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魏建克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長沙清水塘，1930年11月楊開慧被國民黨殺害，年僅８歲的毛岸英在上海領著岸青、岸龍兩個小弟弟，以拾破爛、撿煤渣、推人力車謀生。1936年之後他客居蘇聯，先後在蘇雅士官學校、莫斯科列寧軍事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深造，期間參加了蘇聯共產黨，後被授予中尉軍銜，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坦克部隊連指導員的身份參加了蘇聯反攻德軍的戰爭，隨蘇軍攻克了柏林並遠涉波蘭和捷克等國家。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又進入了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學習政治經濟學。他14歲到23歲在蘇聯生活的這一段時間裡可謂是表現突出，令人讚歎。蘇聯的一些人直到現在還能記起這位名為謝爾蓋的中國青年，只是當時他們並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聲名日隆的中國共產黨的新領袖。1945年12月初，毛岸英從蘇聯回國來到延安，到1947年4月離開，一共在延安生活了17個月。他在延安近一年半的生活中，留下了許多值得回憶的歷史片段。
毛澤東、毛岸英父子
秘密返延：父子重逢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參加完重慶談判後，回到延安。他顧不上休息，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到了11月中旬，毛澤東的身體開始出現異常，有時全身發抖，手腳痙攣，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停止工作，進行治療。由於當時延安的各主要醫院已大部撤離，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負責給毛澤東治病的醫生傅連暲也束手無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經請示毛澤東同意，給斯大林發了一份電報，詳細說明了毛澤東的病情，希望蘇聯醫療專家能給毛澤東的治療提供一些意見。不久，蘇聯方面回電說，從電報上他們的醫學專家無法確診毛澤東的病情，建議由他們派醫生去延安為毛澤東治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蘇聯飛機飛抵延安。受蘇聯的指派，外科醫生阿洛夫和內科大夫米爾尼柯隨機抵達。同機到達的還有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毛岸英的歸國日期黨史學界仍存在很大爭議。筆者經過認真對照，毛澤東生病是在1945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康復，蘇聯給中國的電報是在12月初，且告知不久即派醫生前往，蘇方不可能在毛澤東病情好了之後才派醫生前往，故認為1945年12月初的可能性較大，但仍需進一步考證），為了安全起見，毛岸英乘坐蘇聯飛機回國之事，當時並不被外人所知。毛澤東聽說兒子也回到了延安，帶病來到機場迎接。毛岸英身穿蘇聯陸軍上尉軍服走下飛機，毛澤東看到闊別18年的兒子，走上前去，和快步走過來的兒子緊緊地握住了雙手。毛澤東看著兒子，帶著慈父的感情說道：“你長這麼高了！”傍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體來賓，毛岸英也出席了晚宴。宴會後，毛澤東請機長到他的住處座談，並當場讓師哲給斯大林寫一封感謝信，說明阿洛夫和米爾尼柯大夫及他的兒子毛岸英等均已安全抵達延安。
毛岸英的回國無疑對毛澤東病情的恢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修養，毛澤東的心情、精神狀態和健康狀況都有了明顯好轉。到12月中旬，毛澤東已經完全康復，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去了。
入鄉隨俗：中式改造
毛岸英回到延安後，中央辦公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際處暫住。交際處是一個招待來延安客人的地方，吃住的條件相對標準要高得多，當時這件事誰也沒有讓毛澤東知道。一天，毛澤東到交際處來看望客人，正好看到毛岸英在交際處和其他客人談話。毛澤東看望客人後，詢問交際處的負責人：“岸英也住在這裡？”負責人回答：“是的。”毛澤東又問：“為什麼讓他住在這裡？”負責人回答：“這是上級領導的意思，主要考慮到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生活上不大習慣，讓他在這裡先適應一段時間，反正馬上要分配工作。”毛澤東聽後，只是“唔”了一聲，當時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毛岸英就搬離了交際處，住到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院內。當時，延安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有高、中、大三種灶：高灶供司令員、政委、參謀長用餐，四菜一湯；中灶供部長、處長、主任用餐，兩菜一湯；大灶供一般幹部、戰士用餐，只有土豆燴菜。依照司令員賀龍的意見，把毛岸英安排在中灶就餐。毛澤東知道後，堅決要求兒子按照戰士的標準到大灶就餐。
毛岸英剛回到延安的一段日子，由於在蘇聯呆的時間長，已經養成了與延安不同的生活習慣，比如喜歡直呼別人的名字，習慣用手勢表達個人的意見，說話隨便，有些不講方式。同時，也總愛穿著在蘇聯時的服裝，把自己打扮得與眾不同。一天下午，毛澤東把毛岸英叫來，兩人坐在屋外大柳樹下的石桌旁，親切交談。毛澤東看著岸英，認真地說道：“岸英，你現在回國了，不是在蘇聯，要按東方人的傳統習慣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靜，要規規矩矩的和別人說話。”毛岸英點了點頭。毛澤東接著問道：“你在蘇聯經常讀中國書嗎？”毛岸英回答：“經常讀，讀過《紅樓夢》、《水滸傳》，還有魯迅的作品……”毛澤東抬頭看著兒子說：“還好，應當知道中國的知識，更要懂得中國革命的知識。”說到這裡，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臉上露出鄭重而又嚴肅的表情說：“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可是你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到農村去，拜農民為師。在這個大學裡，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你說好不好？”毛岸英看了看父親，愉快地答應了。
謹遵父命：拜師務農
毛岸英答應父親的要求之後，向周圍的同志問了許多農民生活的情況。毛澤東也找賀龍商量，決定把岸英送到延安縣柳林區二鄉吳家棗園吳滿有家勞動。吳滿有是七大代表，又是毛澤東的農民朋友。
據吳滿有的大兒子回憶，毛岸英是在初春時來到吳滿有家的，此時的天氣還是比較冷。臨行前，毛澤東讓毛岸英脫下西裝，穿上了父親打過補丁的舊灰布衣褲，十足的農民打扮。在賀清華、周西林等同志的帶領下，毛岸英自帶行李、口糧和種子，步行了幾十里路來到了吳家棗園。
毛岸英到吳滿有家後，就拜吳滿有為師，並和吳滿有的兩個兒子仲富、仲貴交上了朋友，以哥弟相稱。由於吳滿有是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模範，又擔任延安縣參議會副議長，公差多，有時十天半月不在家，吳滿有就給兩個兒子作了分工：大兒子負責和毛岸英一起學習開荒種地、收割碾打；二兒子有些文化，就負責毛岸英到鄉里、城裡和中央機關裡的走動。
在跟吳滿有拜師務農的日子，毛岸英學會了開荒、鋪場、碾場、揚場等農活。毛岸英肯吃苦、賣力氣；善於學習，明道理；趕上活忙，從不偷懶；遇事總是多思多問多學，當學生有學生樣。根據吳仲富回憶：“我們家開荒多，南山裡挖出60多垧坡地，忙不過來時還要僱幾個工，都是些和岸英歲數相仿的年輕後生。每天早晨，我就領他們上山了。新開荒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滿坡窪的梢林、檸條、龍柏、麻芮子、狼牙刺、酸棗刺，砍了梢還要刨根，要挖很深很深的坑，砍樹根子時老钁杷往往彈得人手腕疼痛難忍。岸英就專挑這挖樹根的重活幹，幾天下來，手上就打起了血泡。開荒地，岸英他掄起钁頭不會左右來回掏，只會向上掏，像打衝鋒那樣，一股勁向前走。要叫他來回掏，步子便跟不上，钁腦子也掄不圓，趔趔趄趄的，把我們笑得肚子疼。他則一點不馬虎，虛心向我請教。我也不會講，便橫走一步掏一下，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覆覆地給他做動作看。他便跟著我學掏起來，走了幾個來回便熟練了。這下子他才覺得幹活也有訣竅，掌握了竅門既省力氣又出活。”
毛岸英一個月回一次延安。在學習勞動期間，衣服破了自己縫，釦子掉了自己綴，還學著燒火做飯，燜黃米乾飯，炒酸菜粉條，蒸米飯餾饃饃，什麼都幹。他不僅和吳滿有一家老小成了至交，而且與幫工後生們也不分彼此，經常比賽勞動甚至摔跤。有一次，他在山上勞動休息時，比他大3歲的長工楊培柱說：“聽說你在蘇聯當過紅軍，打過仗，敢不敢和我摔跤？”毛岸英看了看楊培柱，站起來脫下外衣，走上去就抱住楊培柱。他倆在山地裡滾來滾去，弄得黃塵紛揚，不分輸贏。後來，他倆還成了至交。１９４９年冬，楊培柱還收到毛岸英從北京寄給他的一封信和6張相片，讓他熱愛家鄉，積極生產，並請他有機會進京做客。在吳家棗園的日子，幾乎每天晚上，毛岸英總是抽出時間教村裡的年輕人和娃娃們識字。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但漢語卻說不準，吳仲貴就充當他的翻譯。
生活點滴：平凡偉大
在毛岸英接受勞動鍛鍊的日子裡，總是不忘關心革命的發展，每次回延安見到父親，時常請教父親有關革命和社會問題。1946年4月23日，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召開，毛岸英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提前一天趕回延安，作為參與會議的《解放日報》記者組成員。會議召開期間，他不僅在會議上聽各位領導、參議員的講演和討論發言，而且與記者們一道學習、採訪、探討問題，掌握了不少實際情況，對中國革命發展及“三三制”政權、土地改革、精兵簡政等邊區政權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較深理解，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和革命水平。對毛岸英來講，特別感受深的是邊區良好的黨群關係、幹群關係，使他增進了對陝北人民的情誼。
會議結束後，在毛岸英準備返回吳家棗園前，他向父親彙報了這次工作，談了一些蘇聯和延安在政權建設方面的不同感受，並指出需要更加密切黨與廣大老百姓的關係，贏得了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滿意地說：“你收穫不少，是努力了。”毛澤東還特意讓毛岸英把手伸出來，當看見兒子手上的血泡，毛澤東說：“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有血泡，說明你還沒學好，等手上老繭厚了，才能說你在‘勞動大學’畢業了”。
之後，毛岸英在勞動學習上更是努力。1946年秋天，吳滿有家又獲得了大豐收，毛岸英和吳家人一樣，心裡說不出的高興。同時，也在這個時候，以胡宗南為首的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邊區，延安縣委書記劉秉溫去了吳滿有家好幾次，要求吳滿有把毛岸英送回延安。可毛岸英還是照舊幹活吃飯，絲毫沒有走的意思。在組織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到了延安。
在吳滿有家參加勞動大約半年時間，毛岸英即從“勞動大學”畢業再次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國民黨對延安的大舉進攻，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通過了保衛延安的命令，中央大部機關撤離延安。毛岸英跟隨中宣部撤到瓦窯堡一帶，繼續做黨的宣傳工作。1947年4月，他又隨中央土改工作團到山西臨縣郝家坡參加由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小組，從此告別了延安，也告別了陝北這塊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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