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获得感当属想象力的滋生和养成。一个人只有在充满想象力的阅读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身旁的世界，认识自己与大千世界的关系。
人毕竟是有灵魂的动物，需要让灵魂有栖身之处。如果天天只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天天只关注自己得到了什么，天天只想着自己的日子过得舒服，那么这个人就会变得封闭，变得固执，变得自以为是。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这一种一种的关系让“人”变成了真正的人。人只有在各种关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定位。
倘若要让这些“关系”变得更好，就需要强大的想象力！人毕竟要跳出自我这个狭小的视界，要到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去形成更好的自我。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法国作家雨果说：“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这是伟大的潜水者。科学到了最后阶段，便遇上了想象。”
纳博科夫也认为“想象”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一无二创作风格的重要条件：“在我看来，任何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想象，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独特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
可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自福楼拜以来，西方小说开始拒绝强烈的戏剧性和想象性效果，推崇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样平庸而琐细的事物，或是那些让人分裂和疯狂的事物，以此来营造一个时代的写作氛围。
而C.S.路易斯则放弃了这一“氛围”，转向了戏剧性和想象性的、看似幼稚的描写，从而发出了这个时代氛围中的“不和谐”之音。阿兰·琼斯(Alan Jones)认为《裸颜》是C.S.路易斯“最具智慧的小说，它重新书写了丘比特神话和赛姬神话，把基督教现实以令人激动的、富有煽动性的故事讲述出来”。
《裸颜》的“想象力”很明显，借助对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变形记》（Metamorphoses,又名《金驴记》（The Golden Ass））的重新叙述和想象，讲述了知识女性充满神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因熔铸了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大放异彩。
想象力之一：重述神话
《裸颜》和《变形记》有众多不同之处。原神话掺和了大量浪人传奇、恐怖、谐趣、神怪、淫佚的风格，使得故事的主题变得扑朔迷离，故事的“想象力”变得天马行空，未能把某一类“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原神话的多神（阿波罗神、西风神、女神维纳斯（venus）、爱神丘比特等）变成了现在的独一神（一道伟大的声音、惊鸿一瞥等）；
原神话中神的妒忌、仇恨等神性转变为小说中公义公平的神性；
原神话中的两位姐姐被丘比特处死，小说中的大姐“我”则被救赎，并赋予赛姬的美丽；
原神话的赛姬有私心和好奇心，小说中的赛姬只有对神执着的信仰和敬畏；
原神话中的女主角是赛姬，小说中的女主角已经变成了知识女性“我”；
原神话中的“我”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是一个负面形象，小说中的“我”则对赛姬充满爱心，极力保护她不受伤害，并且“我”还具有了探索生命真实的因素，我是一个富有理性思维的人，最后居然放弃了自明态度。
“讲述故事不是工具式地传达情节和行动，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活力的力量，它决定了整个故事能否取得成功。”
C.S.路易斯以充满想象力的故事讲述使小说“女主角具有了更错综复杂的动机和不同的性格，最后，甚至改变了这整个故事的性质”。他在小说的“后记”中肯定了自己所讲述的故事的独创性：“阿普列乌斯无异是个天才，但他与我的作品的关系，只算是‘材料来源’，而非‘影响’，更别说‘典范’。”
“社会－历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十九世纪小说的结构；因此，欲克服诸如此类范畴并超越这一水平，则不得不彻底摒弃这一结构。作为社会范畴质料的经验性生活质料的自发性、不可避免的紊乱性的增强，则为象征手段（包括神话象征手段）所补偿。”
因此，《裸颜》的故事情节也由社会－历史架构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转向世俗－天国（现实－将来）的叙述结构，人物形象塑造抛弃了希腊和罗马神话的英雄主义模式，更注重神话叙述带给个体生命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小说的“象征手段”不仅仅是对神话原型的简单再现，还“捕捉《变形记》特有的神髓”，从而传达出与原神话不一样的“想象力”，不一样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促使人们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有人指出，C.S路易斯的神话或童话写作绝不仅仅为了纯粹的想象：
“在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教诲意义，为了传达这些意义，他会毫无保留地运用他能够获得的任何材料。”
苦难与圣爱，堕落与救赎是基督教小说中时常涉及的主题。涉及这样的主题并不难，困难在于，在神话架构下怎样避免小说陷入布道的窠臼？如何让人物的心理描写看上去是“个人内心想象世界的真情实况”，而不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忏悔？这就要求小说叙述既能立足于现实，又要充分发挥想象；既要体现人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又能与现实中的自我形成真实的紧张关系。
埃里沙·麦科马克（Elissa McCormack）指出：“C.S.路易斯笔下那些没有正确信念的人物形象，只要他们在生命中真诚地追求真理，就能最终获得救赎的恩赐。”
《裸颜》中的神性叙述并不像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做的，极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它对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品质，诸如爱、亲情、自由、善良、智慧等的展示无一例外地因为个体的占有欲而变质，因此小说中加入了不包含功利、嫉妒、邪恶等神性品质，以此作为个人追求真实人性品质的参照，形成对立鲜明的两极，使犯错误的人能够及时回转，起到督促他们向善向爱的作用。
《裸颜》神性叙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肯定。这种精神自由不是一种真理式的既定状态，而是如《约伯记》的叙事风格那样具有强烈的辩论色彩。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人单独的、带着盲目性的信仰过程，而是一种互动关系，人在精神自由的前提下不断加深这种确信过程，哪怕产生了质疑甚至矛盾的思想和行动。
英国思想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论及人的精神自由时指出不要被一种绝对的真理所吓倒，而是要在充满“异议”的争论氛围中不断地接近精神自由：
“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小说中详细刻画了“我”精神自由的方方面面，既有与希腊理性的交锋，也有对男权统治秩序的反叛；既有对神性体验的质疑和逃避，也有对回归神性体验后的真实书写。
神性叙述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对奇幻事物的描写，带着不可知论的神秘色彩。它们往往具有一种不能用理性语言加以归纳的力量，超出了人的思维和想象区域；它们不是唯理主义的产物，它们拒绝承认或屈从一种既定的事实或言论；它们也要求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要学会理解自己的有限性，反思科学理性所带给人们的通识教育。
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超理性、“超自然”的现象需要有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描述：“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的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的现象。”神秘的事物的描写在现实理性之外表达了一种意义，“无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与我所能表示的有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背景。”
《裸颜》中对超自然现象的个人化和神性化描写正表明了自然和理性之外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对个体理性的矫正，甚至是颠覆，使个体不至于陷入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念中而看不到自我的有限甚至缺陷。
想象力之二：个人化的神迹体验
为了凸显追求真理的这个过程，小说描写了三类个人化的神迹体验：
一是巴狄亚等的驯化思维中的神迹，它们是习惯了的宗教思维，是对不可知事物的盲目敬拜形式。 巴狄亚们从不质疑自己的信仰，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神迹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点缀。“我向来不敢妄谈神及有关神的事。我对神不敢不虔信。……我认为愈少与神打交道，神便愈不会惹我麻烦。”
二是赛姬（Psyche）真实的信仰体验，她以自己肉体生命和灵魂去实践爱的信念。“在C.S.路易斯的大多数作品中，他常常暗示人类的一个最基础的心愿，即对天堂的向往。”赛姬的出生就是为了“我”和葛罗全地的救赎而来，她的目的地就是“天堂”，而不会为周围环境的各种诱惑和逼迫所影响。
赛姬没有像“我”那样有着自己的故事和苦恼，她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她主动选择经历瘟疫，这也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苦难，而且是作为纯洁无过的人选择经历苦难。她出于一种全心的善，出于一种怜悯的爱，对患瘟疫的人实施拯救。尽管她不知道这是一种拯救，或是能够拯救别人，但是别人都把她当作仙女、当作神一样看待：
“她使环绕在她四周的一切事物变得美好。当她踩过淤泥，淤泥就美丽起来；当她在雨中奔跑，雨就镶上银丝。当她拾起一只蟾蜍——蟾蜍变化为俊美——对任何长相的动物，她都具有一种奇特的却又发自本心的爱。”
第三种是“我”真实而神奇的被救赎的曲折经历。“我”的神性体验并不像赛姬那样与生俱来。当赛姬以自己与神的经历来谈论神时，“我”因为没有经历，仍然对她的话存在着一种隔膜和理性的判断，因此“我”想方设法劝阻她。
“我”在年轻时是作为孤独的斗士形象出现的，在占有与舍弃之间、在自我与神性之间，“我”不停地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对赛姬的占有式爱的理解是正确的。“我”虽然经历过奇幻的神迹，
“当我抬头再次向对岸的雾里探看，所见的景象险些叫我的心跳出胸腔。那宫殿矗立在水一方，朦朦胧胧的（彼时彼地又有哪一物象不朦胧？）却又十分具体、笃定，重重墙墉千回万转，柱列、拱廊、雕楹蟠延数亩，浑然美的迷阵，正如赛姬所说的，旷古绝今，世所未见。”
但是“我”的思维始终处于自我的理性判断之中，即使某个时刻有过动摇，那也只是朦胧的，对于出现在面前的真实神迹不敢用自己的理性来相信。“我”在年老准备自杀时再次经历了神迹，三幅画中的图像映射出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发现自己就是渴望占有的安姬，“所谓我是安姬，指的是我的灵魂像她那样丑陋——既贪婪又嗜血。”
最终“我”走出了对赛姬畸形的爱，也走出了孤独和自明的阴影，走向了充满神性的自我，成为了又一个赛姬。
“C.S.路易斯是一位在20世纪充满矛盾和对抗的世俗人文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创作的基督教作家。”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科学与理性大行其道，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饶。但是，人们在科学与理性的大旗下变得愈来愈盲目，并把这种盲目当作精神支撑，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基督教价值观，忽略了把这些价值观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这就使得基督教价值观成为了一种理论摆设，也使得整个社会价值观处于迷失和混乱的状态。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路易斯对整个时代价值迷失的现状、文学创作的“反映论”和虚无主义、人们阅读的“现实性”等可谓刻骨铭心，他在《文艺评论的实验》中说：
“现今的主要趣味是要求内容的现实性”，人们把文学虚构“忠实于生活”当作一种重要甚至是唯一尺度。因此，他尝试着另外的创作方法——“我们不必坚持所有的文学都该有内容的现实性……并非所有的书应该在内容方面具有现实性，但每本书应当具有它假想拥有这种现实性。”
以此为基准，他的小说大都描写富有想象性的现实，“让小说叙述与基本的价值观和真理相联系，并能够与读者建立关系”。因此，他笔下的神话图景或宗教叙述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清醒地从多样的现实中选择最有助于自我生命完善的东西,“它们涉及人类的道德处境和精神价值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通过它们可以战胜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惑。”
小说的神性叙述并没有脱离历史，反而是在重述被遗忘的历史；
小说的神性叙述也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对现实生活的修正；
小说虚构了葛罗王国及其百姓的信仰生活，同时还描绘了葛罗王与其他国王之间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政治现实。
《裸颜》通过融合罗马神话《变形记》的故事框架和基督教的救赎主题，塑造出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和理性至上特征的现代知识女性。在小说中，“我”是作为《裸颜》的写作者和叙述者出现的，“我”叙述带有强烈个性色彩和女性意识，并参与了种种政治生活，“我”的理性思考能力带来的是政治上的荣耀，却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
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特意借鉴了基督教神话的叙述和主题模式，把宗教意义上的神话想象和时间经验倾注于生命叙述中，让女主人公在神话改写后的想象中经历堕落－救赎的神迹体验，以此来探索新生命的存在形式，弃绝以个体理性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和人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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