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後，石祥林才知道，母親的肝臟和雙腎被摘除。”
2019年4月，一則消息不脛而走：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侮辱屍體罪”被懷遠縣公安局逮捕，嫌疑人包括懷遠縣人民醫院ICU主任楊素勳、南京鼓樓醫院肝膽外科(含移植外科)主任黃新立、江蘇省人民醫院肝膽中心主任醫師陸森等6名醫生。
在當時，這則新聞未能引起廣泛關注，且謎團重重，但仍有記者前往案發地，通過“抽絲剝繭”般的調查和訪問，讓我們得以窺見“器官非法販賣”的冰山一角。
2018年2月15日，石祥林的母親李萍在懷遠縣人民醫院去世，兩個多月後，石祥林從一名法醫口中得知“母親的肝臟和雙腎被摘除”。進一步詢問，石祥林得知在母親住院期間，楊素勳醫生曾聯繫父親和妹妹稱，“母親就算搶救過來了，也會成為植物人。如果家屬同意捐獻器官，國家會補助你們20萬元。”
“補助20萬”，這幾個刺耳的字讓石祥林產生了懷疑，“這個錢讓我開始懷疑，因為據我瞭解，捐獻器官是自願無償捐獻的。” 隨後，石祥林找出當時由父親和妹妹簽字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他發現，這張表上既沒有填寫單位，也沒有蓋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章。
之後的一年多時間，石祥林放棄了工作，開始為母親討回公道而奔波。2019年4月，懷遠縣公安正式受理，立案調查。
一次繞過紅十字會的“假捐獻”
石祥林的母親是被砍傷的，一起被砍傷的還有石祥林自己，以及他的妻子、兒子。石祥林和妻兒經過治療很快便出院了，但其母親在ICU經過4天搶救後，依然被宣佈死亡。
出院兩個月後，石祥林前往懷遠縣公安局做傷情鑑定，用於兇手量刑。在鑑定的中途，法醫問起李母親器官捐獻的事，這時石祥林才知道，母親的肝臟和雙腎已經被摘除。
感到震驚的他，立即聯繫父親。父親表示，楊素勳醫生曾和自己溝通過，並且在此之前，醫生已經找過石子軍（石祥林的堂哥）商量過，當時石子軍告訴父親，不能將此事告訴石祥林，“怕他一時衝動，壞了身體。”
父親回憶起簽字當晚的細節，仍覺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他記得很清楚，籤捐獻書是在2月14日晚上，那晚石子軍把他叫去楊素勳辦公室“簽字”，跟他一起去的還有女兒石子慧。此前，父親曾無意中聽到石子軍和楊素勳打電話，楊一開始承諾補償16萬元，但石子軍討價還價，“不給20萬元不幹”。女兒原本也沒有考慮捐獻的事，但在2月13日晚上（簽字前一天），兩位堂哥找到她，就母親器官捐獻的事商量了很久，“幾個哥哥跟我講，醫生建議捐獻器官，國家會給一筆補償費”。
石子慧正在簽署“捐獻登記表”。圖源中國青年報
父親表示自己十分糾結，但簽字那天晚上，去到楊素勳辦公室後的他一下子沒了主意，“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最終，石祥林父親、妹妹在捐獻表上簽字並按上手印，落款時間為2018年2月14日——李萍被宣佈死亡的前一天。
在此之前，楊素勳在病歷中寫到，“告知家屬隨時有心跳驟停可能，患者家屬表示理解，要求放棄治療。”
一份轉賬記錄單顯示，李萍被摘取器官的第二天，石子軍的個人賬戶到賬20萬元，轉賬賬戶是一位名叫“黃超陽”的人。
李萍的肝腎“被捐獻”後，有人通過銀行向家屬轉賬20萬元。
一位器官捐獻協調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該捐獻登記表並非偽造的，關鍵在於，他們簽過名的“捐獻登記表”上，印章、登記單位、編號 等幾處重要說明均為空白。
簽署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
《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規定：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發現潛在捐獻者時，應當主動向劃定的OPO(人體器官獲取組織)以及省級紅十字會報告，禁止向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轉介潛在捐獻者。
按照法定流程，在找到潛在捐獻者後，楊素勳應立即向上級醫院報告，並由紅十字會安排協調員親自見證器官獲取過程。
事實證明，這是一次繞過紅十字會系統的“假捐獻”，沒有紅十字參與，也未通過正常渠道進行，“認定其是違規的行為。”
46萬元“封口費”
2019年4月，中央掃黑除惡第十四督導組進駐安徽省，石祥林遞交了舉報材料後，公安正式立案偵查，包括楊素勳在內的7人被逮捕。在等到這次立案之前，石祥林已經為“討個說法”奔波了一年。
楊素勳，54歲，被捕前是懷遠縣人民醫院ICU主任。公開資料顯示，楊素勳對顱腦損傷、呼吸循環衰竭等危急重疾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在周圍人的印象中，楊素勳話不多，人看起來很老實，很多同村人去城裡看病時都會聯繫他。
醫院ICU外面走廊的牆壁上懸掛著的楊素勳的資料。
2018年6月，在石祥林發現“捐獻蹊蹺”後，楊素勳曾多次讓“中間人”和石祥林所在村的會計楊金武聯繫，想與他私下和解。
最初是一名陳姓男子前來聯繫，想“一起坐下來調解”。陳姓男子願意給石祥林十幾萬元作為補償，表示“對家庭也沒什麼壞處”，但石祥林卻要求，“誠心的話給我80萬元”。最終兩人未能達成和解。
之後，又有一名石姓男子找石祥林約談，和解補償最終定為46萬元。第二天下午，石祥林書寫一份諒解書並簽字按手印後，楊素勳的妻子將一個袋子遞給他，裡面裝有46萬元現金，“我湊齊這46萬元也不容易，東借西借，你就不要告了。”
當時，石祥林口頭答應將不再追究此事。
在拿到46萬的當天，石祥林隨即向省衛計委調查組反映了“私下和解”的過程，但調查組稱，私下協商的事情不在其調查範圍內。“原本以為能坐實他的犯罪事實”，石祥林說。
之後，中間人曾再次聯繫，想要回46萬元，但石祥林表示，一年時間，46萬元只剩下10萬元，“一部分用作開銷，一部分就用到之前借錢去北京找說法。”
在李萍的屍檢鑑定書中提到，器官被摘除後的第5日和第7日，北京解放軍第302醫院、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分別對她的肝臟、腎臟進行病理檢查，並出具了報告。由於臨床實踐中，供肝冷缺血時間一般不超過15小時，腎臟冷保存不超過24小時，這說明最晚於2月16日凌晨，石祥林母親的兩個器官走到了“假捐獻”的最後一步，它們將永遠“歸屬於”別人的身體。
為什麼國家打擊人體器官買賣？
人體器官移植供需不平衡是個全球性問題，但中國人口多，缺口尤其大，因此器官販賣案件也更多。那是不是允許器官買賣後，許多問題就會不存在了？我們對精子和卵子的捐獻者給予報酬，為什麼對更加急需的器官就不能一視同仁？
其實從石祥林母親的“假捐獻”案我們可窺見一二。
器官買賣的本質，是將人體當作商品進行標價，這是對人體的褻瀆。以目前的國內環境，如果器官買賣合法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加瘋狂、暴力、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在供不應求的模式下，有錢人可以通過換器官來延續生命，而貧窮的人在賣出器官後依然難以跨越階層，買賣雙方的身份是被固定的。
2012年，一位網友臥底進入杭州非法腎源供養基地，當地公安機關介入後，搗毀非法窩點，救出30個被困的人。
正是如此，許多國家都出臺了“禁止器官買賣”的嚴格規定，哪怕是血液也無法進行自由買賣。
器官移植只能建立在“自願”、“無償”的基礎上，在倫理、法律的監督下進行。
器官捐獻之路有阻礙，但一直在進步
2019年10月4日，解放軍總醫院心臟移植手術室內，醫生成功將一顆來自幼兒（監護人同意）的心臟移植入一名2歲女童的體內，望著監測儀上正常跳動的數字，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氣。
面對“器官緊缺”問題，其實國際上已經有一套先進的模式可供借鑑，那就是“器官捐獻”。儘管我國的器官捐獻事業起步較晚，但相較以前已有很大的進步。
近幾年，自從開通了線上器官捐獻登記後，登記人數就翻了數倍。全球器官捐獻和移植觀察網數據顯示，2016年到2018年這三年，我國器官捐獻數量增幅一直高於20%，遠超同期的世界平均增幅；2018年，中國的器官捐獻數量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從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8年的4.53。
《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2015—2018)》顯示，中國器官捐獻的進步，不僅體現在數量上，還體現在質量上。
首先，為了縮短轉運時間，減少轉運環節的影響，衛健委印發了《關於建立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通知》，使得器官轉運時間平均縮短1至1.5小時；
其次，器官移植術後生存率居國際前列，比如肝臟移植，術後一年生存率達到92.5%，三年生存率達到89.3%；心臟移植，術後一年生存率達到90.8%；腎臟移植，術後三年生存率大於95.6%。
在這個過程中，不少移植創新技術開始應用於臨床，如無缺血肝移植、自體肝移植等肝移植技術國際領先；單中心兒童肝移植、心臟移植臨床服務能力居世界前列；器官保存與供體器官維護技術不斷改進……
回頭看，儘管器官捐獻已有長足進步，器官移植受到嚴格管制，但器官非法交易依然存在，甚至猖獗。器官交易後，必定要走上手術檯，跟醫院產生聯繫，如果審查嚴格，在醫院這個環節不難發現一些問題，很多案件將無法走到最後一步。
事實上，除了關係到倫理與法理，“器官非法買賣”還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它會成為民眾心中一顆產生“不確定感”和“恐懼感”的種子，我們期待“器官捐獻”越來越完善，早日拔掉這顆種子。
[1].《人體器官違規捐獻調查：封口費46萬 假捐獻真買賣？》.中國青年報,2019-08-29.
[2].《數說中國器官移植事業5年發展：我們繪製了“女媧補天圖”》.HUST數說,2019-12-26.
[3].《2018年我國器官捐獻位居世界第二 移植質量不斷提升》.新華網,2019-12-17.
[4]. 部分數據來源：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andTransplantation.
[5].《解放軍總醫院首例幼兒心臟移植成功》.人民網,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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