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獲得感當屬想象力的滋生和養成。一個人只有在充滿想象力的閱讀中才能更好地認識自我，認識身旁的世界，認識自己與大千世界的關係。
人畢竟是有靈魂的動物，需要讓靈魂有棲身之處。如果天天只關注柴米油鹽醬醋茶，天天只關注自己得到了什麼，天天只想著自己的日子過得舒服，那麼這個人就會變得封閉，變得固執，變得自以為是。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宗教，這一種一種的關係讓“人”變成了真正的人。人只有在各種關係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定位。
倘若要讓這些“關係”變得更好，就需要強大的想象力！人畢竟要跳出自我這個狹小的視界，要到各種各樣的關係中去形成更好的自我。
科學家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
法國作家雨果說：“想象就是深度。沒有一種精神機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對象，這是偉大的潛水者。科學到了最後階段，便遇上了想象。”
納博科夫也認為“想象”是一個作家形成自己獨一無二創作風格的重要條件：“在我看來，任何一部傑出的藝術作品都是想象，因為它反映的是一個獨特個體眼中的獨特世界。”
可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自福樓拜以來，西方小說開始拒絕強烈的戲劇性和想象性效果，推崇描繪日常生活中的各樣平庸而瑣細的事物，或是那些讓人分裂和瘋狂的事物，以此來營造一個時代的寫作氛圍。
而C.S.路易斯則放棄了這一“氛圍”，轉向了戲劇性和想象性的、看似幼稚的描寫，從而發出了這個時代氛圍中的“不和諧”之音。阿蘭·瓊斯(Alan Jones)認為《裸顏》是C.S.路易斯“最具智慧的小說，它重新書寫了丘比特神話和賽姬神話，把基督教現實以令人激動的、富有煽動性的故事講述出來”。
《裸顏》的“想象力”很明顯，藉助對阿普列烏斯（Lucius Apuleius）《變形記》（Metamorphoses,又名《金驢記》（The Golden Ass））的重新敘述和想象，講述了知識女性充滿神性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因熔鑄了個體的生命體驗而大放異彩。
想象力之一：重述神話
《裸顏》和《變形記》有眾多不同之處。原神話摻和了大量浪人傳奇、恐怖、諧趣、神怪、淫佚的風格，使得故事的主題變得撲朔迷離，故事的“想象力”變得天馬行空，未能把某一類“想象力”發揮到極致。
原神話的多神（阿波羅神、西風神、女神維納斯（venus）、愛神丘比特等）變成了現在的獨一神（一道偉大的聲音、驚鴻一瞥等）；
原神話中神的妒忌、仇恨等神性轉變為小說中公義公平的神性；
原神話中的兩位姐姐被丘比特處死，小說中的大姐“我”則被救贖，並賦予賽姬的美麗；
原神話的賽姬有私心和好奇心，小說中的賽姬只有對神執著的信仰和敬畏；
原神話中的女主角是賽姬，小說中的女主角已經變成了知識女性“我”；
原神話中的“我”是一個嫉妒心極強的女人，是一個負面形象，小說中的“我”則對賽姬充滿愛心，極力保護她不受傷害，並且“我”還具有了探索生命真實的因素，我是一個富有理性思維的人，最後居然放棄了自明態度。
“講述故事不是工具式地傳達情節和行動，而是一種富有創造活力的力量，它決定了整個故事能否取得成功。”
C.S.路易斯以充滿想象力的故事講述使小說“女主角具有了更錯綜複雜的動機和不同的性格，最後，甚至改變了這整個故事的性質”。他在小說的“後記”中肯定了自己所講述的故事的獨創性：“阿普列烏斯無異是個天才，但他與我的作品的關係，只算是‘材料來源’，而非‘影響’，更別說‘典範’。”
“社會－歷史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十九世紀小說的結構；因此，欲克服諸如此類範疇並超越這一水平，則不得不徹底摒棄這一結構。作為社會範疇質料的經驗性生活質料的自發性、不可避免的紊亂性的增強，則為象徵手段（包括神話象徵手段）所補償。”
因此，《裸顏》的故事情節也由社會－歷史架構的現實主義小說形式轉向世俗－天國（現實－將來）的敘述結構，人物形象塑造拋棄了希臘和羅馬神話的英雄主義模式，更注重神話敘述帶給個體生命的積極和消極的影響。
小說的“象徵手段”不僅僅是對神話原型的簡單再現，還“捕捉《變形記》特有的神髓”，從而傳達出與原神話不一樣的“想象力”，不一樣的生命形式和生命體驗，促使人們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有人指出，C.S路易斯的神話或童話寫作絕不僅僅為了純粹的想象：
“在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教誨意義，為了傳達這些意義，他會毫無保留地運用他能夠獲得的任何材料。”
苦難與聖愛，墮落與救贖是基督教小說中時常涉及的主題。涉及這樣的主題並不難，困難在於，在神話架構下怎樣避免小說陷入佈道的窠臼？如何讓人物的心理描寫看上去是“個人內心想象世界的真情實況”，而不是一種自我標榜的懺悔？這就要求小說敘述既能立足於現實，又要充分發揮想象；既要體現人內心的掙扎與煎熬，又能與現實中的自我形成真實的緊張關係。
埃裡沙·麥科馬克（Elissa McCormack）指出：“C.S.路易斯筆下那些沒有正確信念的人物形象，只要他們在生命中真誠地追求真理，就能最終獲得救贖的恩賜。”
《裸顏》中的神性敘述並不像托爾斯泰在《復活》中所做的，極力弘揚人道主義精神。它對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種品質，諸如愛、親情、自由、善良、智慧等的展示無一例外地因為個體的佔有慾而變質，因此小說中加入了不包含功利、嫉妒、邪惡等神性品質，以此作為個人追求真實人性品質的參照，形成對立鮮明的兩極，使犯錯誤的人能夠及時迴轉，起到督促他們向善向愛的作用。
《裸顏》神性敘述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在於對個體精神自由的肯定。這種精神自由不是一種真理式的既定狀態，而是如《約伯記》的敘事風格那樣具有強烈的辯論色彩。神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靠人單獨的、帶著盲目性的信仰過程，而是一種互動關係，人在精神自由的前提下不斷加深這種確信過程，哪怕產生了質疑甚至矛盾的思想和行動。
英國思想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論及人的精神自由時指出不要被一種絕對的真理所嚇倒，而是要在充滿“異議”的爭論氛圍中不斷地接近精神自由：
“只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著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並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
小說中詳細刻畫了“我”精神自由的方方面面，既有與希臘理性的交鋒，也有對男權統治秩序的反叛；既有對神性體驗的質疑和逃避，也有對迴歸神性體驗後的真實書寫。
神性敘述另一個重要特徵在於對奇幻事物的描寫，帶著不可知論的神秘色彩。它們往往具有一種不能用理性語言加以歸納的力量，超出了人的思維和想象區域；它們不是唯理主義的產物，它們拒絕承認或屈從一種既定的事實或言論；它們也要求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要學會理解自己的有限性，反思科學理性所帶給人們的通識教育。
德國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認為超理性、“超自然”的現象需要有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描述：“好的事物同樣是神聖的事物。這雖然聽起來令人奇怪，但卻是我的道德觀的總結。超自然的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的現象。”神秘的事物的描寫在現實理性之外表達了一種意義，“無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與我所能表示的有意義的東西相對立的背景。”
《裸顏》中對超自然現象的個人化和神性化描寫正表明了自然和理性之外的另一種意義就在於對個體理性的矯正，甚至是顛覆，使個體不至於陷入一種妄自尊大的信念中而看不到自我的有限甚至缺陷。
想象力之二：個人化的神蹟體驗
為了凸顯追求真理的這個過程，小說描寫了三類個人化的神蹟體驗：
一是巴狄亞等的馴化思維中的神蹟，它們是習慣了的宗教思維，是對不可知事物的盲目敬拜形式。 巴狄亞們從不質疑自己的信仰，對其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神蹟充其量不過是他們生活中的點綴。“我向來不敢妄談神及有關神的事。我對神不敢不虔信。……我認為愈少與神打交道，神便愈不會惹我麻煩。”
二是賽姬（Psyche）真實的信仰體驗，她以自己肉體生命和靈魂去實踐愛的信念。“在C.S.路易斯的大多數作品中，他常常暗示人類的一個最基礎的心願，即對天堂的嚮往。”賽姬的出生就是為了“我”和葛羅全地的救贖而來，她的目的地就是“天堂”，而不會為周圍環境的各種誘惑和逼迫所影響。
賽姬沒有像“我”那樣有著自己的故事和苦惱，她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她主動選擇經歷瘟疫，這也是她人生當中的第一次苦難，而且是作為純潔無過的人選擇經歷苦難。她出於一種全心的善，出於一種憐憫的愛，對患瘟疫的人實施拯救。儘管她不知道這是一種拯救，或是能夠拯救別人，但是別人都把她當作仙女、當作神一樣看待：
“她使環繞在她四周的一切事物變得美好。當她踩過淤泥，淤泥就美麗起來；當她在雨中奔跑，雨就鑲上銀絲。當她拾起一隻蟾蜍——蟾蜍變化為俊美——對任何長相的動物，她都具有一種奇特的卻又發自本心的愛。”
第三種是“我”真實而神奇的被救贖的曲折經歷。“我”的神性體驗並不像賽姬那樣與生俱來。當賽姬以自己與神的經歷來談論神時，“我”因為沒有經歷，仍然對她的話存在著一種隔膜和理性的判斷，因此“我”想方設法勸阻她。
“我”在年輕時是作為孤獨的鬥士形象出現的，在佔有與捨棄之間、在自我與神性之間，“我”不停地通過工作來證明自己對賽姬的佔有式愛的理解是正確的。“我”雖然經歷過奇幻的神蹟，
“當我抬頭再次向對岸的霧裡探看，所見的景象險些叫我的心跳出胸腔。那宮殿矗立在水一方，朦朦朧朧的（彼時彼地又有哪一物象不朦朧？）卻又十分具體、篤定，重重牆墉千回萬轉，柱列、拱廊、雕楹蟠延數畝，渾然美的迷陣，正如賽姬所說的，曠古絕今，世所未見。”
但是“我”的思維始終處於自我的理性判斷之中，即使某個時刻有過動搖，那也只是朦朧的，對於出現在面前的真實神蹟不敢用自己的理性來相信。“我”在年老準備自殺時再次經歷了神蹟，三幅畫中的圖像映射出自己的生命歷程，“我”發現自己就是渴望佔有的安姬，“所謂我是安姬，指的是我的靈魂像她那樣醜陋——既貪婪又嗜血。”
最終“我”走出了對賽姬畸形的愛，也走出了孤獨和自明的陰影，走向了充滿神性的自我，成為了又一個賽姬。
“C.S.路易斯是一位在20世紀充滿矛盾和對抗的世俗人文主義的文化語境中進行創作的基督教作家。”
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科學與理性大行其道，日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並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物質財富的豐饒。但是，人們在科學與理性的大旗下變得愈來愈盲目，並把這種盲目當作精神支撐，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基督教價值觀，忽略了把這些價值觀與實際生活相聯繫，這就使得基督教價值觀成為了一種理論擺設，也使得整個社會價值觀處於迷失和混亂的狀態。
“基督教不是一種學說，我是說，它不是一種對人的靈魂已經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的理論，它是對於人的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情的描述。”
路易斯對整個時代價值迷失的現狀、文學創作的“反映論”和虛無主義、人們閱讀的“現實性”等可謂刻骨銘心，他在《文藝評論的實驗》中說：
“現今的主要趣味是要求內容的現實性”，人們把文學虛構“忠實於生活”當作一種重要甚至是唯一尺度。因此，他嘗試著另外的創作方法——“我們不必堅持所有的文學都該有內容的現實性……並非所有的書應該在內容方面具有現實性，但每本書應當具有它假想擁有這種現實性。”
以此為基準，他的小說大都描寫富有想象性的現實，“讓小說敘述與基本的價值觀和真理相聯繫，並能夠與讀者建立關係”。因此，他筆下的神話圖景或宗教敘述並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清醒地從多樣的現實中選擇最有助於自我生命完善的東西,“它們涉及人類的道德處境和精神價值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通過它們可以戰勝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誘惑。”
小說的神性敘述並沒有脫離歷史，反而是在重述被遺忘的歷史；
小說的神性敘述也沒有脫離現實生活，而是對現實生活的修正；
小說虛構了葛羅王國及其百姓的信仰生活，同時還描繪了葛羅王與其他國王之間爾虞我詐、見利忘義的政治現實。
《裸顏》通過融合羅馬神話《變形記》的故事框架和基督教的救贖主題，塑造出一位具有個人主義和理性至上特徵的現代知識女性。在小說中，“我”是作為《裸顏》的寫作者和敘述者出現的，“我”敘述帶有強烈個性色彩和女性意識，並參與了種種政治生活，“我”的理性思考能力帶來的是政治上的榮耀，卻不能改變自己的生命。
於是我們看到，小說中特意借鑑了基督教神話的敘述和主題模式，把宗教意義上的神話想象和時間經驗傾注於生命敘述中，讓女主人公在神話改寫後的想象中經歷墮落－救贖的神蹟體驗，以此來探索新生命的存在形式，棄絕以個體理性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和人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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