重患者的家人有意捐獻器官，我馬上安排好工作趕回金華。
適合捐獻器官的患者，大多是因為意外事故或突發疾病去世，家屬沒有思想準備，接受親人離去不是容易的事，認可器官捐獻更是難上加難。只有想家屬之想，痛他們之痛，和親人一樣和他們相處，才可能獲得他們的信任。
2011年，我在報紙上看到外地一位熱心腸的教師在金華出車禍，被送到重症監護室搶救。我想他的家屬人生地不熟，作為志願者，能不能給予他們一些幫助，於是我每天與家屬一起看望、陪護患者，併為她擦身，按摩手腳。這樣大約一個多星期的接觸，家屬逐漸把我當成了朋友。他們向我提出了難處，希望我幫他們找一個短租的房子。我又到處找朋友張羅，幫他們在醫院旁邊找了一個房子。
半個月後的一天，我與患者丈夫交談時，小心翼翼地問他：“你們是怎麼打算的，如果救不回來，有沒有考慮捐獻器官。”她的丈夫默許了。雖然最後因為妹妹反對，這次捐獻沒能實現，但我依然感謝她家人對我的理解和尊重。前不久，她丈夫還給我打了電話，表示自己如果哪天出現意外，願意捐獻器官。
協調員工作，失敗是經常的，在所有協調案例中，只有1/5能成功捐獻。對於付出努力沒能成功的，我不會抱怨，無論家屬最終決定捐獻與否，我都會尊重。
鄭方在重症監護室
器官捐獻的價值激發了人們從善的心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貼錢貼精力遭人白眼還要堅持；也有人問，面對死亡害怕嗎？其實我也害怕死亡，也時常感到焦慮，是一位位捐獻者和他們的家人感動著我，是一次次生命的重生驅散了我內心的陰霾。
2012年8月，一位叫“棒棒”的31個月大的男孩，因意外而無法挽回生命。我向他的父母宣傳了器官捐獻，年輕的父母覺得把孩子的器官捐出去，他還能以另一種方式“活”著，也是美好的。
可是，“棒棒”的家人在做這個決定時也一度猶豫、不捨。我一直陪伴著他們，與他們相處的兩天，我不斷鼓勵、安慰他們，最終父母決定捐獻孩子的肝臟、腎臟和眼組織。
器官獲取手術完成後，我和同事們將孩子的身體輕輕擦拭乾淨，為他穿上爸媽準備的新衣服。整個過程，淚水一直在我的眼眶裡打轉。捐獻完成後的幾天，我知道了受者的一些信息，“棒棒”的一個腎移植給了一位19歲男孩，另一個腎移植給了一位30多歲的女子。我覺得生命真的好神奇：這位小男孩的腎，竟能帶給兩個成年人新的生命，給兩個家庭帶去希望。
“棒棒”媽媽知道這個消息後熱淚盈眶，她覺得他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他們的孩子很偉大。“棒棒”爸爸告訴我：“以後有公益活動也叫上我！”
那一刻，我知道，器官捐獻不僅挽救生命，它更大的價值是激發人們向善從善的心。前不久，我再一次見到了“棒棒”爸爸，他和我說：“每次出門我都會帶著兒子的照片，就像他在我身邊一樣。我要好好地生活，和他一起成長，因為我的孩子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活著。”
2011年，鄭方拿到了第一張《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證》，之後每次年檢換證，她都將老的證件收藏保存
捐獻者是天使，我是他們忠誠的守護者
當一個原本素不相識的人，填寫好捐獻志願書，握著我的手說：“我把我的後事託付給你，我就踏實了！”那份信任讓我感動；當捐獻者家屬緊緊擁抱我說“謝謝”的時候，我深深體會到他們內心的百感交集；當捐獻者母親在捐獻登記表上籤下字、吃下了幾天以來的第一口飯時，我知道是捐獻讓她在突然而來的痛苦面前有了另一種踏實；當心髒受捐者錄下一段複檢時心跳的“咚咚”聲，以表達對捐獻者的感謝時，我明白了什麼是生命的延續和奇蹟。
捐獻者以及他們的家人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為他們多做一點事情也是我們的責任。2015年，我和我的協調員夥伴們一起建了一個微店，通過銷售商品籌得公益金，用於救助器官捐獻者困難家庭的孩子。到今年2月，我們共籌集公益金9.9萬元，發放了4個學期助學款5.3萬元，組織過“冬日暖陽送書活動”“六一送禮物”“新春你好活動”等，給孩子們帶去關懷。我們還在雜貨鋪為捐獻者家庭義賣葡萄，從策劃、吆喝到發貨、送貨，既當老闆又當夥計。每月我在微信朋友圈中按商品和顧客分別公佈公益金的籌集情況、使用情況，讓每一筆愛心款來去都明明白白。
器官捐獻宣告一個人的死亡，也意味著更多人的重生。在生命結束的時候，選擇器官、遺體（組織）捐獻，讓自己的人生謝幕，這種特殊而美好的方式讓我滿懷敬意。捐獻者是天使，而我是他們忠誠的守護者。他們給予我的每一份信任，我都不能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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