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2020年3月4日

张传伦

两宋最有名的一座碑,叫“誓碑”,《全宋文》称“戒碑”。相传碑的内容是宋太祖为警戒后世子孙不准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文臣,故立此碑。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全宋文》


可以说这是赵宋王朝最得历代士子、读书人赞扬的盛德,封建社会鲜有不杀文臣的帝王,向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谓。而两宋传国十八帝,享国祚319年,超过李唐前朝,当与此不杀文士之国策不无关联。

宋太祖建国于公元960年,距今千年间,是否真有此“誓碑”存在,秘藏于太庙,非继任皇帝不得一见,只供皇帝尊拜、谨誓。

此事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但勿庸置疑的是开国皇帝赵匡胤有此誓言而未必立此“誓碑”。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赵匡胤像


“誓碑”事最早录入陆游所著《避暑漫抄》。

陆游南宋大诗人,此书若真为陆所作,尚有一定可信度。问题是经后世研究鉴别此书乃明朝人假陆游之名的托作。

明朝人好事,文人尤甚。每每喜好自撰诗文,假托宋贤之名,企盼流布天下,多为文名不彰而又不甘沉寂的落魄书生所为,又与书商串通,肯下本钱刻书妄题名家以射利,而此等文人杜撰之心态往往很复杂。

但不乏佳作传世,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明人托岳飞之名而作的《满江红.怒发冲冠》。

明人不独托武将威名,亦重文士炫其才,藉以欺世盗名,乃有冒用诗人陆游之名而作《避暑漫抄》,所见最早的本子刻于明嘉靖年间。宋元两代正史稗传均无此书传世记载,大抵可为《避暑漫抄》载宋太祖“誓碑”藏于太庙为后世好事者所杜撰之明证,这情形绝似《满江红.怒发冲冠》。此词宋元年间无人知晓,明中叶才始流传开来,稍具史思之人,很容易得岀结论,岳飞的诗词,宋太祖的誓碑怎会不见于当世呢?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明朝人假陆游之名的托作《避暑漫抄》


《避暑漫抄》虽非宋人所作,然此书叙事甚佳,引人入胜,厥为有明一代好事好文好篡野史的文章高手之妙撰,奇文共欣赏,颇堪一阅,亦可应和国人读史“只重是非,不重真伪”的史学观,兹录如左: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世享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岀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诵讫,复再拜而岀,群臣及近侍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心腹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吕)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知云云’。”

太上是宋徽宗,曹勋乃南宋官员,奉使金国自虏地回江南,著《北狩见闻录》,载记多事实,然旧时臣子,又夹在圣上和太上之间,绝不敢据实完录,录中破绽已现,只从笔者录其上述两节中不难窥见,既然《誓碑》中凿凿刊明“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


宋朝没有“誓碑”只有此相关之誓言

《北狩见闻录》

徽宗又岂能托曹勋寄语高宗恐其不知太庙有祖宗誓碑云云?!

据《全宋文》卷七所记“戒碑”内容凡56字,与《避暑漫抄》只有一字之差,“显戮”与“刑戮”之别。

要知《全宋文》亦非宋人辑编,成书于当代。

今人有知“誓碑”者,大多只知内容为不杀上书言事之文人,而不明只是后两句涉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前面大部是说宽待前朝柴氏子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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